初来乍到，一切即新奇又陌生。但是，语言不流畅阻碍了想去了解和渴望表达的急迫心愿；孤身一人没朋没友是当时最大的困苦。出国前，自以为英语水平能应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交个朋友应该不成问题。其实不然。是否能灵活自如地使用一门外语，除了要学懂语法、熟记单词，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和习惯用法。刚来的时候，听人讲话总是胆战心惊，生怕漏掉一个字；自己要说的时候，先是想中文再心译成英文，然后结结巴巴讲出来，免不了仓惶出错。没有人有耐心去解读或猜测聊天对象的真实话意。短暂问候、交流还可以，多说上三四句，别人就失去了兴趣。这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谈得来、交流得开心舒畅，才能成为朋友；没有说话对象，就更谈不上改进和提高语言水平。
处在一个英语的环境，要学会、提高英语水平，还是要靠自己积极主动地利用现成的有利条件，下功夫、去努力。那时南非晚间新闻是用英语或南非荷兰语隔天播报，我规定必须收看每两天一次的半小时英语新闻，一人在宿舍里没事就把收音机耳机带上，收听电台英文广播，不管听懂听不懂，都要坚持。有时带着耳机就睡着了，第二天眼没睁开，就听到有人在说话，赶紧起身看个究竟，才发现是收音机没关。Grahamstown文化气息很浓，拥有五十几座不同风格、教派的教堂，每当周日，我就一大早到教堂去会友、喝茶练英语，一周换一个教堂。我发现走进教堂，人人都变成人面善心，可亲可爱，特有耐心。走出了教堂，迎面走过也恍如陌生。我在办公室阅读文献，一般要做到不仅用眼睛看，还要张口读出声来。我的办公室就在厕所旁边，系里的教授、讲师在茅房里都聆听过我的读书声，开始由于听不懂，所以他们就更认真、专心地听，想知道这个Chinese在说什么？与谁说话？渐渐地听得懂了，才知道全是空洞无味的推论、结语。就这样日积月累，滴水成河，英语水平才慢慢地有了提高。
大学毕业后，因较长时间从事工业应用研究工作，接触的人和事都是直接、现实的。一下子回到安静地大学环境，心境很难平静下来，对学术问题的专研深入不下。拿起文献细读不到十分钟，心绪就开始飞扬起来。好在Grahamstown是一个学术小镇，没有其它诱惑和选择，散漫的心也就渐渐恢复了平静。头六个月，我坚持按照在国内读大学时的生活、学习规律，每天宿舍、食堂、系办公室三点一线，白天按要求完成助教和实验课外，就呆在图书室看文献做笔录，晚上除了看新闻，就回到办公室，整理文献摘要，写文献综述。天天如此，周日节假日也不例外。系主任由于与老婆关系不好，节假日也经常一个人呆在系办公室，几个月下来，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持续坚持刻苦用功的精神，他很欣慰，并给我创造和提供了许多优惠的学习、生活条件。
当时南非有为数不多的华侨，新侨主要以台湾人为主。系主任见我孤独一人，就主动与伊丽莎白港华人协会联系，请华人协会能有机会邀请我参与他们的活动，让我能在陌生环境里找到相同的语言、文化和传统。那年我有幸被邀请参加双十国庆庆典，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唱中华民国国歌，注目青天白日满的红国旗冉冉升起，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经历和感受。人间沧桑，风回轮转，同为炎黄后代，为何各竖旗帜？在三天时间里，四、五家老华侨轮流接来送去、安排住食，让我感动至深。
本地老华侨大都是从广东梅县移居南非的第三代华人，他们一般不会讲中文，非常纯朴、真诚、好客。在种族隔离时期，华人生活在黑与白的夹缝之中，政治上是被遗忘和忽视地族群，华人大都拥有自己的生意，而生意对象是广大的黑人和有色人群体，市场巨大，几乎没有竞争，一个小生意就可赚到金银满盆。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华人的经济地位都在中等水平以上，个别经营有方的华人在当地还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豪。他们生活悠闲富有，开名贵好车，住豪宅别墅，家里有佣人做饭、洗衣、带小孩、打扫卫生。按照种族隔离的政策法律，华人被划入有色人种（Coloreds），应居住在有色人区。但按种族定义Coloreds是指混血人种，当时中国人就抗争、不满被划归Coloreds，因为中国人是纯种华人，没有与其它种族混血，为什么把我们划入混血的Coloreds？但华人人数太少，在很多城市华人都被默许居住在白人区，由于伊丽莎白港的华人人数较多，政府专门划出一块区域，规定为华人居住区，街道都用中国的地名来命名，像：北京路、桂林路。并建有专门的华人学校。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台湾与南非建立外加关系，南非又急需外来投资，政府正式修改种族法令，给予日本人和中国人“荣誉白人（Whites Status）”的身份，政府还出台了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一段时间，台湾人大量移民南非。刚来南非时结交的中国朋友都是台湾人。这帮台湾人是带着大把钞票来到南非的，出手不是名车，就是豪宅，经常是大庭广众之下，黏着口水数钞票，着实让当地人开眼界，见识了中国富豪的阔气。出国时，我心里明白口袋没钱是穷人，但当时在南非人眼里中国人都是有钱人！自然让我也充当了几天假富豪！
一天我刚吃完晚饭，回到宿舍，有人敲门说外面有人找，我心存疑惑来到楼下，只见一位个子矮小的华人妇女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她自我介绍名叫Eva，她是听人说起我，就热情、自主地来邀请我到她家做客。周末来到Eva家，她家位于白人与有色人区交界处，占地两千平米，临街是一个两百平米的店面，从酱油、盐、食品到电器衣物、鞋帽等等，都有出售，后面是住家大豪宅，院内养了两条凶猛的狼狗。Eva出生在比勒托维亚，受过高等教育，是注册医务护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南非华人人数太少，既难与白人交往，也不愿降格与黑人、有色人通婚。华人的生活、社交、婚姻都局限于本民族， Eva是经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下嫁来到Grahamstown。丈夫叫Hemphrey，一个高中肄业生，家中老二。结婚成家后，父母就把一部分生意、物业过户给了他。Hemphrey的哥哥就是镇上中餐馆的老板Gary。Gary的太太叫Elizabreth，在大学音乐系当秘书。她出生于约翰内斯堡的华人世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大学毕业后，经由媒婆牵线搭桥，与小学毕业的Gary结婚组成家庭。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女孩子，要与一个平淡、肤浅的丈夫生活在宁静的小镇上，其勇气和坚韧让人敬佩！自认识Eva后，每到周末，她都要打电话来，热情邀请我跟他们到海边别墅渡周末。他们在附近海滨小镇Port Alfred拥有一间临海大别墅，有十来间卧室，每到周末，附近的亲戚、朋友被邀来渡假，星期五下午Eva就带着小孩、拥人先到别墅安排食宿，周六大家陆续到来，Hemphrey驾着自家的快艇，带大家滑水钓鱼，傍晚回来，水面上快艇穿梭，喝着啤酒，吃着美味鲜嫩地海鲜烧烤，恍入世外桃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