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两国一前一后发生了重大的校园惨案。14日，在美国康州一个小镇，20岁的亚当·兰扎持枪闯入校园，杀死了那么多孩童，制造了美国史上最惨重的校园枪杀案。就在同一天，在中国河南光山县也发生一起男子持刀闯入校园砍伤22名小学生的恶性案件。几天来，美国举国乃至全世界都弥漫着一种悼念美国孩童被杀的悲伤。反观河南光山县受伤的孩子们，有多少人在关注他们的生命?不要说像美国那样的从总统到百姓们举国为孩子们悲哀，只说光山当地有关部门为孩子们感到悲伤了吗?为何国内外媒体没有那么重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不如美国孩子的命儿那么值钱?

　　从媒体报道我们知道了，在案件发生时，美国的小学教师们表现非常勇敢，在关键时刻老师们完全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用自已的生命保护孩童。媒体报道说，校长霍奇斯普隆(Dawn Hochsprung)听到枪声后，立即跑出走廊，企图制止兰札行兇，结果惨遭枪轰头部丧命。几名教师竭尽全力、以自己生命制止杀戮。52岁特殊教育教师墨菲(Anne Marie Murphy)亦以身体保护学生，警方在课室发现其尸体时，她仍紧抱数名幼童，惜全都死亡。

　　她们太勇敢了!不能不说美国小学老师的勇敢表现令人无比感慨，无比敬佩!说这些小学老师就是英雄一点都不过分。想想看，如果这些教师在关键时刻表现的像范跑跑，那校园里的后果更是不敢想像。

　　27岁的一年级教师韦琪·索托为了救学生而献出了生命。韦琪让学生躲进壁橱中。

　　当枪手进入教室的时候，她挡在学生躲藏的壁橱前，不幸被打死。

　　转过头再看看河南光山县的校园凶杀案，我的脑海中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老师呢?他们的老师都跑到哪里去了?还有校长呢?校长大人躲到哪里去了?据报道说，凶手拎着刀从一楼上到三楼。那时候校长和老师都在干什么呢?我不想再多说什么，现特别转来华声论坛张英的文章请博友们阅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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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不同国度，两起类似案件发生后，人们在悲痛之余，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其中的事后表现差异上。虽说两起惨案发生的时间在同一天，但无论在官方反应还是在媒体关注度上两个国家却迥然不同。河南光山校园惨案发生后，当地政府的官方网站发出了消息，随后撤去，并取消原定于15日的发布会，此后两天内集体失声。尽管有媒体前往采访，却被当地政府晾在一边，相关部门也未作出任何回应。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全国各地政府降半旗为死难孩童致哀的同时，河南光山的官员却在使用各种手段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甚至以“校方负责人不在,无法调取监控”为由，拒绝透露详细情况。

　　由于消息的封锁，媒体的跟进显然受到局限，在这两天的新闻报道中，美国校园枪杀案占据了国内不少媒体的主要版面，而光山校园惨案却难见零星报道。在美国的各媒体群起展开有关校园安保措施、孩童心理安抚、枪支管理等问题的讨论时，我们却在焦虑地等待有关光山校园惨案的详尽情况。甚至，山东某大学一群大学生为大洋彼岸的死难儿童点起蜡烛致以哀思时，我们还在孜孜以求光山校园惨案的各种成因。更不可思议的是，当媒体问光山官员，行凶者是否精神疾病患者时，官员回应为“讨论这个有意义吗?”。

　　两起案件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例如死、伤者均为没有自保能力的幼童，犯案者均为患有精神障碍的男性。但两起案件又有着显然的不同，康涅狄格校园惨案中三名教师以肉身挡子弹护住孩子，校长与学校心理医生冲出与歹徒搏斗身亡。而光山校园惨案，新闻报道称“十几名孩子顶住教室前门，以救全班学生”，在伤害案中，有的小学生被砍得颅骨翻起，有的手指被砍断。但遍阅有限的报道，没有发现校方教职人员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保护孩子。两幅与邪恶相搏的场景，前者令人动容，后者让人心惊。

　　校园惨案的发生，从技术层面上而言，我们固然应该探讨安保措施、安全教育、校方监管等方面的机制建立与运行，同时也应追究在这些方面疏于管理的责任。但将这些问题解剖到最深处，便无法摆脱一个终极考问，那就是因保护不力而引发灾难之后，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遭遇不测的生命?是连篇累牍地讲述他乡的灾难，以冲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幸，还是应该将悲悯同时施予离我们最近的灾难，并化为责任与力量，正视自己的缺陷和问题?

　　生命是等价的，不因肤色、国度、人种的差异而变化，羔羊般的孩子在邪恶面前的战栗，因暴力而逝的年幼生命，都让人心痛而悲伤。但无疑，有一种悲伤更为沉痛，那便是将逝去的生命掩埋在不负责任的冷漠中，甚至极力逃避“起底”调查，并沉默以对良心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