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兩國一前一後發生了重大的校園慘案。14日，在美國康州一個小鎮，20歲的亞當·蘭扎持槍闖入校園，殺死了那麼多孩童，製造了美國史上最慘重的校園槍殺案。就在同一天，在中國河南光山縣也發生一起男子持刀闖入校園砍傷22名小學生的惡性案件。幾天來，美國舉國乃至全世界都瀰漫着一種悼念美國孩童被殺的悲傷。反觀河南光山縣受傷的孩子們，有多少人在關注他們的生命?不要說像美國那樣的從總統到百姓們舉國為孩子們悲哀，只說光山當地有關部門為孩子們感到悲傷了嗎?為何國內外媒體沒有那麼重視他們的生命?他們的生命就不如美國孩子的命兒那麼值錢?

　　從媒體報道我們知道了，在案件發生時，美國的小學教師們表現非常勇敢，在關鍵時刻老師們完全不顧個人安危，敢於用自已的生命保護孩童。媒體報道說，校長霍奇斯普隆(Dawn Hochsprung)聽到槍聲後，立即跑出走廊，企圖制止蘭札行兇，結果慘遭槍轟頭部喪命。幾名教師竭盡全力、以自己生命制止殺戮。52歲特殊教育教師墨菲(Anne Marie Murphy)亦以身體保護學生，警方在課室發現其屍體時，她仍緊抱數名幼童，惜全都死亡。

　　她們太勇敢了!不能不說美國小學老師的勇敢表現令人無比感慨，無比敬佩!說這些小學老師就是英雄一點都不過分。想想看，如果這些教師在關鍵時刻表現的像范跑跑，那校園裡的後果更是不敢想像。

　　27歲的一年級教師韋琪·索托為了救學生而獻出了生命。韋琪讓學生躲進壁櫥中。

　　當槍手進入教室的時候，她擋在學生躲藏的壁櫥前，不幸被打死。

　　轉過頭再看看河南光山縣的校園兇殺案，我的腦海中產生的第一個疑問就是，老師呢?他們的老師都跑到哪裡去了?還有校長呢?校長大人躲到哪裡去了?據報道說，兇手拎着刀從一樓上到三樓。那時候校長和老師都在幹什麼呢?我不想再多說什麼，現特別轉來華聲論壇張英的文章請博友們閱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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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不同國度，兩起類似案件發生後，人們在悲痛之餘，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其中的事後表現差異上。雖說兩起慘案發生的時間在同一天，但無論在官方反應還是在媒體關注度上兩個國家卻迥然不同。河南光山校園慘案發生後，當地政府的官方網站發出了消息，隨後撤去，並取消原定於15日的發布會，此後兩天內集體失聲。儘管有媒體前往採訪，卻被當地政府晾在一邊，相關部門也未作出任何回應。就在美國總統奧巴馬下令全國各地政府降半旗為死難孩童致哀的同時，河南光山的官員卻在使用各種手段拒絕採訪，封鎖消息，甚至以“校方負責人不在,無法調取監控”為由，拒絕透露詳細情況。

　　由於消息的封鎖，媒體的跟進顯然受到局限，在這兩天的新聞報道中，美國校園槍殺案占據了國內不少媒體的主要版面，而光山校園慘案卻難見零星報道。在美國的各媒體群起展開有關校園安保措施、孩童心理安撫、槍支管理等問題的討論時，我們卻在焦慮地等待有關光山校園慘案的詳盡情況。甚至，山東某大學一群大學生為大洋彼岸的死難兒童點起蠟燭致以哀思時，我們還在孜孜以求光山校園慘案的各種成因。更不可思議的是，當媒體問光山官員，行兇者是否精神疾病患者時，官員回應為“討論這個有意義嗎?”。

　　兩起案件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例如死、傷者均為沒有自保能力的幼童，犯案者均為患有精神障礙的男性。但兩起案件又有着顯然的不同，康涅狄格校園慘案中三名教師以肉身擋子彈護住孩子，校長與學校心理醫生衝出與歹徒搏鬥身亡。而光山校園慘案，新聞報道稱“十幾名孩子頂住教室前門，以救全班學生”，在傷害案中，有的小學生被砍得顱骨翻起，有的手指被砍斷。但遍閱有限的報道，沒有發現校方教職人員採取任何有效措施保護孩子。兩幅與邪惡相搏的場景，前者令人動容，後者讓人心驚。

　　校園慘案的發生，從技術層面上而言，我們固然應該探討安保措施、安全教育、校方監管等方面的機制建立與運行，同時也應追究在這些方面疏於管理的責任。但將這些問題解剖到最深處，便無法擺脫一個終極考問，那就是因保護不力而引發災難之後，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遭遇不測的生命?是連篇累牘地講述他鄉的災難，以沖淡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不幸，還是應該將悲憫同時施予離我們最近的災難，並化為責任與力量，正視自己的缺陷和問題?

　　生命是等價的，不因膚色、國度、人種的差異而變化，羔羊般的孩子在邪惡面前的戰慄，因暴力而逝的年幼生命，都讓人心痛而悲傷。但無疑，有一種悲傷更為沉痛，那便是將逝去的生命掩埋在不負責任的冷漠中，甚至極力逃避“起底”調查，並沉默以對良心的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