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电掣风驰般地行使在堪培拉到悉尼的高速公路上。

　　车窗外，蓝天白云，碧草连天。

　　看到那蓝天白云下成群的牛羊，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同事，人称“朴素主义美学家”牛杰的那句“羊大为美”的美学名言，我扑哧一笑，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美的国家。

　　牛杰是二十年前我在国内省城A大学的同事，那时我们都住单身宿舍，牛杰住我宿舍隔壁。牛杰，人短小精悍，但牛皮吹得哗啦响。文革时期，牛杰是省委写作班子的笔杆子，是个大红人儿，“四人帮”倒台后，牛杰被归类为“三种人”，发配到A大学教中文，但条件是永远不能提拔当领导干部。

　　因为有案在身，牛杰在学校始终保持低调，夹着尾巴做人。但我发现他狼性难改，一闻到腥味，浑身即躁动不已。既然政治仕途气数已尽，牛杰就琢磨着如何在商业上翻身，但当时教中文这个行当不怎么吃香，而经济财经类教师奇缺，钱特别容易赚，于是，牛杰就削尖脑袋往财经教师的行当里钻。恰好，北京某大学办个经济类教师进修班，牛杰便去厮混了半年，回来后从中文系调到财经系，改行当了政治经济学教师。

　　我所看到的牛杰形象倒符合他真实的性格，他对出头露面的事情特感兴趣， 可能是他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 但碰到真猎手，他准尿裤子。记得有一天读《人民日报》有篇讲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政策的文章，其中，有一个术语我弄不懂，专门请教他这位经济专家，他对我所问的问题不屑一顾，言下之意是我太简单，太幼稚，于是他信口胡诌了一大套。我听后觉得不对劲，便亲自查资料做了一番研究，结果发现他真是胡说八道。当我找到他，与此这般地同他理论时，他满面笑容，并不觉得丢脸面。末了，他还拍拍我的肩膀，说有好酒，邀我晚上和他喝几杯。酒过三巡，牛杰借着醉意，称兄道弟之后吐出真言：大家都在江湖上混，彼此不必太认真，还是都糊涂一点的好。

　　于是，牛杰的戏又接着演下去。有一天，他突然向我当辅导员的那个班级的团支书提出他要搞个美学讲座，说要在“全民文明礼貌月”里尽自己作为老团员的一份义务。团支书请示我咋办，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牛杰的那冠冕堂皇的请求，吩咐贴海报在校园广而告之。

　　那天的美学讲座我去听了。牛杰在谈到美学的基本概念及名家朱光潜、王朝闻后便话锋一转，问道：“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美的涵义吗?”，学生哑然。牛杰接着白话说：人的审美意识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从审美的主体来看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古代美的标准是“羊大羊肥为美”，在母系社会里，漂亮女人见到捕捉到肥大山羊的壮实男人，便认为他们很“美”，纷纷摆出求偶的姿态，并以身相许，分得一份烤羊肉。你们看，“美”字是上下结构，即“羊”与“大”的上下组合，现代汉语里“美”原来是象声词，其发音是从山羊叫声临摹来的。最后，牛杰学了一声山羊叫：“哞--”, 即“美”的最初的发声， 逗得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

　　牛杰当时确实“看上去很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外兼课捞外快。他没有不会讲的课，凡是别人不能讲的，他都敢讲。在学校里，他财源滚滚，确实是头大肥羊。

　　牛杰脑子确实很灵，他边学边教，现炒现卖。有天晚上，他又来我的房间吹牛，这次是吹嘘他的应变能力。他告诉我他白天差一点在课堂上出了洋相，因为突然发现没有料子下锅了。我问他这回又是怎么“化险为夷”的，他说：“我对学生说：‘同学们，对不起，这会儿，你们自己先看看书，我要去方便一下。’”于是，他夹着教科书去了茅坑，在茅坑蹲了约10分钟后回到课堂，又面不更色地侃将起来。

　　牛杰数学基础其实很差，但他居然连“数理统计”这门难度很深的课也敢讲。有一次，在讲到“最小二乘法”原理时，他还像模像样地在黑板上运用高等代数推导一番，数学公式写了满满一黑板。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不亚于美国好莱坞电影“美丽的心灵”中男主人公，诺贝尔奖得主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纳什教授。晚上我们喝茶聊天，我问起他的数学推导一事，他乐了，告诉我：“实际上，公式的推导都在教学参考书上，是我上课前我楞背下来的。”我问他：“要是学生要问起来怎么办?”他说：“这难不倒我，学生一般不会提问，万一有学生提问，我会说，某某同学，你的问题实际上很简单，你先想一想，如果还想不通，我们课后再讨论，学生碍于面子，在课堂上不会再追问下去。”我又问道：“如果学生还想不通怎么办?”牛杰说：“他们一般都会想得通的，因为他们谁都不愿意被老师看成是大笨蛋，这道理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

　　我在悉尼国际机场准时接到了马教授。

　　马教授是K大学物理学博导教授及“海王星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是第一次来澳州。车出悉尼，马教授看到高速公路两旁牧场里那云彩般的肥壮和憨厚的羊群，兴奋不以。为了逗乐，我又将牛杰的美学理论惟妙惟肖地搬出来讲了一遍，马教授大笑。

　　猛然间，马教授若有醒悟，问道：“牛杰?你说哪个牛杰?”

　　马教授说，他所在的K 商学院有一位红得发紫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名牛杰，频频在新闻媒体布道，凡是一些热门话题，如股市行情，国有企业的改制等问题，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在出国的前一天晚上，电视还播放牛杰给省委党校高级干部研习班讲授有关中国加入WTO后的战略和对策和如何化解 SARS 的经济风险等问题，侃得头头是道。因为是省领导人的博士生导师和座上宾，牛杰在其它城市也被捧得很红，他演讲的门票在市场上可以卖到上千块钱一张。现在国内领导知识化程度越来越深，不少省长，市长都热衷于攻读在职博士，拜大名鼎鼎的牛大师为博导呢。

　　马教授接着说，他本人及其他教授和牛杰还闹过一次别扭，那就是争当学校“银河计划”首席博导教授。省领导为了使K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特地拨专款设立一个“银河计划”首席博导教授职位，担任这个职位的教授每年可以得到额外10万人民币的津贴。消息一公布，教授中就炸开了锅，昔日的穷教授们认为翻身的机会到了，谁都认为自己够资格当选。但毕竟僧多粥少，为了当“银河计划”首席博导教授，教授们暗地里相互拆台，开会时往日的那种温文尔雅也不见了，有些人甚至撕破了脸皮。吵闹了半年才确定下来一个竞选程序，经过多轮筛选，最后只剩下商学院的牛杰和空间物理系的马达维俩教授，于是俩人又比在过去上年里论文和博士培养人数，结果牛杰以在三年之内发表论文102篇，专著10部，培养了50多个博士生的业绩而胜出，马教授的论文仅比牛杰少一篇而败北。马达维及一帮理工科教授不服气，纷纷嚷着要跳槽到沿海待遇好的大学。学校领导为了息事宁人，另外又设立了若干个类似的岗位，分别叫“火星工程”“土星工程”“木星工程”“冥王星工程”和“海王星工程”等等，留住了一些闹情绪的教授。在学校领导的热情挽留下，马达维教授也只好屈尊当了“海王星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另外还得到了一个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半年高级访问学者的机会。

　　马教授说：“‘海王星工程’和 ‘银河计划’首席博导教授看上去差不多，但含金量却不一样，“海王星工程”经费由学校自筹，年津贴只有5万人民币。凭良心说，大学领导为了留住人才也是费尽心机，通过多种渠道动员社会资金设岗位，嘿，这里头还有段有关你们堪培拉的小插曲呢。学校“南极星工程” 据说是堪培拉的一著名华人企业家发起的，但钱还没有到位，这位企业家就破产了。学校托人进一步打听，什么狗屁华人企业家，这位老兄的真实身份是开中餐馆的小老板，就住在你们堪培拉，但他人小鬼大，专门和国内大人物套瓷，拉生意，国内闹萨斯(即非典)后，名目繁多的公费代表团和考察团不来澳洲了，这位老兄的生意也就毁了。”

　　说着，说着，马教授的话语又回到了正题上来了。

　　“乔博士，你我是同行，同类事情才有可比性，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干我们这一行的，有些人甚至在几年内都弄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他们文科论文算什么玩意儿?我敢说，大多是垃圾，信口开河，他们的论文篇数怎么能和我们的论文的篇数相比呢? 这事后来闹到省高教局，省高教局请示分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这位副省长发话了，说什么‘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谁都知道，省里的许多头头儿都是牛杰的在职博士生，这里头政治学问可多了，什么’计划’,‘工程’，说到底还是上级领导的面子工程呵。”

　　马教授越说越气愤。

　　车到了堪培拉，我的思绪还没有断。

　　“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牛杰?”根据马教授对那个牛杰的描述，几乎就是那兔崽子，尤其是他头上那块洗刷不掉的“戈尔巴乔夫”胎记。

　　但我真不希望今日的牛教授即是昔日的那个牛杰。

　　我为家乡父老乡亲祷告，同时也是为自己当年的沉默而内疚。

　　“不会那么巧吧，天下同名同姓的多着呢。”

　　马教授听到我自言自语，似乎是在为我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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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6月初稿

　　2004年3月修改

　　原稿2003年以“肥仔牛杰”为题发表于澳洲华文文学刊物《堪京文苑》第2期并转载于墨尔本《大洋时报》的“澳华文选”版(2004年3月4日，总5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