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发展史讲座(3) |
送交者: REMEMBER 2020年07月01日20:15:51 于 [诗词歌赋] 发送悄悄话 |
6、思恋之歌 《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候人歌》:候人兮猗。 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大禹巡省南土,久不归,女乃唱了这首歌,渴望大禹归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比较稳定的夫妻关系和夫妻感情,只有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才有可能,而这时已属私有制萌芽后的氏族社会晚期。二字为句,语气词拖长尾音,取得了独特的抒情效果。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情诗,开抒情诗传统之先河。
三、上古歌谣主要特征: 原始歌谣大都采用二言形式,这是因为上古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因而伴随劳动动作产生的诗歌节奏自然也不复杂。另外,上古汉语都是单音节词,两个单音节词组合是最初的句子,这种句子的产生与上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能力直接相关。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也就是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第四节 《诗经》的编集 《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采诗”、“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一些消息。 采诗:周代朝廷采诗、献诗以制作礼乐。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制度的目的是观风察政。 献诗: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 (古代乐官皆以盲人充任,据说是由于他们的听觉敏锐,善于辨别音律。但这几种盲人又略有差别。从等级上讲,“瞽”是乐官中的太师(下文“师”是少师,比“太师”级别略低,也是盲人),地位比“瞍”“蒙”高。从失明的情况讲,眼睫间有缝隙,内有眼珠而不能见物者叫“瞽”;眼中空洞无眼珠者叫“瞍”;眼中有珠,双睫也能开合,但不能见物者叫“蒙”,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青光眼。) 附: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删诗说影响很大,至今有人坚持,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确: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乐公演奏十五国风,名称顺序与今本是《诗经》相同。当时孔子仅8岁。《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但《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诗”、“诗三百”。春秋时期诸侯宴飨和出使,常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为《诗经》。而赋诗言志之风,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现本《诗经》郑卫民歌依然很多。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孔子对“诗”可能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 《诗经》的分类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诗经》的应用和流传
一、赋诗言志: 《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劝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吴楚交战,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春秋左传·定公五年》)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二、四家诗: 秦灭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天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古代《诗经》研究简说: 《诗经》的传授和研究,自汉以下,主要用于经学。经学是开始于汉代、绵延至清代的一门专攻儒家经典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宗旨,是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服务,一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学者的主观思想。《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讲授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大致说来,汉学重“美、刺”,宋学重“义理”,清代“朴学”重“考据”。 (六经,指《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历代中华先王累积遗传下来的文教经典、华夏文化早期的六大经典学术,经过周公完善、孔子整理编撰以后,成为华夏文明礼教的基础。六经,有时又称六艺,不过和华夏文明早期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大领域的技艺有所不同。 六经是周朝时的正统文化学问。《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东周时期,孔子收集鲁(周公后裔封国)、周、宋(商王后裔封国)、杞(夏王后裔封国)等故国文献,编撰六经,因而孔子被称为中华文化承前启后的至圣。到了汉朝,汉武帝“罢黩百家,表章六经”,恢复了六经的官学地位。此时乐经已经失传,故设五经博士。 由于《乐》失传,六经在汉朝变为“五经”。唐朝时,演变为““九经”,列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到了晚唐,加入《论语》、《尔雅》、《孝经》,为“十二经”。在宋朝,《孟子》成“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合称“十三经”。“十三经”从此成为华夏文化的经典。研究这些经典的学问,称“经学”。 汉学:是汉、唐经学研究的主流。汉学研究《诗经》的典型著作有《毛诗序》、《毛诗郑笺》、《毛诗正义》。汉人在诗的标题下写一篇类似于题解的文字,称为毛诗序,《关雎》篇为大序,其余为小序。《诗大序》总论《诗经》,认为诗歌反映政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序》则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具体指出各篇的政治背景,或因某事而美某人,因某事而刺某人。所以清人程廷祚《诗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集《诗经》汉学研究之大成,全面继承了汉儒“美刺”的说法,进一步肯定了《诗经》是一部美刺时政的政治诗集。应该说《诗经》中有一部分诗是与政治有关联的,具有美刺的性质。但不加区别地说每一首诗都是美刺,就过于拘泥了。 宋学:是宋、元、明经学研究的主流。宋学不满汉学只讲美刺的毛郑诗学,集中批判毛诗序。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废序言诗,自由讨论。跳出汉学的窠臼,而讲出了宋学的特色。宋学以理说诗,主性情、主义理。“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四书集注》)这样《诗经》由汉学家的政治教科书变成了宋学家的“理学教科书”。宋学的功劳在于指出了《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与“美刺”无关的民间歌谣。“凡诗之所谓风者,所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宋学的弊端在于指责这些民间歌谣是“恶为可诫”的淫奔之诗。宋学还有脱离训诂、随意穿凿的毛病。 清代朴学:汉学复兴,宗汉而攻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推崇毛传。其宗毛攻宋的武器就是发扬汉代“汉学”重视考据的朴实学风,认真地做音韵、文字和词义的工作,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戴震)清代朴学的贡献在于:专心的考据,对于《诗经》训诂,贡献良多。但其弊端在于:只敢拿《诗经》做往古的学问,不敢拿《诗经》作当世的鞭策,背离了复兴“汉学”“引古筹今”,用之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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