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亦农：政治改革势在必行的论点

近前在网上流传了一首题为《写给小崔》的现代体诗，因对象是崔永元、作者又传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所以还是认真地看了，情况也是才看到一半眼里就已充满了泪水。读书人懦弱的另一面却是不怕死，而关键时舍身成仁也恰是构成历史的主要内容。例如屈原就是这方面比较早的典型，而曾国藩能战胜太平天国很大程度就是依赖了当时的大批文化人。莫言的文学思想及写作功底早被诺奖所证明，但至今没拿出时间拜读他的《红高粱》，故对其认识很难说直接，相反比照其他诺奖作品无不在形成舆论之后才被提名，所以至今都疑惑评委的决定过程是否都很慎重。不过读过这首诗后的感觉大不一样了，知识分子的承担精神远超诺奖也是内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心潮应该说是在读到“不要以为杀了报晓的雄鸡天下就永远漆黑”时决堤的，而当“顶住、小崔”“全国百姓为你擂鼓助威”“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黄泉路上有我来陪”映入眼帘时，感受则非用伏案大恸不能比喻。
此诗想必是作者在义愤填膺的心境下一气呵成的，掷地有声的字里行间无不深接地气。“即使倒了你仍是一座丰碑，即使挂了你依然全国最美”“破烂戏子一大堆，不如一个小崔。你用一介书生瘦弱的脊背硬生生扛起共和国道德保护区内最后的一片青山绿水。”“国有难时想岳飞，打鬼还需钟馗”；“戏子当道英雄落泪，如果八国联军再次把圆明园烧毁，如果东瀛恶鬼再一次侵占东北，泱泱大国抵御外辱难道全靠戏子劈腿！”“不要指望那些灭绝天良的人为你说一句公道话，搂够了他们也该走了，狗卵子上席哪有一块好砸碎！王八永远是乌龟。”“抬棺上阵背水一战欲饮琵琶马上催，无怨无悔，百折不回。这是一场正义与权势的对决，别看你真理在手，可能你输的比谁都惨，然而天道有常法网恢恢…”。诗是以崔先生对决演艺界的乱象为展开的，但击中的却是已经发生严重倾斜的社会。
然而蹊跷的是莫首先言站出来辟谣了，随着网上的不断更名梁宏达也公开撇清了诗与自己的关系。拒绝不属于自己的荣誉值得称道，遗憾的是这两个文人均没对该诗表明态度。笔者接下来在打给一位时评编辑的电话里似乎得到了答案，情况是对方对诗也表示赞许，但却拒绝在他的杂志上作公开评论，而理由也透明到崔永元远比他更有社会根基，但早前就恐吓崔“黑道白道都不是对手”的恰是有军方背景的影业巨头「华谊兄弟」。显见演艺界和黑道在他眼里没什么两样，甚至前者往往比后者还黑。其坚持认为黑道仅为钱的目的反倒单纯一些，虽然平时也衣冠楚楚，但把周永康家族为四川黑老大刘汉摆平事端故将袁宝璟兄弟三人统统送上断头台一事除外，黑道一般很难涉足到权力，但演艺界中的人不仅和高官多有交往，也因在群众中有大量粉丝存在所以更值得警惕。
这种讲法当然不是第一次听说，例如有记者因采访被殴，抨击对方就是黑社会的同时对象所指就是那个说相声的郭德刚。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负成果，虽然历史纪录演艺界和黑道一般都有交往，以致像马连良那样的大腕也要赶在杜月笙过生日时专门跑到上海献艺，但这种风气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便与黑道一起在大陆绝迹了。说改革令其死灰复燃没错，但过程远非一蹴而就，最有可比性的就是比范冰冰出道更早的刘晓庆就因逃税蹲过监狱。不过演艺界和黑道的关连始终没有超出推论的范围，因为黑道也需要保护伞，而捷径自然是攀上和贪官的关系。在这方面汤灿最典型，而按坊间的讲法哪怕很有名的女优到大连或重庆一般都要拜薄熙来或文强的码头。范案可以说没有崔永元这样的文化名人站出来揭发想必会一直被掩盖，而事发之后却仍受到税务部门的袒护，则可从精神、文化、价值、道德、乃至政治和法律均已变得模糊起来的大背景找到答案。直白一点讲深受赵家宠爱的李师师都不敢自称豪门，故可想见除无知外如果没有利益集团作支撑，即便坐拥百亿但仅凭一个戏子也绝难有这么大的口气。
具体到范案得以成形且数额如此巨大，把税务部门的责任仅归结不作为显然难以服众，而从法的属地以及属人原则并存着眼，范和她名下的公司在接受督察方面至少要面对北京和江苏两地的税务部门。从这一层面看范案是在行贿的情况下才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极大，然而案发后却只看到税务部门在经手，自始至终全无警方或检查机关出面。最让人感觉社会良知受到公权力蔑视的该是范氏涉案多年，故而犯罪意识明确理应是一个惯犯，但税务部门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盗用初犯概念为其开责。依法治国曾是习近平同志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关键环节，但在厉行方面却不难看出这恰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面向未来最难面对的一道门坎。其实这正是我国的政治版图的基本实际，理论上是人民大众和权势阶级对决，但现实里面中央位居其中却最为尴尬，虽然在反腐方面也在积极作为。
近前有人撰文提出改革发展到现在应该收手，主张重新回到公有制的路线上去。因为没有看到原文，所以无法对其论点做出评估，只是从范案揭示出的情况来看，如果改革开放的结果只是通过政策倾斜创造出一个权势阶级，即便走回头路也不能说是错误。无可否认改革是中央的一项强国的战略，但关键是从未很系统地向社会展示蓝图，至今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考量却是兑现了，但对多数人而言四十年过去了但对改革的认识上却始终没离开摸着石头过河老路。毛活着的时候是以强调阶级斗争对全国实行领导的，追求的目标也很乌托邦，但囿于当年人的开化程度和信息的极不发达还是能够把多数人凝聚在一起，而亮点也体现在其所坚持的按劳取酬原则毫无例外地涵盖到各个阶级。“不患贫而患不均”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民意根基，与时俱进可有多种解释，但范冰冰现象冲击的无疑是政治正确，故此可否说群众对国家前景的期待首先是社会公正，过程中并不介意政治复辟或历史倒退呢？
二
这样强调不代表本文更倾向毛的治世路线，相反在笔者看来构成当下亟待改变、乃至可上升到政治层面加以审视的诸多状况恰是来自毛时代的东西。最简单一点就如高官退下来仍享受的待遇就是毛治下的一项干部政策，而令社会分层化且至今无法愈合的也是他亲手拉开的城乡差距。对于前者，舆论自然接受打天下的老一代，而设计之初想必不会包括平步青云的后来者，因为毛不可能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理退后也只是一介平民，而民主国家更不可能向卸任官僚输送利益。至于后者显然与毛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矛盾，事实是薄熙来早前谈及仕途时就对其老爹的存在表示了认可，但毛在世的时候这位前副总理的儿子却只是个普通工人，这很像康帕内拉笔下的『太阳城』，意义就在于斩断裙带，即便市长的儿子也可以仅是一名车夫。毛远新和林立果不受公平戒律制约是事实，但情况有点像老一代领导人当中唯有毛可招艺人到住所献技那样，像刘少奇、周恩来、和朱老总那样的高层都不敢造次，所证明的也是举国上下在当时都严格恪守平等。
范冰冰现象在毛时代绝难想象，但按今天国内阶级对立的程度来看即使没有税务问题发生，范同样会成为引发民怨的起爆点。就如其促使未成年的子弟提早出镜以谋求利益最大化那样，虽不违法但足以挑战舆论，而理由也是她已经敛了几十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却仍执意牟利。这即是违反善良人性，而还原到家庭生活，情况就如人们都希望子弟有更好的将来那样一般都会把前提规定为读书，家境不支故允许孩子打工是个例外，但这与范全不沾边，而从维护社会公正和安定出发，不仅资产要受到限制、贪婪也不能远无止境。仅以封建地主刘文彩尚能出资建校惠泽家乡为比照，范所代表的新权势阶级兼带的则是鲜明的反人性的特点；眼下范却是用花钱消灾的方式从容转身了，但刺激的也是人们对文革提早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抱憾。文革之过曾被中央归因为毛对形势和国情的误判，但未曾涉及共和国才成立十几年，群众何以对党的各级领导有不惜置于死地的仇恨？问题是文革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着眼到当下的社会矛盾，谁能否认不比文革前更严重、更在无时不刻地激怒着民怨！
问题成因于建国后接连展开的斗争文化，遂至文革登峰造极，因有政治正确作包装所以和犯罪还有距离。改革给淤积在意识中的负因子提供了爆发空间，发展迅速，且最初含带的也是造反豪气。笔者最初的体验可追溯到文革后的第一个寒假，回京后刚登上公交车就听到售票员宣布大家不用买票了，而理由也是那天刚好过年。对方和笔者年龄相仿，那股敢作主的劲头不值得恭维但也不让人讨厌，关键在于汽车公司不是他家的，且车长也不是他而是那个司机。日本留后学遂在海外版上看到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女孩为讨男友欢心竟在两年内盗用了十数万公款的消息，当时就觉得前后这两件事十分相似，如受制于文革熏陶都十分胆大、而利用的也是工作条件，只是心向已开始从无政府主义向私利型转换。至于政府作为，曾启动的下岗风潮也许没错，但人浮于事未改、国企的近亲繁殖已成特色；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更形同济富杀贫，情况就如笔者一位在针织厂任副职的友人借改革把工厂划到她和正职名下那样，与当年买段回家的工人相比早已是一个富婆。利用公权力敛财最直接的例子是笔者原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其人谈不上什么姿色，但因把一把玩得很转所以在机关内部确有这老板娘一样的权力。她最先因经济问题被押、之后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等到再公开露面却已是上海负责工程分配主管的身份。其念及对职工的情分确实没少批出大型订单给原单位，但另一方面及至2000年底其个人经营的公司也为她营收了不下数亿人民币。
这是对文革接续改革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大致脉络描绘，包括了违规、犯罪、靠政策发家或走法律边沿致富的大致行径，但真正玩得风生水起的还是那些背依了公权力的少数人，与之对照的该是广大中低端人口为求生存不得不降格为替人做嫁衣的一群。党内改革先贤胡耀邦曾针砭受压迫者是奴隶、甘受者则是无耻，但根据笔者参加的相关调查却证明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同时是人们抵御犯罪意识的下降，据此直接作用到社会的虽然只是既无职务之便也没受到政策光顾群体中的少数人。在这方面给笔者震动较大的是一位在“六・四”时期入狱的友人，其在服完十五年刑期后按照广告曾应聘过一家公司的司机，但预付了3000元报名费后却再无任何音讯，在前往查询的时候遭到的是坦承本身就是骗子公司的打手们的围殴，直到他拿出释放证明书后对方才退回了款项的一半。事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的，而地点也发生在北京，显然据此强调有关方面不作为已经不够，而比保护伞更可怕的该是在光怪陆离的大环境下连执法者也产生的惰性。专向穷人下手，即令这些歹徒人性还未完全泯灭仍不值得同情，但理论上他们与范氏却同处于一个社会形态链的末端上，区别仅在于范是暴发户而歹徒身上却有着下岗工人的影子。
同样可怕的是文革后遗症影响到的人和人、或和社会的关系，前几年河南林县和北京大兴都有抢过人家婴儿举起就摔的事情即是如此，因跌破人性底线并且到底十分罕见故可看作个案，但因肇事者同时包括了警察和市井之徒，所以作案者的狂妄和浮躁都难以撇清和社会风气的关系。近前又有悍妇和司机发生厮扯致使一车十余人坠江丧命的事件发生，特点是不屑调和或互作让步，但从个人至上极度膨胀一点来看前后两种类型的案子作凸显出的又都是被文革扭曲了的社会共通性格。想必如悍妇在世也难逃林县摔婴警察遭至的暴打，但在解释上却不像摔婴那样在性起之处就足可预见后果，然而这在本文看来恰是最恐怖的，亦即从人的理性程度和心理素质加以引申，具体到最普通的人间互动呈爆发形态的社会存在，后者发生的频率远比前者更广泛。这是建国后文化转型继而经历文革和改革双重洗练的结果，形态是社会性的，但形成的动因和背景却因应于政治，想不再这样继续下去惟有立足政治改革。
三
有消息说在红二代中不大显露山水的彭真后人也私下表态不能让文革再次发生，这或有感国内高居不下的贫富差距、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假药泛滥和普通群众看病的高成本、以及毒食品及地沟油、或被激素或膨大剂催生的农林牧副渔产品泛滥、以及自然环境全方位污染、和涉足公共领域主要靠关系的风气盛行等，故觉得当年促使毛发动文革的疑虑已经成为现实。文革是以失败告终的，故而群众也只是被利用的一群，问题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倒转，一旦有状况出现估计无需动员也会有人站出来自愿充当造反的主力。无疑在这种社会生态下最尴尬的还是政府，他们明知社会疾苛尾大不掉，但为了稳定自然首先要顾及到国内秩序，尽管由社会折射出的生态特点也是能兴风的兴风、能唤雨的唤雨，途径五花八门，特点是不受公德制约而目标也无不焦点到利益。
在这方面可作举证的例子就发生在前述那位时评编辑的儿子身上，起因是这位公子在报考公务员时和同为考生的一个女孩爆发了恋情，结果靠着双方老子的关系虽都榜上有名，但那儿子却从女友那里染上了性病。引起本文重视的是在治疗过程中负责注射的护士提出可把费用作为佣金支付给她个人，而患者的好处则是可把花销降至一半。这种敛财的做法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是究其原委情况却可解释为患者送红包都清一色给了医生，为弥补侧损失护士阶层只能独辟新径。这是国家整体沉沦的民间表现，因为那是一所国立医院，现象上被坑的似乎只是政府，但状况就和演艺界敛财令国家受损但实际上却是全民买单一样：演员的高片酬来自电视台的那部分都是理应上缴国库的广告收入。对电视台而言自然是高回扣在起作用，被利用且被蒙在鼓里的则是那些在电视机前对释放庸俗的赵本山津津乐道的大众。这种责任所以要归罪给国家，该是可被地方或部门变通的国策国略大都是政策而不是法律。
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是事实，但情况却是即便有愚公移山的韧性，但理论上泰山可越挖越少，而腐败却可漫延再生，而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场革命相比，立足于政治改革的利点就是可保证国家安定。这与意识形态并无关连，尽管把改革锁定在放宽人民参政方面共产党会很敏感，但基于机能主义观点的制御与平衡公式足可令社会浑噩变清。其实让群众成为国家主人也是毛的政治理想，这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阐述得很详细，其在强调国民党内有一个反人民集团的同时，所憧憬的国家建设里不但许诺人民享有民主而且还包括了自由权利。这在政治理论上是极其重要的，亦即没有自由的民主更容易沦为暴政，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而据此形成的也是近代保守主义。毛对民主和自由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等同用国民党的士兵打败了国民党，而蒋介石与其说败给了毛泽东不如说败给了时代、败给了国民党军队中同样也期待得到土地的下层阶级。在取得政权历经七十年的今天，官方仍习惯代表群众理政和思考而不情愿把权力还给群众，不仅堪称是旷世之谜也与眼下社会公正的缺失脱不掉干系。
其实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念仍可继续受到质疑，但西方政府或政治家受人民委托而管理国家的模式对我们则不能说不具参考意义。其实国内改革首先着眼到的就是党政分家，故而政治改革本不该是绝难触碰的课题。具体讲党的存在和该以怎样一种方式对国家实行领导虽然被关注了四十年，但鉴于党文化的根深蒂固却至今无望推行下去，情况就如薄熙来案发生之前，全国都知道重庆的薄书记但几乎没人知道黄奇帆是谁。通俗一点讲两套班子的存在最直观的欠漏就是低效率和又多出的一份财政开支，但联系到党如何发挥先锋作用和战斗力，最科学的办法就是党组织不再参加政府运作而是重新回到人民中去。这并非戏言，而是惟有这样才有利党和广大群众息息相通，从共产党的宗旨出发更益于带领群众通过对政府的监督、敦促、乃至依合法程序更迭政府官员等途径达成党对全国实行领导的目的。基于本文的认识，政治改革的范围同样还要包括『两会』并从人员构成入手，如从下一级两会产生上级机构的间接选举模式不变，那么最初级选举则要允许竞争的自由。目的是把有志于公共事业的人才网罗进来，废除已经过时且不能体现治国理念和机能的代表制度，进而实现政治家治国的目的。
现实是人们对于党政分家大致已经麻木，相比之下不满声音较大的反倒指向的是人大和政协。这源于改革后的两会越来越像富人俱乐部，鉴于他们更有能力把子女送到发达国家留学，故又被海外学者戏称为家长会、乃至外籍人士的家长会，反衬出的关键则也是这样的人群构成根本不可能代表基本群众的利益。其实自毛时代起历届中央也没把两会真当回事，就如其在构成上不仅包括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的首脑，而且有的官员既是人大委员同时又是政协代表，社会表彰的意味浓重，但理论上却很反动，而道理也在于这不仅反人民的特点极强，议政或对行政机构监督问责的功效也趋近于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其立法机能在现象上似乎得到了重视，但从三千名超常识的庞大构造、一年一度仅为几天的会期、代表们的专业素质来看却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机制。
国内立法主要出自各相关部委的提案。确实、这一因应了时代发展却被形骸化的行政立法方式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有存在，但区别是人家从提案到形成法律于过程中要经受议会政治的严格过滤。我国的立法权主要掌握在政治局常委手里，起机能作用的大多是分管各部委的副总理，而最大的审议场合不会超过政治局。这是典型的寡头政治，欠点也体现为无法把十四亿神州的大事处理得很具体，如本文最先引用的那首诗所以发出怒吼就源于这里。不受监督的官员本不值得信赖，近年屡有高官落马亦可证实这是一条铁律；官员落马是被查的结果，与监督不是一回事，虽然这反映出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但联系范冰冰一案的处置则很难把这看作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据。以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计，实现人民参政既然是穷人类政治智慧最直接有效的治国途径，既然如此共产党理应没有道理拒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