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起疫的重要疑點，不是找出“中間宿主”，而是看清楚習特勒為什麼自吹自擂“我親自指揮，我親自部署”，為什麼高度吹噓自己的“精準施策”？

在此之前，習給人的印象可以用一個字概括：“二”——計算機沒有芯片，大飛機沒有發動機，就不要說圓珠筆沒有圓珠，更不要說核武器彈道導彈沒有預警系統——就這種入門初級科學技術水平，硬要與美國叫板，一副牛二的潑皮形象。

武漢起疫拉起蘿蔔留下坑——好大好深——透露出“人民領袖”的真實的戰略計劃：原來習特勒已經把“超限戰”準備就緒，運籌帷幄之中已經達到“戰無不勝”的地步。那就是，以冠狀病毒為核心的生化戰，遠遠超過當年日本731部隊的本事。所以他才敢於戰爭，敢於勝利，敢於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

武漢病毒研究所，武漢P4實驗室，就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者和製造者，它的新，就新在流感病毒嵌入HIV的基因片段：一旦在人體感染，輕則流感肺炎，重則HIV艾滋——反正不能叫你好好活下去。

這就是習特勒引以自豪的“我親自指揮，我親自部署”的真實內容——我習某已經練就“九陰真功”從今以後，撒毒成兵，點人成屍，打遍天下無敵手——這就是他的“底氣”所在，怪不得敢與美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既然暗器在握，下來的關鍵是如何把新型冠狀病毒送去美國，叫他們嘗嘗新鮮？

於是我們的“人民領袖”再次“精準施策”：先讓它從P4實驗室秘密外泄，不經中間宿主直接感染人體，然後，暫時壓住疫情通報，任疫情不動聲色地潛流涌動——直到專家定論已經到了“人相傳”的“成熟階段”，則一反前態，大肆宣揚冠狀病毒的疫情發作，即時宣布武漢封城——更加精準的是，在正式封城之前，留出八個鐘頭的“疫逸”窗口，任由原來應該嚴格隔離的流動人口，核彈爆發式地分飛世界各地。

我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跟美國的川普內閣濟濟一堂觀看精準打擊蘇萊曼尼的激動場面那樣，也坐在電視機大屏幕前，等着觀看新型冠狀病毒在美國過關斬將，落地生根，勢如破竹，全面綻放，打得美國全國丟盔卸甲，人仰馬翻，國將不國，屈膝寄來無條件投降的降書——哈哈，我習帝宏圖大展，大獲全勝，一步登天，成為全世界的主人，“初心”實現。

正是基於如此的“精準施策”精心策劃，所以整個政治局沒有人，沒有時間，更沒有心思去武漢去探望冠狀病毒的受害者——武漢死幾個人，我們的損失是最小最小，因為我們馬上就可以取得打垮美帝國主義的決定性勝利，我們的成果最大最大。

可惜，費盡心思，嘔心瀝血，嫁接病毒得來的“超限戰”超限生化武器，這才一露頭，就被美國科學家打得落花流水，不堪一擊。美國人好像一直在跟蹤中國軍隊生化武器的進度——甚至用不着什麼“精準對策”，只不過從美國的醫藥寶庫中掃一掃，把前幾年原來對付埃博拉病毒的成藥

拿出來，就演成一局降魔消災的好戲。

習大大，在電視機屏幕前，面對意想不到的敗局，精氣神泄盡，連續舉行兩次政治局全體會議。第一承認“超限戰”宏偉計劃全盤作廢，誇下海口的習大大，引咎隱退下野。第二，譴責武漢病毒研究所和P4實驗室，光集中全力研究和坐在病毒，根本不發展疫苗，貽誤瘟疫防治的寶貴時機。第三，解僱所有大外宣五毛，因為那一夥狗苟蠅營之徒，男盜女娼之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實為我崇禎帝上煤山前最痛恨的人渣狗虱，褫奪他們享有的中共“海外代理人”的光榮頭銜。第四，解散政治局，解散中央委員會，解散偉光正，放災難深重的中國人一條生路。

超限戰就這麼簡單，這麼神速，雲起雲消，給我們一個超限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