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子在一尊

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大爆发，从去年12月1号发现第一个病人开始，发展到今年1月23号封城，整个疫情的发展和政府的应对，过程的时间线非常清楚，都是公开的有据可查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所有事实指向一件事：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反应麻木迟缓，还压制舆论，一方面造谣说“可控可防”，“不会人传人”，另一方面惩罚说出真实疫情的第一线医疗专业人员，错过了疫情防控至少20天的黄金时间，一直拖到湖北省两会结束后的1月23号，疫情已经爆发到实在压不住时，才突然采取封城行动。地方政府的应对迟缓进退失据，加重了疫病带来的灾难，这一点非常清楚。

但是问题不在湖北武汉地方政府，而在中央在一尊。种种事实表明，疫情发展到如此灾难性境地，正是湖北武汉地方政府忠实执行了中央一尊的安排和部署的结果。

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对三个人讲过的三句话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是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号接受央视专访时说：对这次疫情，“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需要获得授权之后才能披露”

我相信他的话。

中国几千年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在1949年共产党建政后的毛泽东时代发展到顶峰，到了后三十年的一尊时代又是一次顶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全国定于一尊，像这种类似萨斯疫情的事，武汉地方政府一定一开始就报告了省里，省里也迅速报告了中央，绝不会有瞒报的事发生。后三十年的江胡时代，确实有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情况，但一尊时代不会有了。查查湖北从省到武汉市的领导，个个都是一尊时代提拔起来的，他们对一尊中央的领导绝对服从尊重，绝无胆量瞒报。有法律界人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规定，指责武汉政府没有根据法律授予的权限，宣布三级或者四级的预警，这种说法很可笑。中国的很多法律到了执行的时候，如果牵涉到重大问题，下级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绝不可能去查询法律条文，而是去向上级领导请示。上级政府领导不发话，下级政府绝不敢行动，就算行动符合法律。

下级地方政府官员在应对疫情时，昏庸无能是肯定的。比如那个姓蒋的省委书记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就知道低头念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所答非所问。还有那个姓王的省长，新闻发布会上把湖北省年口罩生产量108万个，两次说错，先错误说成108亿个，然后又错说成18亿个。但他们虽然如此昏庸，在请示汇报上级这件事上绝对头脑清楚！不敢怠慢。

听党的话，照上级领导的意思办事，这是最重要的为官之道。周市长一直在等待中央的指示，中央没有批准他公布疫情他绝不敢公布。

其二，是中国CDC首席科学家曾光1月29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认为，“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

我相信他的话。

中国的CDC与中国的其它许多本来应该有独立性的机构一样，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都没有独立性。一个真正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应该有知情权。CDC发布疫情，就像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一样，应该自主独立地根据专业科学的标准去发布，绝不应该请示政府官员得到批准后才可以发布，至于政府根据CDC发布的疫情应该如何采取措施，那是政府的事，但发布疫情CDC应该独立自主做出。但在中国，发布疫情消息，首先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医疗问题。正如曾光所说，他们说的话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份。有可能曾光等人还是提出了依据专业知识的判断和意见，但手中掌握有决策大权的官员们，可以采纳科学家们专业人士们的意见，也可以不采纳，不但可以不采纳，还可以不准许你发布疫情。在中国，科学是政治的奴仆，科学家迎合党和政府的政治需要的事太多了，那个大名鼎鼎的钱学森不就为了迎合毛泽东的大跃进，鼓吹过什么亩产万斤的神话吗？

不但政府下级官员会揣摩迎合上级的旨意，科学家们也会如此，中国的科学家们都是共产党官僚体系一部分，他们首先是官员，其次才是科学家。

以下这个在网络里广为流传的新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李克强视察武汉的视频很能说明问题。视频中李问武汉当地官员和群众有无困难，大家齐声高喊“没有困难”。真没有困难吗？当然不是，人人都知道新冠状病毒爆发之初，武汉面临困难巨大，但大家都知道高喊“没有困难”是对领导问话的标准回答，只有这样回答领导才会满意。迎合领导揣摩圣意，是国内官场上的本能和自然之事。

李克强问：有困难吗？“武汉人”回答：没有，没有，没有

其三，是“一尊”1月31号在接见WHO 总干事时说：对于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应对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我相信他的话。

一尊从一开始就对武汉发生的事了如指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天早上都会读到一份国内国外大事通报。武汉发生类似萨斯病毒疫情之事，他最晚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肯定就已经知晓，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北京派出了第一批专家组去武汉考察，他不会不知道此事。但他没有太在意，他在意的是维稳和政治安全，这从他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武汉疫情就可以看出。最近有报道说他在1月7号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对武汉疫情做出过指示。但当时人民日报对于他这个讲话的报道时根本没有提及这个指示，这也说明至少在那个时候在他心目中此事不重要。

请看下面人民日报关于一尊1月7号讲话的报道截图，其中找得到一句关于疫情指示的话吗？一句也没有。

如果他真有什么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报道出来的有关武汉疫情的指示，那个指示的重点肯定不是疫情工作本身，而很可能是他最关心的维稳和政治安全。湖北武汉地方政府，中央CDC和地方CDC，都是围绕这个引导舆论维稳政治安全的要求在认真做工作，所以才有武汉各大医院下达命令，不准擅自对外谈论疫情，所以才有李文亮等八医生在四个专业人士群里谈论真实疫情，而被派出所民警当作造谣者训诫，所以才有中央台马上配合武汉警方的行动，播出李文亮八人因为造谣被训诫报道，这是从中央到地方协调一致的统一行动，绝非湖北武汉地方自作主张。

为什么要控制疫情报道，向公众封锁真实情况？因为他们紧张死了。2019年对他们来说流年不利，从中美贸易战，到香港事件，再到台湾大选，一个冲击又一个冲击接踵而来，他们疲于应对，在新旧年交替之际，突然又来了什么新萨斯病毒流行，他宁愿信其无不愿信其有，他一厢情愿以为可以凭借政权力量国家机器硬压下去，可病毒不听指挥，由此造成了目前如此大的被动和灾难局面。

把三个人讲的这三句话综合一起来看，结论非常明显： 最终责任在中央，根子在一尊，这不过是维稳高于人命政治权力压倒科学专业的传统做法的自然发展结果。1月23号的封城决定是一尊亲自批准做出的，在此之前湖北武汉地方政府荒腔走板的对应也肯定是一尊的统一部署，因为这种对应符合一尊维稳政治安全的最高政治目标。所有这些折射出来的是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从秦皇汉武算有两几千了，从鼓吹共和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算也有100多年了，但至今还是一个皇权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皇帝比大臣高明，大臣比地方官高明，官员比医生高明”。掌权者对政治权力无限迷恋，他们对政治权力的的掌控至高无上压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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