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懺悔與黨性的控訴

――讀盧梭的《懺悔錄》和韋君宜的《思痛錄》

一．盧梭的《懺悔錄》

1782年，盧梭去世後4年，他於1765年就開始寫作的《懺悔錄》正式在巴黎出版。這部滋養了像歌德，雨果，托爾斯泰，等等思想大家，甚至被認為對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有催生之功的著作的正式出版，在當時並沒有掀起多大波瀾。有人把書中令人難堪的坦白，說成是“醜聞式的成功”。12年後的1794年，盧梭獲得了法國人所能的到的最高榮譽，他的遺體被安放到巴黎的先賢祠，那個對法蘭西做出非凡貢獻的偉人們的安息之地。這位秉性孤傲，生時多與人不睦，樹敵甚眾，糾紛不斷的平民知識分子，在法國，在世界的偉人地位，被正式確立，這是他自己也不曾想到的。憑什麼？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 - 1881）說：“在面對巨大的困難時，盧梭既沒有表現出排山倒海的氣魄，也沒有表現出驚天動地的力量，但這卻正是其非凡之處的真正體現。” 什麼是盧梭的非凡之處？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 1804）說，是“盧梭思想中對人類情感世界的發掘，對人性自由問題的關注”。 盧梭的《懺悔錄》正是使他成為非凡的重要著述之一。

《懺悔錄》是盧梭晚年寫的一部自傳，共12章，詳細記錄了自己坷坎一生的生活經歷和思想經歷。一反前人多在自傳中為自己描金樹碑的慣例，盧梭在書中把自己作為人的標本來剖析，他把自己的靈魂真誠地、赤裸地呈現給讀者，其坦率程度是史無前例的。盧梭在書的開卷就說，“我現在要做一項既無先例、將來也不會有人仿效的艱巨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當時我是什麼樣的人，我就寫成什麼樣的人：當時我是卑鄙齷齪的，就寫我的卑鄙齷齪；當時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寫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他這樣挑戰世人，“萬能的上帝啊！我的內心完全暴露出來了，和你親自看到的完全一樣，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到我跟前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讓他們為我的種種墮落而嘆息，讓他們為我的種種惡行而羞愧。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於是我們在《懺悔錄》看到了盧梭的一切，除了那些他毫不掩飾的的優點，我們看到他的自私，他的不忠誠，他的欺弱懼強，他的勢利，他的歇斯底里。然而，在盧梭的《懺悔錄》中，不光真實地暴露了人性的兩面，我們也透過他的眼睛，看到了人世的燦爛與美妙，時時聞到人間的花香鳥語。盧梭那影響了一代代文人的筆觸，沁潤我們的心，讓我們看到活生生的人性，那不是殿堂上的神像，不是理想國里的君子，當然也不是地獄裡的閻羅，那是我們自己，我們的可愛，我們的醜陋。於是，我們更知道了自己，更知道知道我們在世界上應該做些什麼。

二．韋君宜的《思痛錄》

  200多年後的1998年，中國的文壇名人，韋君宜的長篇回憶錄《思痛錄》出版。這本書一上市，便是求者若鶩，一時洛陽紙貴，讚美之辭溢於中國內外，有人甚至把它與盧梭的《懺悔錄》相比。但這位中國體制內的文化高官（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社長），19歲就把自己和執政黨捆到了一起的知識分子的傾情之作，並未受到當局的禮讚，而且之後十幾年中，此書不見再版，致使盜版書在地攤上火旺，其況如禁書。直到2013年，《思痛錄》得以再版，增加了11萬多字的內容。增加的內容更加重了原書中的痛楚感覺和作者個人的感情色彩，似乎不在世的作者變得更加勇敢無懼了。

  韋君宜的《思痛錄》，總共16章，每章都冠予標題。現把所有章節的題目列在下面，沒有讀過此書的人立即會對全書有一個基本的感覺。

第一章 “搶救失足者”，第二章 解放初期那麼一點點運動，第三章  我曾相信“反胡風運動”，第四章 我所見的反右風濤，第五章 “大躍進”要改變中國面貌，第六章 “反右傾運動”是反誰，第七章 一個普通人的啟示，第八章 緩過氣來之後，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拾零，第十章 當代人的悲劇，第十一章 憶大寨之游，第十二章 “取經”零憶，第十三章 那幾年的經歷，第十四章 編輯的懺悔，第十五章 十年之後，第十六章 記周揚。

  《思痛錄》全書基本以中國共產黨的運動和事件為線索，敘述作者自己在其中的境遇與思考，時間跨度40餘年。如果說，韋君宜的一生都生活在一隻顛簸的大船上的話，書中每一章都是構成這個顛簸的各個波峰波谷。韋君宜對自己的女兒說，“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雖有刀鋸鼎鑊，甘之如飴，那並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比起這些後來經歷了無數內心痛苦的倖存者，早年懷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學才是真正幸福和幸運的。”（楊團“思痛錄成書始末”），這是不是具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在自己所選擇的事業中“活不如死”的感概？《思痛錄》從頭到尾讓人思緒沉悶，讀着這一頁，不知道下一頁又會有什麼災禍飛來。作者除了傾訴痛苦，似乎無暇顧及其它，使人聽到的是一種祥林嫂似的，在苦痛面前，無助的吶喊。然而在其背後，我們卻無時無刻不感到一隻無形的，作者也不敢正視的巨掌，在操控着所有的苦痛。

三．人性和黨性

兩部書都是傑出知識分子追憶過往經歷和心程的回憶錄，它們都是作者在最成熟的年齡階段，付出了巨大努力而完成的作品，代表了作者的勇氣和智慧。盧梭在歐洲教庭殘酷追繳和迫害下，顛沛流離中花了5年時間，得以完成《懺悔錄》。韋君宜更是帶着病體，冒着各種風險，10年初作，10餘年修改並為其出版而奔波，終於在1998年使《思痛錄》在國內得以刪減後出版。兩位作者都有厚重的使命感，他們都很清楚，自己是所處時代的嬌嬌者，有責任承擔此任，希望用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心血，以警世人。

那麼，這兩部書給人的啟迪相同嗎？它們的不同又在哪裡？

盧梭的《懺悔錄》是對人性懺悔，韋君宜的《思痛錄》是向黨性控訴。這就是兩部書的根本不同之處。

人性，即人的本性，是人這種生物在他的生命循環中發展出來的心理屬性，是作為人類的一種特有的標籤，是這個世界上不同種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得以溝通和理解的基本條件。有人不承認這種普遍的人性的存在。例如馬克思主義就認為，在階級社會中沒有超階級的人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心理屬性是完全不相同的。說通俗一點，馬雲，與阿里巴巴的一個下級員工，對世界，對是非，對道德的認知不可能有任何共同點，因為，一個是超級資本家，一個是無產者,他們之間，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沒有共同語言，只有殊死鬥爭的關係。更高調的闡述，如“中國共產黨的‘黨性’是人性的優化、升華和結晶”，是“最高的人性”等等。其實，“偉大的革命導師”（或者是他的闡述者）是有意無意把黨性和人性混淆了。

這裡要探討的黨性，不僅僅是我們常常認為的那種政治主張和政治派別的歸屬，而是更具廣泛意義的，人後天發展起來的一種的性格特徵和思維方式。我記得自己還是一個8歲小男孩的時候，父母不允許到街上去跟其他孩子們野，要在家裡讀書，寫字。但同齡孩子們在門外的狂歡，惡作劇，實在是令人羨慕。有一天，那個打架最在行的孩子頭，扁大鼻，在街上遇到我，問我願不願意參加他們，我表示了對家教的擔憂。他說，只要按照他的辦法做，保證不會出問題。和他談話以後，我覺得生活有了希望，得到那種有了依靠的感覺。回到家，在一本一直捨不得用的嶄新筆記本上正兒八經地寫下，“扁大鼻說，1. 每天放學，先不回家，2. 告訴家裡，說到其他同學家去學習，3. 發現家裡人找我，他們吹口哨告訴我。”這個小小的孩子的團體，就是黨組織的雛形。他們組織起來，不惜欺騙另一部分人（父母）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小孩在筆記本上所記下的，就是組織的綱領，黨綱，他此時的心態，就是一個人對黨組織的感受，以後在日常生活中控制他的行動的原則，就是黨性。小頭頭扁大鼻，開始以玩耍把大家籠絡在一起，熟悉後，便要孩子們從家裡拿一些吃的東西出來，分一部分給他，這時候，黨的腐敗就開始了。這是一個典型的黨和黨性的例子，不要把黨看得有多神秘。

黨，不過就是一群人，為達到一定目的，在某些條例的約束下，實施一種短暫的行動聯合。黨性，不過就是這個聯合體為達到其目的所需的策略和要求，是其成員需具有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管是為政治利益的，如共產黨，國民黨，共和黨，民主黨，為經濟利益的，如黑手黨，傳銷組織，還是為興趣而組合的，如合唱團，舞蹈團，旅遊團，其本質都是不同形式的“黨”而已。所不同的是，這個黨，在人的生命活動中所占的地位，可以用“黨性強度”來衡量。黨性最強的極端是，你生活是在一個黨所控制的環境中，不管願意不願意，你不可能脫離這個環境。在那裡，不管你是不是黨的成員，你的思考方式，你的性格，總之，你的人性，必須用這個黨的黨性來置換。如果你懷疑這種置換，你會感到痛苦，就如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所感到的那樣，如果你反對這種置換，你就被消滅，像張志新的遭遇。黨性最弱的極端是，你所置身其中的黨，對你生命活動的影響微不足道，例如參加一個廣場舞蹈隊，如果你覺得遵守它的一些規矩使你很不爽，你可以瀟灑地退隊而去，這對你的整個生活並無大影響。所有其他情形，都介於兩個極端之間，西方的政黨組織就是這種例子，你可以介入很深，也可以引身而退，把它的那套規矩忘得乾乾淨淨，因為你的生活還有其他選擇。除了極少數的情況，人在他整個生命過程中，總會主動地，被動地，程度不同地參與某些黨的活動，因而總有不同的黨性因子進入人的機體。

  人性和黨性，產生的背景不相同，它們卻交織在一起，體現在具體的個人身上，影響着人的思想和行為。它們大體有以下這樣一些特點及不同之處。

  1.       人性是天生的，是自然形成的，黨性是後天的，為達到一定功利目的而生成的。

人在母親的懷抱中長大，就形成了對愛的渴望和珍惜；人感受四季交替，日月變更，便有了對自然的敬畏；人見證生老病死，經歷痛苦，於是知道憐憫. . . ，這些對一個正常人來說，是那樣的自然和順理成章，這便是人性的由來。我們看到，人類出現以來，不管社會結構如何地變化，其中有些東西沒有變，正是那些東西產生了人性。但是，如果沒有啟蒙者告訴你，你的經濟地位不如那些富人，你要和其他窮人聯合起來，去奪取富人的財產，大概你永遠不會知道什麼叫革命，什麼叫“無產者的先進性”。如果沒有上線告訴你，“二八定理”，“ABC法則”，大概你永遠不會知道有傳銷這檔生財之道，這就是黨性的萌生過程。

2.       人性基本不會有很大變化，黨性永遠在變。

到底將來的人工智能技術能否改變人的本性，在我們可以看見的時間內，是未知的。但在我們的知識水平和歷史眼界之內，還沒有看到人的本性有什麼根本的變化。黨性則不然。且不說不同的黨有不同的黨性，同一個黨在不同時期的黨性也大不相同。古代帝王創業時以同舟共濟聚人，得勢後誅殺群臣，現代的黨在野高唱民主自由，掌權便崇尚獨裁，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就是西方國家的政黨，其綱領也是變化無常，完全為其追求政權的目標服務。

3.       人性是散漫的，柔弱的，持久的，頑強的；黨性是集中的，強悍的，高效的，殘忍的。

人性到底是“善”是“惡”，永遠在爭論不休。這個爭論其實並不重要，因為不能使其爭論的對象有所改變，也不能改變人的自發行為，問題是人的行為的社會意義。人性屬於單個的人，因而它能發拙的能量是有限的。但人性的許多特點，會被黨性調動起來，加以空前的強化。就像一塊鐵，放進磁場中，那些雜亂無章的鐵分子被極化，變成一塊具有強大能量的磁鐵。這可以用求生欲望這種基本的人性來作例子。單個人的求生欲望，最多只能調動他個人的身體力量，來攝取物質，保護自己。人們一旦遵從某種意念而結成團體，這種團體的求生欲望就是一種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可以做出個人所不能完成的事。那麼，原來的個人的求生欲望和他在團體中的求生欲望與有差別嗎？最主要的差別是，排除異己的強度。個人的求生欲望的影響是零散的，弱小的，它的排他性只表現在與他有利益衝突的那些個體。對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來說，團體以外的人的求生欲望都不被理解和容忍，因而團體中個人的排他性，也必然成了對其他團體，階層，階級的排除。這應該就是那些“在了組織”的個人，出現“六親不認”的行為的原因。

如果認為，是希特勒扭曲的人性寫下了那段恐怖的歷史，這是不正確的，事實是，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當時控制德國和德國人民的黨性。從歷史上看，黨性在改變歷史的進程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黨性比人性更能夠成就大事，其代價是人性的犧牲。

4.       人性和黨性的關係

人性像一個巨大的天然水源，它的周邊有各式各樣的設備和裝置，這些設備裝置就像是一個個的黨，它們都有自身存在的目標和特別的運作要求。然而，每一個設備裝置都無例外地需要從人性的水源中取水，利用人的某些思維和情緒特點，把人的能量引入其中，才能夠運作。例如，廣場舞隊需要人的閒暇和自我表現的熱情，來達到一部分人的娛樂要求；傳銷組織需要人對貧窮的懼怕，對財富的狂躁和孤注一擲的情緒，來滿足組織者攫取財富的欲望；原始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黨需要人們對財富不均的憤怒和對有產者的憎恨，從而用專政手段來到達一種所謂的理想社會。不管哪種情況，我們都看得到，那些原是自由分散的人性特徵，被象徵黨的設備裝置進行組織和調理，成為某種社會行為，或社會鬥爭的工具。

任何一個黨創立之始，基本上都以人性作為出發點，以獲取普通人的支持和參與。究其原因，不外兩種可能，其一，那些黨的組織者確實是以某些人性關懷為建黨的初衷，其二，那不過是建黨者深思熟慮的謀略。就拿上面提到的8歲小孩來說，他參加那個小圈子的初衷，是想滿足自由和放開個性的願望，那都是淳樸的人性的表現，而隨之而來的對父母的欺騙行為，被控制後對組織者的順從，不能不說是黨性對人性的一種改造。不管怎麼樣，黨性在個人個身上發揮作用，一定會伴隨着人性的改造，使其順應黨的目標，這種事情很少有例外，原因很清楚，如果一個黨的綱領與人性完全的重合，組織者們為什麼要成立這個黨？黨對人性改造的強度，應該是與上面提到的“黨性強度”成正比。有人認為，存在一種（一個？）這樣的黨，它的“初衷”和“終衷”就是為天下所有的人謀幸福，而不是個人或小團體的私利。不能否認這是一種善良的願望，但到目前為止，不得不說它還只是一種空想。

5.       道德和法律

人生活在社會中，人性中負面消極的東西，會對社會上其他人不利。道德和法律的真正意義，就是為了保護正面的積極的人性，阻止負面的消極的人性而存在。然而，道德和法律在人間並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常常淪為社會權力的僕人。例如，在高強度黨性控制下的社會裡，道德和法律也完全會成為黨的工具，被黨性所置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在一些黨性強度最高的國家裡，法律把黨，國家，政府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把這種思維尊崇為人的最高道德。這讓那些崇尚人性和法制的人難於理解，他們看到的是，刻在德國政府大樓上的，愛因斯坦那句名言，“國家是為人而立的，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明白了人性和黨性的區別與聯繫，我們就會對盧梭的《懺悔錄》和韋君宜的《思痛錄》的價值和意義較為清晰。盧梭向世人暴露了那樣多卑鄙的行為，為什麼讀後對他並不憎恨？韋君宜訴說了那樣多痛苦，為什麼對她並不怎麼同情？因為人性屬於每個人，人會對自己負面的東西感到理解和寬容。對絕大多數個人來說，黨性並不具有持久不變的意義，一旦與它脫離或遠離，人很容易認為它所造成的那些事件與自己無關。

四．盧梭為什麼要寫《懺悔錄》

盧梭為什麼要寫《懺悔錄》？僅僅是因為他想譁眾於世，留名於史嗎？盧梭在開始寫作《懺悔錄》時，已經完成了他一生中幾乎所有重要著述，是一個成熟的成功的思想家。由於他的思想和為人的原因，他樹敵甚多，以致1762年，巴黎議會查禁他的《愛彌兒》，並要逮捕他，一股社會潮流也在道德上對他進行鞭撻。但是他藐視公眾社會的判斷，相信只有自己才是最聰明，最嚴厲，最公正的法官，這就促成了他用《懺悔錄》來進行思考和辯答。托爾斯泰也有類似的情況，在50多歲時，他已經非常富有，身體健康，事業到達頂峰，但他感到不幸福，懷疑生活的意義，因而陷入了極度的精神危機，以至於他把家裡的繩子，利器都收撿起來，以防下意識的自殺。於是他寫了《懺悔錄》，探討到底生活向自己隱瞞了什麼，什麼是生命的真諦。這些文化巨人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人性：除了世俗的利祿名望，人想知道自己。知道自己，聽來很容易，其實是相當艱難和痛苦的。雖然這種欲望隱藏在每個人心中，絕大多數人只能看着它像泥鰍般在眼前滑過，因為世界上的芸芸眾生一般都沒有膽量，沒有能力正視真正的自己，因而淡化了這種欲望。象盧梭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智力和成就的峰頂上，回過頭來，拷問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這是一種智力和人格的升華。

如何去知道自己？盧梭採用的方法是寫作《懺悔錄》。

“懺悔錄”的英文，法文都是 “Confession”， 這個詞是供認，自供，自白的意思，其中含有一種主動認錯以避免原告進行揭發的意味。那麼，盧梭在向誰認錯，對錯的標準在又哪裡？我們知道，盧梭是具有宗教信仰的，但他的宗教信仰，本質上不是以神為中心，而是以人為中心。他始終相信人有一種天然的良知，那是值得世人信任的。盧梭的《懺悔錄》中懺悔的對象，懺悔的標準，就是那種人的天然良知，是那種正面的，積極的人性。

盧梭的《懺悔錄》開創的以自我批判，內心日記為主要內容的自傳體文學形式，無疑對他一生致力於揭示和剖析的人性，具有十分正面的影響。後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和思想家，以此為圭臬，創作的無數佳作，豐富了文學，思想史的寶庫，使人們對人性的認識更趨完善和生動。

五．韋君宜《思痛錄》的真正意義

韋君宜為什麼寫《思痛錄》？要想從她的告白中找到答案，比較困難。她自己訴說的動機是，一個“老共產黨員”，為使黨更興旺發達，而獻出的逆耳忠言。但是支持這個說法的觀點卻十分矛盾。例如她說，“我跟着黨，受苦受窮，吃糠嚥菜，心甘情願。真正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經歷的運動，給我們的黨，國家造成的難以挽回的災難。”誰帶來的災難呢？從她在書中我們看到的，40多年殘酷的運動，無一不是這個黨的最高層發起的。她說她是共產主義的信徒，但在生命的最後又不畏懼地宣稱，“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何必膽怯？”在高強度黨性的環境中，她不可能直言自己寫作的真正動機。因此，這個答案只能從她的作品中去尋找。

從《思痛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韋君宜不像盧梭那樣，有強烈的“想知道自己”的欲望，也沒有表現出“想知道黨”的欲望。她用她的才氣和勇氣，詳細地，生動地，較為真實地記敘了一個接一個的悲劇情節，但從不探討悲劇的真正原因。全書重複着同一種劇情模式，即莫名其妙地運動來了，莫名其妙地不理解，莫名其妙地被整肅，她和她所同情的那些人都永遠跟不上黨的步伐。為什麼？那是因為他們身上沒有泯滅的人性。韋君宜書中悲劇的受害者，大多是具有良知，具有人之常情的人。例如他們對系統性的浮誇不理解，他們留戀民主自由，他們過於信任他人，他們還不熟悉黨內的投機取巧，他們就想老老實實搞好自己的那點業務工作，他們認為除了黨的利益之外，人和人之間還有可以信任和值得商榷的東西，他們對人誠懇，對黨忠心，但有時有點驕傲 . . .，總之，他們的被整肅從不因為他們要反抗這個黨，而是因為他們尚存的人性，使他們跟不上黨的方針政策的急變，一個為政權而拼鬥的機器，當然要把這些人碾碎。這就是他們命運悲劇的根源。

這個悲劇的根源是韋君宜無法去探索的。一個強大的黨性機器中的個人，其渺小程度，其複雜程度，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難於想象的，就是讀了《古拉格群島》也難得到切身的體會。最真實的感受，屬於那些長時期生活其中的個人，特別是受過這個機器的傷害，又用這個機器傷害過他人的人，韋君宜便是。在講到一個“極普通而單純的”老共產黨員李興華被迫害而最後病死，韋君宜感嘆，“製造這個悲劇的人中間顯然有我一個,可是我並不想這樣。別的人,恐怕也一樣。我並不願意這樣做卻還是做了。”這真實地道出了在黨所控制的群體中，個人思想和行為的特點。你既然加入了這樣的群體，或無選擇地生活在這樣的群體中，就要接受黨性對你人性的改造和置換，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即使你的人性猶存，它也只能和黨性像水和油一般融混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連自己也分辨不清。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對所感覺的不公理性地追根尋源，辨明孰是孰非，何等困難。韋君宜就認為自己擔負不起這個任務，她道出了有兩個原因，一是，這本書“還不可能完全說透”，二是，“我的思維方法也缺少討論這些問題的理論根據和條理性”。

然而，對黨紀的恐懼，對初衷的失望，對人性扭曲的本能的抗拒心態，在一個受過充分教育的人的心中，終身會感到不安和痛楚。釋放這種感覺的欲望，這也是一種深層次的人性需求，而釋放這種感覺本身，就只能是對黨性的質疑和控訴。從《思痛錄》中可以看到，幾十年在黨的生活中，韋君宜這種欲望從未消失過，只是深深藏於心底，不斷地積蓄，在適當的時侯，也即在生命的末尾，在自己受到衝擊的可能性最小的時候，才使那些質疑和控訴見天日。這仍不失為一個智者的勇氣，稱得上人類的一個“先進分子”的作為。

不管她自己認識到與否，我們可以看得到，韋君宜寫《思痛錄》的真正意義，是人性對於黨性發出的控訴。

結語

縱觀歷史，那些發展迅速的輝煌時代，和那些落後殘暴的黑暗年代，大都是和高強度的黨性有關；而人類的長期進步，人類社會的穩定支撐，人類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靠的卻是人性的土壤。人性和不同程度的黨性，會同時存在於人的大腦中，引導人的行為。被黨性控制的國家的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宗教學家，他們的終極任務，就是要像揉饅頭一樣把人性揉進黨性的麵團，對那些屈強的，難於被其削足而適履的人性特徵，他們就找出讓其溟滅的啼笑皆非的根據，製造出那樣多冠以莫名其妙的定語的社會學，哲學名詞，像無產階級的人性，布爾什維克的憐憫，社會主義的宗教，社會主義的民主與自由. . . ，這就是專制社會中流傳着那樣多才思橫溢的，在法制社會中被難於理解的段子，笑話的根源。然而也應該看到，黨性在人類發展中的巨大能量同樣是不容忽視的。我們這一代人，有幸見證了高速發展的社會，也見證了極度黑暗和悲慘的社會，人性和黨性，應該會為我們提供理解這些社會現象的線索。在一個崇尚人性的社會，如何巧妙地利用黨性來促進社會快速和公平的發展，大概會越來越成為現代政治家的關注點。

（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