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治理能力之差，只因為是“另類國家”

人類自從物種起源，就一直在追求完善人性的努力中。一切文明的發展，一切生產力的進步，一切社會形態的變遷，都朝着這唯一的方向前進。

就連共產革命原始理論的始作俑者，也以討論人類的“異化”來占領道德制高點。

而一旦他們用暴力奪取政權，在他們眼中，一切社會問題都完全消失，只剩下“治理能力”的改進——好像他們已經完成了他們自己的“歷史的終結”，社會在他們的家天下中，只有一條路：階級分化和固化，特權階級的“自賦神權”，既得利益集團的萬世江山——這不能算是簡單的袁世凱，也不能算是再版的秦始皇，而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加袁世凱”的三重豪賭。

就連現在碩果僅存的如此三重春夢的“遺腹子”——中國新怪現狀，已經不斷暴露出它殘存人性之惡的種種劣跡，無法改變，無法根本克服，無法逃脫深深被套牢的樁樁噩耗。這次再現的瘟疫終於引起全球性恐慌，就是最明顯的一例。

歷史上，瘟疫曾經吞噬近半的歐洲生靈，消滅了幾乎全部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一直是令人談虎色變的人類剋星。尤其是那些致疫病毒，變化萬千，似乎它們的出現永遠在人們的預料，防禦與治療的能力之外，所以它永遠是全人類的天敵。

西方世界對於瘟疫的重視與警覺，可以說是絲毫不敢懈怠。即使只有一例病情出現，都要向全社會公布，以引起社會所有成員的警惕和專注。

西方國家確實把瘟疫這種人命關天的大事放在一切其他活動之上，一切疫情信息做到全社會共享。

要說這也算是“治理能力”，在西方，由於其制度的人本性，信息的公開性，政府對公民的權利的無比重視，只能說是小事一樁，向來如此。這樣的社會，對突發事件的靈活反應，與機動處置，使得各種瘟疫基本在這裡絕跡，至少是每次但凡有疫情，都迅速得到控制，沒有發展到足以造成嚴重後果。

共產黨暴力統治下的社會，可以說是人類生活的異類。習特勒即使有再高的治理能力，那也只是為了鞏固他的黨天下，家天下對人民的巧取豪奪。難道SARS給予的慘痛教訓一次還不夠嗎？人民的生命對既得利益集團就只是行屍走肉，不值一提嗎？

習特勒大談治理能力的前提，是他認為從他爹那裡血統承繼來的大位，已經保證了他攫取九五大位的一切合法性，即使他的治理能力是零，中國也是他的盤中餐，釜中肉。真是恬不知恥，無以復加。

世界上的“另類國家”，混到現在，大概只剩下中朝古三家。其中各家都有各家一本難念的經。前些年，破天荒的中國“崛起”，被共產黨說成是“制度優越”的結果，給予習特勒種種“自信”的根據。直到川普的貿易戰的開打和習特勒的負隅頑抗，方才戳破習氏漂亮的肥皂泡——不僅是中國的經濟泡沫，而且更是中國的政治泡沫——一個蘇東波後冥壽既息的孤魂野鬼，想借西方經濟體系的“唐僧肉”來附屍還魂。不料“僧是愚氓”的唐僧，也有新型齊天大聖的護法，那就是川普的火眼金睛，早把那套“韜光養晦，敲骨吸髓”的把戲看穿看透。

這不三打白骨精的第一回合，已經傷了習家天下的元氣。第二回合還沒展開，就碰上“武漢肺炎”的襲擊，內垢內亂，大滅習特勒“自家威風”。

另類國家，混到這份上，還有沒有所謂的“制度自信”？武漢封城，city-sized quarantine，正是由於這個另類國家的停滯的殭屍般的體制弊病所導致，不要說武漢人已經對如此千瘡百孔的制度喪失信心殆盡，就是習特勒本人，在一次次的頭破血流的狼狽碰壁之後，即使他先前縱有跨鄧超毛的萬萬千千雄心壯志，到現在，大概也意識到，自家孫猴子那點本事，終於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那點區區自信，早拋去爪哇島——我們都看到：他就像1945年的日本人一樣，或者說劉鶴就像甲午戰爭後的李中堂一樣，只好乖乖地低頭認栽，唯唯諾諾地在第一階段的喪權辱國的降表上簽字畫押，供認不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