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已经99年了。“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便是“民主”和”科学”。99年来，多少华夏儿女这两个耀眼的目标去奋斗牺牲。可是年复一年，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法治，本土也没有产生出科技诺贝尔奖。

众所周知，民主和科学都起源于古希腊。“言必称希腊”不仅发生在当年民国治下，也发生在苏区延安。古希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确是不可磨灭的。

不过发生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发生的处死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事件，却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另一面。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不朽名作《苏格拉底之死》一百多年来，一直给全人类带来悲剧的启示。

下面这篇网文，是对这一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较完整介绍。

苏格拉底之死与民主政治（转贴）

2012-06-25 07:12:29

仰望历史的星空，那些先贤圣哲虽然离我们十分遥远，但他们以其深邃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些人，在他那个时代无论人们对其是毁是誉，是褒是贬，但是尽管时光流逝，他们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愈发璀璨。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且死于非命的人，因其死亡而引起历代先贤的思考，关于苏氏之死的文章已经不少，囿于所限，我能拜读的并不多，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对于苏格拉底这个人，人们关心探讨的绝大部分都是他的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苏氏之死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主要的方面是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其中最伟大的作品就是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我也无缘看到这样本，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些节略。而我所考虑的是，我们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民主是一个普世追求的价值观念和一种政体，专政总代表是落后和野蛮。苏格拉底死时已经70岁，象这样的老人，思想深邃，悲天悯人，洞察人情事故，为何反对民主，并以生命为代价呢？本文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探讨苏格拉底缘何会如此反对民主，并认为是所谓的民主造成那个时代最善良、最聪明的人之死，由此对民主进行反思，并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一、雅典民主政体的发展与形成

由于本文是以苏格拉底为研究对象，故本文仅介绍在苏氏出生之前及其生活的年代雅典民主政体的发展以及对雅典有影响意义的政治改革。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470年（或前469），卒于公元前399年。雅典是希腊的城邦国家之一，当时的城邦多达数百，其中最强盛的是雅典和斯巴达。雅典和斯巴达尽管是同时代的国家，但其治理国家的方式非常不同，雅典是民主政体，斯巴达以军事单位为基本组织的特殊的国家，是寡头政治。在此时期，对雅典有重大的影响的几件事是：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俊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及伯利克利对民主制度的维护和加强。本文简要介绍如下：
1、公元前490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在大流士的率领下，开始了第一次希波战争，以波斯失败告终。前486年，薛西斯继位。薛西斯以父亲的失败为耻辱，经过五年的准备，帅大批军队对希腊发动进攻。由于波斯过于强大，对整个希腊的城邦造成了心理和实际上的威胁，整个希腊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波斯入侵。公元前478年，希波战争以双方签订卡里阿斯和约而告结束，波斯帝国从此承认小亚细亚之希腊城邦的独立地位，并且将其军队撤出爱琴海与黑海地区。
2、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是在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其中双方几度停战，最后斯巴达获胜。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语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在战争期间内政与外交息息相联。雅典丧失了其强国地位。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交战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在争夺霸权的这场较量中，斯巴达能够获胜，只不过因为其内部矛盾比之雅典相对小些、简单些罢了。雅典人对自己的同盟者压榨过甚，也为他们自己埋下了祸根，使自己最终输掉了战争。
3、俊伦改革。俊伦是古希腊的贤人，在他从政期间，进行了著名的改革，时间是在前594年。改革内容主要有四项：一是颂布解负令，二是确立了财产等级制度，三是建立四百人会议，四是鼓励和发展农工商业。
4、克利斯提尼在公元前525～前524年任雅典首席执政官。公元前508年，他联合平民通过公民大会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他设立10个地区部落，取代原来的4个氏族部落。雅典被分为城区、沿海和内地三大地区，各大地区再分为十部分，称为三一区。通过抽签，从每个大区中各抽一个三一区，合成一个地区部落。三一区下分若干德莫斯(自治村社)，构成雅典公民政治、社会和宗教活动的基层单位。年满18岁的雅典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隶属的德莫斯内通过一定的入籍仪式便可取得公民权。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内取得雅典公民权。这样，地域原则代替了血缘原则，削弱了氏族贵族在各方面的影响。其次，规定每个地区部落每年各选50名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五百人议事会，代替梭伦创设的四百人议事会，成为公民大会各项提案的起草机构，并负责处理国家日常行政事务。克利斯提尼还加强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的活动。根据他的建议，制定了贝壳（或陶片）放逐法，以防僭主再起。.
5、伯里克利对民主制度的维护和加强。伯里克利是雅典民主派的代表，是希腊民主政治的著名领袖。从公元前443年到429年，一直担任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从个人品质到政治、军事能力上，这个人是无可挑剔的。在他当政期间，主要进行了以下四项改革：（一）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此后，战神山议事会只审理带有宗教性质的案件和事务。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五百人会议摆脱了战神山议事会的牵制，完全成为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执行机构。（二）各级官职向广大公民开放。公元前457年后，第三等级公民取得担任执政官的资格，第四等级公民后来事实上也被允许担任此职。于是雅典全体男性公民基本上都获得了不受财产限制，通过抽签、选举和轮换而出任各级官职的权利和机会。（三）实行公薪制。最初，由国家给予陪审法官每日生活津贴，后薪给制扩大到大多数公职，这就为贫苦公民参加政权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四）限制取得雅典公民身份的范围。前451年规定，凡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者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重大的事件和变革，雅典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得以确立。波斯战争中雅典的胜利，被雅典人理解为雅典民主政体的胜利。战争奇迹般的胜利，大大助长了平民的气势，也给民主思想的普及以极大的推动，民主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耗时长久、非常残酷的战争，在战争中，雅典及其同盟对雅典的民主制度进行了理论性很高的思考和总结。通过俊伦、克利斯提尼、伯利克利改革，雅典民主制度到以确立和完善。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雅典是这样的民主：一、民主的基础。俊伦改革中的解负令，扩大了公民的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规定年满18岁的雅典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隶属的德莫斯内通过一定的入籍仪式便可取得公民权。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内取得雅典公民权；伯利克利改革规定雅典全体男性公民基本上都获得了不受财产限制，通过抽签、选举和轮换而出任各级官职的权利和机会。并实行公薪制，为贫苦公民参加政权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但又规定凡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者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二、雅典的政体。俊伦改革之前是贵族政治。掠夺和暴行激起了平民暴动，使雅典政局动荡。有着民主传统的雅典选择了俊伦，并在俊伦的带领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通过以财产划分等级制度，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动摇了贵族政治的基础，为雅典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建立四百人会议，进一步打破贵族专政。我们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看到，在古希腊的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俊伦恢复公民大会为国家权力最高机关，削弱了贵族长老会权力。建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常设机构，实际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力。克利斯提尼规定每个地区部落每年各选50名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五百人议事会，代替梭伦创设的四百人议事会，成为公民大会各项提案的起草机构，并负责处理国家日常行政事务。伯里克利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此后，战神山议事会只审理带有宗教性质的案件和事务。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五百人会议摆脱了战神山议事会的牵制，完全成为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执行机构。三、司法制度。俊伦改革设立公民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他规定了司法的程序，即对违法行为进行审查、起诉、裁决，陪审员从四个等级中抽签产生；克利斯提尼沿用了这项制度。在司法上增加了“贝壳放逐法”，以预防僭主复辟。伯里克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使陪审法庭不受牵制。


二、苏格拉底的生平及其政治观念


苏格拉底大约生于前470年，于前399年6月饮鸩而亡。为能从感性上了解其生活的时代，我们先了解与其有关的一些事件和史实。公元前11到前9世纪，是荷马时代，古希腊产生了原始的民主制度。前594年，俊伦改革。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凭借武力，建立僭主政权，俊伦被迫出走。前508年，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前495年，波斯人第一次入侵希腊。前490年至前479年，波希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前443至前429年，伯里克利担任十将军委员会首席将军。前431至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进行了十年战争，此后于前415年至前413年进行了西西里战争，前413年至前404年进行了德凯利亚战争，这三次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战败，三十僭主的统治取代了民主政体。一年后，民主制度得以恢复。
苏格拉底生于雅典的一个中等家庭，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婆。他相貌奇丑，在对人体美要求程度非常高的古希腊估计是他受到不少的嘲讽。三十岁左右，作过道德教师。四十多岁开始，参加了保卫雅典民主政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做战勇敢。他生长在希腊文化中心的雅典，能够接触和观察到当时希腊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问题；他本人极爱追求知识，特别是喜爱哲学、法律和伦理方面的知识，是当时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喜欢与人探讨哲学、法律、伦理方面的知识，以辩论出名。在政治上，他站在了奴隶主贵族一边，他的弟子中就有僭主，他最得意的弟子伯拉图是贵族政治的忠实的支持者。在斯巴达战胜雅典之后，亲自参加了对雅典十将军的审判，并在辩论中表现出反对民主派政权的顽固态度，在雅典公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反感。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一生中做的主要事情：
辩论。雅典作为一个城邦国家，人口高度聚居，雅典的民主制度为有辩论传统的雅典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设在雅典城郊普尼克斯岗上的公民大会，每月至少举行两次，多则四次。陪审法庭的活动次数和参加的人数就更多。会上人们可以自由发言，自由辩论。苏格拉底无论从辩论的技巧还是掌握的知识，在同时代都是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使人不快的是，他在不停的找人辩论，虽然他的口头语是自己是无知的，但通过辩论之后会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无知，因此他因辩论一定得罪了不少人。
教授学生。苏氏在教学方面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不是以收费为目的，而是为了传授自己的思想，他从不收费。第二，他的教学方法很独特，他从不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谁，而是通过提问辩论的方法使学生接受他的思想。第三，他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在当时很重要的人物，比如产生了一些僭主；他最得意的弟子是柏拉图，这个人与苏格拉底一样，在人类思想史上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第四，苏氏平生述而不做，他自己没有留下一部作品，我们知道他的思想，基本上是通过其学生的作品而来。
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据说他在做战中很勇敢，为保卫民主政体的雅典做出了努力。
反对民主政体，但并不支持僭主政治，政治主张上倾向于贵族政体，并对自己倾心的政体大肆宣扬，取得了一部分人的支持。
苏氏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民主雅典以公民审判的方式判处死刑，对他的审判牵动了整个雅典，无论从事件的本身以及自他死亡之后对这场审判的思考。

三、苏格拉底所反对的雅典的民主政体


历来的学者，都将其注意力放在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上，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雅典人如此聪明，也可以说充满智慧，为何容不下一个年近七旬、并无“犯罪事实”的老人？他的死是罪有应得吗？
事实上，雅典人对这个人并不喜欢，他的死也是必然的，只是时间和机会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对他进行起诉的理由可以看出。他的罪名有两个：一个是不敬神，一个是腐蚀青年。不敬神，在当时的雅典是罪不可赦的，仅这一个罪名就足够了。雅典的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带领雅典人对抗伯罗奔尼撒同盟、当时最有权势的伯里克利的妻子曾被人控告“不敬神”，在伯里克利苦苦哀求之下，才免于一死。而腐蚀青年，这个罪名所指内容非常不具体，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必然导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在第一个罪名提出之后，这个罪名实在是多此一举。聪明的雅典人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我个人认为，起诉的理由中，以第一个理由处死苏格拉底不是雅典人真实的想法，真正导致苏格拉底死亡的恰恰是没有实质性内容的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将整个希腊拖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雅典的繁荣不再。将雅典带入黄金时代的伯里克利个人也不能幸免，家人在瘟疫之中死去，个人先是被罢免首席将军的职务，在雅典最紧要的关头，雅典人自己罢免了最优秀的领袖，而在他恢复职务不久也染上瘟疫而死亡，雅典的民主政体岌岌可危。这个时候，苏格拉底以其高超的辩论水平，在民众中宣传鼓动，反对民主政体，鼓吹贵族政治，造成雅典的社会心理和思想非常混乱。
就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言必称希腊”一样，古希腊在哲学方面的确是在他之后思想的源头之一。而他所创立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陪审法庭，是可以与现代民主国家的议会、政府、法院“三权分立”政体相媲美的。是民主政体给雅典以精神和力量，使他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在古希腊数百城邦中傲视群雄，一度成为这些城邦的实际领主。是这种民主政体，使雅典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伯里克利曾自豪的说：“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雅典的民主制度给后世创立了民主国家的一个模式。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的国葬典礼》上这样说：“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从他的讲话中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这一点是非常伟大的，他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石。由于在一篇文章之中要想全面描述一种政治制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以要点的方式，并结合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一下雅典的民主政体：
雅典的民主是一种直接的民主。什么是直接的民主呢？当时雅典有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在雅典，年满20周岁的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可以对国家大事进行表决、制订法律，选举罢免官员。500人议事会是雅典在他的十个区中每区中以抽签的方式选出50人，组成500人会议，500人议事会是负责处理雅典的日常事务，议事会实行十个部门(三分区)的50人团轮流担任主席团的制度，每个主席团任期约一年的1/10。主席团中每天由抽签选出一名总主席，负责保管国家金库、档案和庙宇的锁钥和国玺；并在民众大会、500人会议开会时任主席。但总主席任职只一日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再度任此职。为了防止议事会权力过大，雅典成立了陪审法庭。审判官人数六千，由公民抓签选出，当时雅典公民分为十区，每区选六百人。但审判时，审判官未必全体出席。出席人数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出席若是偶数，就要另加一人使成奇数，以免投票不能表决。所有的这些审判官任期只有一年，一年后将重新选出，每个公民一生中只能担任两次审判官的职务。
上述三个机构的议事原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从雅典人设计的制度上看，在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陪审法庭，每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无论参加的人在当时担任何种职务，也无论贫富贵贱。
雅典人对法律的信仰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公民大会制订法律，陪审法庭依照法律进行审判，并且陪审法庭还兼理对法律的修改的决定权，防止法律被有权势的人篡改。如何有人提出修改法律，经陪审法庭审查被驳回的，提出的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雅典人会遵从法律的审判，很少去违背已定的裁决。马拉松战役的指挥者阿里斯泰德被判处流放，他本人就执行了这个决定。
我们可以从以上可以看出，雅典的民主是直接的民主，主权在民，轮番为治。雅典人崇尚法制，禁绝人治。但这种直接的民主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在公元前483年，马拉松战役的指挥者阿里斯泰德，这位被雅典人称为“公正者”的优秀统帅，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就被判处流放。当时有一个故事很值得回味。雅典的公民大会对权势者的流放采用的是陶片放逐法，就是公民将认为应该判处流放的人的名字刻在陶片上，放成一堆，然后进行统计，票数多的就是被判处流放的人。有个农民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他有公民权，他有权利决定那些大人物的命运。阿里斯泰德在他身边，他请阿里斯泰德把这位将军的名字刻在上面。阿里斯泰德问他：“您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农民的回答更是让人害怕，他说“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人，干脆将放逐算了。”阿里斯泰德真的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刻上，结果阿里斯泰德被判放逐了，他本人也执行了这个决定。从这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雅典的直接民主是存在问题的。阿里斯泰德真的应该放逐吗？但是，大多数人决定了，他就被放逐了。这就是在此以后许多政治家和法学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多数人的意见一定就是对的吗？多数人的意见就是真理吗？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也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民主与真理的关系。在雅典，不止这个一例子说明这种民主可能会办坏事。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雅典人对海军大将的审判。公元前406年，海军提督柯农率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海岸大破斯巴达海军，不过雅典因遇暴风雨也损失了25艘战船。退兵时因狂风没有收回阵亡士兵的尸体；8位将军（其中两位战后没有回希腊）被指控不必要地让士兵在残破的小艇中溺亡。苏格拉底作为审判主席（1天时间）坐在审判席上，在那次大会上，苏格拉底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把阿吉纽亚海战中获胜的十名海军大将处死。阿基得墨斯得煽动民众的情绪，导致公民大会违反了数条正当审判的程序；最终那6位将军未经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甚至没有机会陈述而被宣判死刑（包括伯里克利的儿子）。我们应该注意这个时间，是在公元前406年，战争还没有结束，数万军队还在前方，而他们的首领却被自己人处死了。处死自己勇敢的大将的结果是导致了战争很快结束，雅典最终失败了，整个雅典没落了。这同样也是雅典民主的结果。据说这些将军被处死后，雅典人也后悔了，但人死不能复生，雅典的命运也就无法挽回了。如此民主，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吗？


四、对民主的反思


我手边没有翔实的资料，无法了解当时的情形。从上面看到，前406年，雅典经过了长年的战争，内外交困，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雅典进入了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审判十大将的这一天，苏格拉底恰好是审判主席，坐在主席台上。这个阅历丰富，洞察世事的智者非常清醒的意识到，海军大将是不应被处死的，况且前线战事正紧，雅典何异是自杀啊！但是，民众的情绪被政客阿基得墨斯得左右，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在违反审判程序的情况下宣判海军大将死刑。当时民众是兴奋的、激动的，他们认为，海军将军抛弃了阵亡将士的尸体，是应该被处死的。这其中的每一个人对这件事的本身以及它的影响都做过认真的思考吗？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曾经把雅典带入辉煌的民主政制为何又把雅典带入灾难呢？是制度的失败还是雅典人自身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剖析一下雅典的民主。
人类的历史从远古到今天，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人猿辑别的那一天起，人类告别了动物的群体，形成了社会。社会就要有一定的秩序，无序状态的社会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因此，人类就要有自己治理自己的形式。这便是我们考虑到的政体。
什么叫社会？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处于特定区域和时期、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相互联系而结成的有机总体。民主是社会的产物，在本文中，我们所谈的民主是指一种国家制度和行使国家权力的程序和方式。前一种即民主政体，后一种即民主原则。雅典是第一个典型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是以民主的原则进行的。民主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雅典的民主，就是直接的民主，它将民主的原则扩大到最大化，使一切有资格的人参加国家事务，决定国家大事。第二种是代议制民主制度。代议制是由选举产生权力机构，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一种间接的民主。
毫无疑问，雅典的民主在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变成了极端的民主。这个论点我们可以从对阿里斯泰德和海军大将的审判中可以看到。那个请阿里斯泰德帮忙的农民，仅因为这位将军的正直，使他觉得厌烦，就把这个正直的人流放了。雅典只有这一个这样的农民吗？公民大会里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应有的思想，没有理性，仅凭个人好恶，也可以说仅凭一时的情绪，他们会为了眼前不顾未来，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大局，让这样的人主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吗？苏格拉底说：“一个民主的城邦由于渴望自由，有可能让一些坏分子当上了领导，受到他们的欺骗，喝了太多的醇酒，烂醉如泥。而如果正派的领导人想要稍加约束，不是过分放任纵容，这个社会就要起来指控他们，叫他们寡头分子，要求惩办他们。”
在这里就有必要说一下人性的弱点，这在本篇文章中看似有点偏离中心，但社会就是由人组成的，社会是人的社会，所以非常有必要对人的本性进行研究。人都是双面的，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也就是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就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人类是靠秩序来使每个人更多的表露出善的一面，压制恶的一面。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不受约束，不遵从法律或习俗，社会就会失去秩序，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无从谈起。但是，每个人都会主动自觉的遵守法律吗？都会模范的遵从公认的道德准则吗？答案是否定的。除非圣人，只要有机会，人的魔鬼一面就要显露出来。孔子有句话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这句话可以说明人只有受到制约才不犯错误，只有当他能够认识到守法才有利时才会守法。每个人因为生活环境、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思想，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学习，不断的加强自身修养，会变得品德高尚，具备了较高的理性，而大部分人还是只要有机会就会为个人谋取私利，有时可能会损人不利已。他们的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自己的利益，让这样的人治国行吗？同样，由于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就容易受到别人的蛊惑，被人利用，成了害人的工具。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有部看了令人绝望的小说，名字叫《蝇王》。书中真实地描述了人性的丑恶，人的理性生存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人的兽性。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国家，以残酷的方式进攻别国，惨杀他国人民，其主力就是这几个国家的国民。这些人，在战争中成了魔鬼。
另外还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民主与真理的关系。之所以要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个假设，首先认定民主是对的。那么，多数人执政或参与国家治理上正确的，是民主，这些多数人的意见一定是对的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句话是“好人难当”。在一个单位，品行较好、工作能力较强的人是单位的支柱，但是大部分是会喜欢他吗？十之八九，人们并不是真正喜欢他。因为他做的好，就会把别人比的不好。因为他品德好，他会不喜欢不正当不道德的事，别人会感到不舒服。谁愿接受约束呢？同样，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对，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雅典的海军大将被判处死刑时，民众认为，正义得到了申张，这时坐在审判台上的苏格拉底不这样想，他想改变民众的不理智的想法，但民众被一种不健康的狂热的情绪主宰着，海军大将被处死经，雅典也失去了战争，从此走向没落。可见，民主并一定产生真理，而是产生了多数人的暴力，造成了可怕的结局。
美国人尼布尔说过：“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必要；人有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可能。假如人们只是将民主视为一种实现“不公正倾向”的手段，那么这样的伪民主只会成为道德沦丧的代名词，在这种暴政之下所有人都不能幸免”，马拉松战役的指挥者阿里斯泰德因为自己公正，让人感到很烦，被判处流放。当雅典人在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时，他们是公正的吗？事实上是，在民主的形式下，使得不公正的倾向得以实现，造成了不公正的结果。我们没有见到文字记载，但可以想象得出，阿里斯泰德当时一定是无可奈何，公正成为错误，真让人无所适从。
同样，对于司法来说，一味的追求民主也会造成事实的不公正。司法公正的实现要靠法学家凭其法律素养，独立公正的地做出判断。司法追求的是公正，民主追求的是平等。目标不同，因此，民主不一定能带来公正。英国人柯克认为：“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司法的目标就是公正，而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多数人的决定代替法律和理性的判断，对公正的追求变成对平等的追求，基于自身或自身所代表的利益考虑而估出的选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一段话更精彩：“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尊崇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制度的轻率，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学界对抗民主的最醒目工具。”
由此看来，苏格拉底如此聪明，他会支持雅典的民主吗？文章到这里，基本上演变成了柏拉图《理想国》的推理。就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治理形式，是民主或是专政？专政是非常可怕的，任何人都明白专政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因此，我们不怕会出现专政，因为绝大多数是不答应的，没有这样的土壤。下一步我们就是要考虑的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国家的治理形式。就是由谁来做领导人，领导人与民众的权利与义务。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治理形式是由哲学家当政，来治理国家，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在现代民主国家，同样需要哲学家来当政，或者当政者是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