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占中的理性缺失

迹象表明，历时三个多星期的香港占中运动正在缓缓落幕，温和而自然地走向尾声，正如笔者在博文《令人瞠目结舌的占中》（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3e5b390102v9om.html）的预期。在这场非理性，非暴力，有秩序的街头民主运动中，中央政府及港府应对十分得当，在他们的位置上所做的一切用两个成语来描述是非常恰当的：职业精神方面恪尽职守，政治手段方面炉火纯青。

反观抗议的一方，也有大量可圈可点之处。其非暴力实践尽管在后期略有瑕疵，出现了零散的攻击性暴力行为，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与西方常态的街头抗争以及近十多年来的其他颜色革命相比，用秩序井然大致是不错的，尽管占马路吃火锅，拜神位等行为令人匪夷所思，使得这场应当是认真严肃的民主抗争显得有点荒谬、滑稽。

但是与他们的政治对手相比，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维持者（无论幕前幕后）的政治智慧就显得捉襟见肘，前后难顾，上下失调了。欠缺圆熟的发起策略和攻坚战术，不仅使得这场抗争达不到主要的预期效果，甚至有可能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和香港的推动有长远的伤害。这是很遗憾的。

简单讨论一下，为什么说这场运动从开始到即将发生的收尾，组织者都显得欠缺应有的理性。

首先，抗争的理由不充分。正如笔者在文中指出，提名委员会的实质是一个资格审查筛选机构。而这一机构所要审查的资格又是非常低，忠于国家而已。这样的机构在当今民主世界普世地存在着。诉求撤销这一资格限制，推翻这一审查机构，显得很不理性也不成熟。假如其诉求着眼于具体操作，比如说，如何决定机构人员的组成等，并且有耐心等待，可能要实际可行得多，并且更有可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其次，抗争的直接原因是激情点燃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决定占中是因为被人大白皮书所激怒， 而不是基于一个充分、成熟的理由。这是一个很情绪化的决定。这就让人感到占中三子虽贵为大学教授，牧师，似乎依然冲动，性格不够成熟。

第三，抗争的目标不切实际。期望通过一次街头抗争就立即推翻以一条国家法律，并且推翻现行政府，强求特首在无重大失误，无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辞职，显得幼稚，不恰当，坐实了中央政府关于这次运动的本质无异于颜色革命的疑虑。

第四，抗争的心理基础不恰当。组织者的言行充分表明，他们不认同这个国家。无论是反感忠于国家的资格筛选，还是背对国旗升旗仪式，其内心要摆脱中央政府，追求港独的诉求一目了然。这样一来，大多数大陆同胞无法认同这是一场普通的民主诉求运动。徒然使得占中者失去大陆同胞的同情，并严重伤害了民主运动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很多占中及支持者宣称，这次占中其实是对中共的反抗。我似乎看到又一个认知偏差。

首先，这又是一个混淆党-国概念的一个例证。 至少二十多年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至少在口头上，书面上能够分清爱国不等于爱党，反党不等于反国家。广义的中国人民有充分理由为了爱国而反对共产党的某些言行。然而，在这次占中事件中，占中及同情者没能分清忠于国家不等于忠于共产党。资格审查委员会并没有要求候选人忠于党。而且，因为反共而港独无疑也不是追求港独的正当理由。相反，因为反共而努力完善香港的政治体制才是真正爱国爱港的应有之举。遗憾的是，这次占中运动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有这方面的建设性诉求。我没有看到有谁在弥补提名委员会的漏洞上努力做建设性的工作；我看到的只是欲打碎现有体制的革命激情，冲动地上街抗争，占中，要求人大撤销法律，要求特首就地下台，号称“雨伞革命”。笔者当然反对这样的革命。历史经验表明，革命只能带来旧思想的复辟，而且是在革命者身上发生的复辟。革命之后仍然需要改良。而只有改良，才能让正确的新思想，新制度生根发芽，最后真正地改变社会

其次，经过六十年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无可否认地在其自身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我们暂且不谈第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动机及其革命手段，那么，我们应当看到邓小平以来的中共已开始逐渐从一个革命党过渡到改良党。没有人能否认现在的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尽管依然有许多失误。习近平掌权以来，更是在清除积弊上做了很多正确的努力，获得中外绝大多数正直，善良人士的欢迎。今天的共产党已非昔比。笔者认为，与其反对今天的共产党，不如做一些建设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和共产党一起改变中国的面貌。退一步说，如果你依然以负面眼光看中共，只要你能恪守理性，建设性的基本态度，你仍然可以与狼共舞。如果你害怕太近了被它咬伤，那么，与它保持一个有距离的合作，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未来。

如果占中人士能理性地反思自己，反思中央政府、港府乃至中共在今天的所作所为，以建设性的态度面对一切，我相信，很多问题都可以遵循民主、理想，理性的方式得以平和地解决。香港比内地有更优越的民主体制，希望大家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