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以前曾提到，林毅夫介绍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从二战后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点：“……第四，都是市场经济体；第五，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但这份研究报告也许会引发一个疑问：那么在二战以前就发展起来的发达经济体是否不是由“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而是在“管得越少越是好政府”之下的市场自由主义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呢？从前面对英、美、德、法四国的发展历史简析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即使英、美、德、法这类资格最老的发达国家，也同样是在“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其它欧洲国家和日本也无不如此。

我曾经有一种不大正确的认识，认为市场自由主义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还是适应某些国家的需要的；只是到20世纪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市场自由主义才不适应社会需要了。

但进一步对一些老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进行分析后，才意识到：我们只能说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比起20世纪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需要政府介入的程度要相对小一些，但绝对不是不介入或介入得越少越好。英国主要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发展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主要是在“美国学派”主导、经过“进步时期”和三十年代直至二战后“大政府”时期发展起来的，德国主要是在“历史学派”主导下后来居上、二战后是在“社会市场主义”主导下稳步发展的，法国是在二战后“威权主义”时期成为世界强国的。只是当私人大资本在政府扶植培育下翅膀硬到一定程度，就会操纵政局、社会和舆论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自由主义，以使自己更为所欲为，不惜损害国家、全社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来为自己谋取更多更大的私利。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美国的镀金时期及两次大危机之前的时期都是这种情况，也只是在这几个时期，市场自由主义才可以说是居“主流经济思想”地位。

所以还是斯蒂格利茨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中说得对：“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而且现在看来，显然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

从历史经验中我们看到，在市场自由主义居主导地位时期，如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和美国的镀金时期及两次大危机之前的时期，开始由于有老本可吃、或能够向外转移矛盾、或危害作用一面尚未完全展开，所以也还能有一二十年乃至二三十年的虽然混乱、腐败、投机、贫富差距加大但仍能有所发展的时期，但最多二三十年后，要么走下坡路，要么发生严重的危机。

对英国维多利亚后期走下坡路做出制衡的，是英国工人运动和费边社会主义等致力于社会公正和全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对美国“镀金时期”腐败混乱现象进行抵制清理的，是1890年代兴起的“进步运动”；在美国两次经济大危机后收拾局面的，是左翼政治家、左翼经济学家和广大公众的支持。我们还看到，亚洲几个能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等，都是政府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或曾经能抑制私人大资本、注重社会公平公正。而其余未能进入发达经济体、或被称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量亚非拉国家，并不缺少富豪，也不缺少市场机制，但缺少“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缺少足够强的致力于公平公正的社会力量。

我国建国后，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观念很快牢不可破。文革中，更是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堵不住资本主义路，迈不开社会主义步”，市场经济更被视为邪恶的异己力量，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好几年，人们仍然讳谈市场。直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左派理论家再次高调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他们所讲的“社”、“资”，无非仍然是用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来划分。从这一原教旨社会主义立场出发，他们指责私营企业、指责市场经济、指责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并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再次避免了向原教旨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体制的倒退。同年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但由于“钟摆效应”，一些人的观念和主张在摆脱了“左”的僵化教条束缚后，继续向右摆动，很快成为只讲“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不讲“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一时间“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几成为主流声音。这种声音不仅在“协调市场经济”国家不会有，就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力量最强大的美国，也只有极右翼人士才有可能这样讲。但当钟摆摆到了极右点后，也就意味着该向回摆了。

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新闻报道，标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这明确传递了钟摆回摆的信号，表明经过左右来回震荡后，至少领导层趋向适中理性了。这就是如萨缪尔森所讲：“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孤掌难鸣。”“政府和市场，它们单独任何一个，在没有另外一个的帮助之下，都无法服务于公共福利。”

（十）

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或者说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亚当•斯密有一个人们熟知的“守夜人”的比喻，就是说政府职能应限于国防、司法和某些公共设施领域，其余经济活动都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如前所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后，虽然当时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就有很大影响，但英国直到1830年代才基本实行了他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而美国的汉密尔顿和德国的李斯特都反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各自建立起了“美国学派”和“历史学派”。

1920年代末起始的经济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他一反当时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的传统，主张政府应扮演舵手的角色，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抗经济衰退和萧条。他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参与、引导经济活动，但不提国有经济，也不大提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所以凯恩斯主义与当初“美国学派”有些近似，但比德国“历史学派”要“右”一些，当然比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更要“右”一些。

1930年代后反对凯恩斯主义、继承发扬亚当•斯密自由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主张一个以市场秩序为核心的社会，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活动和私人经济行为提供秩序和保障。他的理论曾长期被冷遇，但到80年代受到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的推重，我国的市场自由主义者也多采用他的理论。

另一位使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复活的主要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由于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30年，形成一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多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他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学术界的影响比哈耶克似乎还要大一些。但他并不完全认同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理论，例如他坚决反对哈耶克等人关于自由裁量权与法治相冲突的观点。他认为，在20世纪的确产生了大量无法事先决定的行政活动，如为了筑路和建设新城市而需要强制征用土地，在某些地区和部门需要关闭或合并多余的企业，为了压倒一切理由的公共政策的需要而禁止某种交易等等，如果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自由裁量权被认为同法治相互冲突的话，那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因此他讲：“回到与哈耶克或基顿（G.W.Keeton）的法治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社会的现实了。”他也不像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主张的那样完全自由放任，而是主张用、并且仅用调控流通的货币数量来调节宏观经济活动，所以他的理论又被称为“货币主义”。

在美国经济学界与新自由主义相对抗的领袖人物是萨缪尔森，他比弗里德曼小三岁，也比弗里德曼晚去世三年。他是凯恩斯学派在美国的领军人物，197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是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已发行19版，被译为40种语言。他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如同弗里德曼将芝加哥大学形成一个新自由主义重镇一样，他也将麻省理工形成一个新凯恩斯主义的重镇，斯蒂格利兹、克鲁格曼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曾是他的学生。他曾与弗里德曼分别代表新凯恩斯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在《新闻周刊》写作每周专栏。他坚决指出：“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的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他最初也同凯恩斯一样，不大讲国有经济，但在他《经济学》教科书的最后几版中，他反复强调：现代国家的经济应当是由私人经济部门和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组成的“混合经济”，一个健康的现代国家经济应该是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

约瑟夫•斯蒂格利兹被认为是当代新凯恩斯主义领军人物。当初哈耶克曾指出，苏联式中央计划主要弊病之一是政府无法获得充分的、不断变动的市场信息，这一指责可以说是很正确的。但斯蒂格利兹指出：私人同样无法获得充分的、不断变动的市场信息。他也正是因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而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否定更为彻底，他讲：“那只手（指市场）可能看不见的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它如果存在的话至少也是瘫痪的（palsied）。”他主张：“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可以干脆由自己负起责任来。例如，如果政府认为，在提供医疗保健方面存在市场失灵，它可以对医疗部门实行国有化，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所做的那样。如果政府认为，在空运和铁路行业中存在市场失灵，它可以对这些行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对这些行业中令人不满的部分实行国有化，由政府来经营。”

保罗•克鲁德曼2008年因贸易方面的理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认为是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有助于提高私人跨国企业竞争力的事情对全人类其实没什么帮助，甚至是负面作用。他指出：当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只能鼓励大家过泡沫式的借贷生活，而泡沫和债务的积累总有灾难无法避免的一天。他特别注重社会公正，主张对富人加税并封堵太多的税收漏洞。08年金融危机时，他主张部分银行国有化。

当然，同任何人一样，他的话也不总是那么对的，例如他对新加坡经济的评价就不能说很客观。但他2009年曾受邀来中国，讲了一番令当时东道主很不爱听、但现在看来明智得令人汗颜的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贸易收支存在不平衡，而中国是贸易盈余最大的国家，这并不是中国高储蓄率单一原因造成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汇率政策。中国的汇率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人民币盯住美元，为了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稳定，中国购买大量的外汇，并只能冻结这些美元。中国采取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无异于逆流而上：一方面私营资本流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把资本输出到国外。而且这不是自然市场的结果，而是政府政策影响的结果。这对于中国自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尽管中国具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但中国本身并不富裕，钱应该留着自己用。”

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的主张与德国历史学派比较近似，比现在德国基民盟和基社盟所奉行的“社会市场主义”要稍“左”一些；但比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要稍“右”一些，因为他们并不大主张高福利，也不主张工资上涨过快。但在私人大资本和工会力量都很强大的美国，他们的主张能否实现还是很难讲的。

我国的市场自由主义者似乎从未试图驳斥凯恩斯主义、特别是现代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和主张，他们只是采取回避、淡化、置之不理的策略，把头埋在自己的理论思维逻辑中，自说自话。

他们比弗里德曼还要右一些，基本回到了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理论立场，主张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维护安全和秩序、保护自由、保护财产权。但在早已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中，政府仍坚守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不适应的“守夜人”的角色，能行得通吗？所以我国一些市场自由主义者感叹道：“现在全球都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包括美国。”如果连市场自由程度最高之一、私人资本力量最大之一的美国都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那我们只能说，这些市场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仅脱离了我国的实际，而且也脱离了世界的实际。

萨缪尔森曾讲：“一个好的混合经济应当是、且必须是有限制的混合经济。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梦幻的世界中。”

我国的市场自由主义者虽然自称或被称为经济学家，但看起来他们对现代经济运作漠不关心。他们提出的政策、措施都不过是从某种理念和教义出发力图对现实世界进行剪裁，因此不可避免地落入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他们理想中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如一些人所讲，其实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只能是生活在自我构建体系的“梦幻的世界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