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年奴化的中国社会，国人习惯了人治，不习惯法治，一切以权贵所说为真理。权贵上台，立马根据私人利益立法，并会根据个人意愿随时临时变法，法因人而变，天经地义，所以人民只有仰望和迷信权贵的份。下级也是人人思谋徇私枉法，然后行贿受贿，通过走上层关系而逾越法律，这早已成中国政治的千年套路。公正法治的时代可以想像会让中国背弃传统，举国上下呈现一片的不适应。

对中国社会感悟颇深的西方多名政客包括基辛格和骆家辉曾一语道破天机，中国人很聪明，但往往缺乏独立思维能力，或因长期专制压抑，不敢独立思考问题。“东方红，太阳升”，人民一旦看到救星，救星就是真理，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波澜壮阔，多么鼓舞人心的人类社会。毛主席号召文化大革命，只有执行没有质疑的余地，“破四旧”，扫除一切卖国贼和牛鬼蛇神。。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会踌躇，会反对，不耽心专制铁钳的封口，不怕发落北大荒，便不可能兴起文革的云水和气候。

中共立国后，就和历史上任何政权一样，立马建立自己的党纪国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理论上，这套宪法比美帝的开国宪法更优越更伟光正，包括男女平等，宗教平等，民主纪律。毛泽东时代当然是毛自己说了算，与毛的想法有出入的宪法章节大家自动不予执行或临时改掉，毛的革命口号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周总理为“顾全大局”而顺着转也是必须的，那些有任何逆天而行倾向的革命功臣则全部被算计。第二代核心出现了，邓时代则是由我卧薪尝胆大难不死的邓小平说了算，毛时期的宪法还是要适当修改的，以利于我的新权威。邓小平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立即执行，不择手段，黑的白的，搞到钱就是硬道理，国营企业分发给少数人也是让少数人先富的一种得力方略。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邓大爷就是希贤和真理，不闻不问，忠实执行。习近平时代终于感到“依法治国”的压力，依然露出以新的习的家法来治国的端倪。可以理解，共产党喜欢一言堂，其实，世界上中西方每个人骨子里谁不喜欢自己说了算，因为要从个人利益出发，那样当然事半功倍。但是，个人利益和一言堂往往有悖于集体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习重新召唤一言堂的新文艺路线，要封杀网络不同声音，要让方舟子无地自容，家奴心照不宣立即杀鸡儆猴，不能揭党和领袖的短，必须说西方的坏话，唱响党的优越性。

原因很简单，我党各级官员和领袖的精神情操有限，从来不适应不同声音的考验和骚扰，批判的声音会让我自惭形秽，失去权威，何以呼风唤雨，杂音让我头大，统治起来腻费劲，更怕人民从各种不同声音中自动悟出社会前进的正道和真理，让我政权岌岌可危。当政权利益和人民利益彼此开始冲突，采取封杀手段以减轻执政压力是最原始的举措，是政权管理能力吃紧和不自信的体现，与满清的“文字狱”现象如出一辙。与其接受全民的民主监督，以及不同体制的比较考验，怎么都没有愚民和高压统治来的更为轻逸。

党建了国，党制定法，所以党大于法是应该的，即便严格执行党法，那也会很民主，很鼓舞人心的人类社会。如果人不大于党，人也就不可能逾越党设的法律。中国强人执政后总擅于把党法修改为个人的家法来执行，这就引起无休止的混乱，同时传统的奴性历史文化又进一步怂恿极权的行事作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性生来是自私的，与“天下为公”那种全心全意为社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高尚情操通常背道而驰。人性为个人私利和直系子孙而损害集体利益是天下的常数，专制逼迫许多人做奴才而从中获得便利，奴才文化的兴盛保障了专制的悠然自得。主子和奴才相得益彰，只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则被出卖。

基于中国的国情，应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领袖的专制思维和奴才文化并盛。国人要想出人头地，最便捷的办法依然是削尖脑袋去当官，一级奴才、二级奴才，自上到下，根深蒂固，围着权威转，立马有赏，围着国法转，大家可能都不那么习惯和自然。人人口头上会喊“依法治国”，但实施起来反而损及权贵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怎么会犯傻去自动革自己的闲适好命。中国历史已经原地打转数千年了，大家可以希望，但不要期望。每逢强人主政后，人民会集体傻眼，甘愿忍辱负重百年或数百年，就像历代王朝和香港的百年殖民一样，只要给基本的生存权，轻易不会反问权贵的宰割是否不平，直到下次强权的到来或者静等天上落下的馅饼。

背井离乡很多年了，当年我必须给领导送瓶“杜康酒”才得以脱钩，现在每次锦衣还乡，看到国民的思维意识比我那时的旧社会更倒退更腐败，不禁忧然。同学们戏我说，你潇洒啊，来去自由，我们还得阿谀奉承，怎么敢得罪上级，总有其他人跟的紧，领导的心眼你懂的，让面壁喝稀饭伤不起啊。

这两天，习总的新文艺路线和政治坚持让海内外失望，联想到他出访墨西哥的首秀演说。大家不要强人所难，即便是法律博士，习总的文化，智慧和政治背景决定了他的感悟视野。中国梦应是希望祖国早得真正”天下为公“的仁人志士，本着全民和国家利益而树立一种可延续的机制，不为个人江山，或一朝帝制，不图个人利益，不为一党之私或特殊政权利益集团，阔步迈入“权为民所赐、利为民所谋”的全民政府和国家利益政体，任何谋求一己之私者从此有效得到制约，避免国家资源滥用和无端内耗，人民敢于坚持真理而无需顾忌“回乡种红薯”，无需复制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全民民主体系。从此，中国的奴性文化历史彻底得到扭转。虽然这一梦想违背历史上精英少数的自私本性，但关乎社会大多数的生存质量及其权益，一定会实现。如果中共能够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勇于即便丧失政权，也要踏入全民民主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轨道，那才真是圆两岸四地未来大中国梦的盘古开天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