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如果那数十年过的是人的生活。。。 |
送交者: 求真知 2014年10月24日11:51:45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东吴遗老暮年岁月:为法学燃烧生命每一位东吴人的离世,都让历史的踪迹变得难以寻觅。 而在上海的弄堂里、老楼里、普通小区里,垂垂老去的东吴遗老们过着各自的生活,跨越纪元,他们的身上镌刻着时代的烙印。 因东吴的教育,他们的故事永远无法和“法律”割裂,却在某些时段戛然而止。 1“发狂”的老头儿 93岁的高文彬老人,穿着干净的衬衣、垂坠的长裤,即便是在家他也把自己收拾得很利落。他玩单反相机,每天都要听交响乐,晚年生活充实。 高文彬却说,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大概就是两件:一是参与东京审判,二是参与审定《元照英美法词典》。 这中间时隔五十年,而属于高文彬的黄金岁月,也淹没在农场的劳动中,如果不是东京审判中方代表团中唯一健在全程见证人的身份,这个老人早已被人们遗忘。 1945年,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担任国民政府地方法庭书记官。军事法庭开庭审讯日本甲级战犯之时,高文彬因为东吴大学经历,了解大陆法和英美法,有精通英语,被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挑选为秘书,并担任翻译官,直到1948年法庭工作结束。 “我从日本带回来两整套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一套送给了母校,一套交给国民政府司法部。可是解放后都不见了踪影”。高文彬猜测,院系调整的混乱中,这些珍贵的资料丢失了。 彼时,意气风发的高文彬却不知道,此后,被弃之敝履、无人问津的远不止一份资料。 作为旧政府人员,与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有密切关系的法务工作者,高文彬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建国初被改造人员,那时候二十多岁的他并不以为意,和一大票同学去了福州路改造学习。 改造后,高文彬留在了上海军管处工作。 1952年,“法公董局62处公产案”成了高文彬人生走向黑暗的转折。上海军管处处理租借地案件,却对租界内事情一窍不通,于是高文彬向老师艾国藩请教。 解放前,艾国藩与租界交往密切,可想很快就被定为“潜伏特务”,于是高文彬就成了“泄露国家机密”的罪犯,被判了十年刑。 1960年,获得减刑的高文彬本该刑满释放,却因动荡年代,一直留在江西的永桥农场里“就业”,直到1979年。 “因祸得福吧,躲过了文革和反右”。餐桌上,94岁高龄的高文彬举杯喝了一口啤酒,与后辈说起失去自由的二十七年,他选择了一笔带过。 1979年,重获自由的高文彬成为上海海运学院的一名外语老师。 彼时,正值重修《海商法》,海运学院海商法研究室主任魏文达听人提起高文彬,才知道昔日校友落难后成了外语老师。恰好研究室缺人,高文彬就补了个缺。 研究室缺人的几年,高文彬短暂重拾法律,此后便一直从事外语教学。 1996年,一群年轻人找到退休在家的高文彬,希望他参与审定《元照英美法词典》。 高文彬当然知道,眼前这一群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毫无支持就说说要编写一本英美法系词典有些狂妄。 一顿饭后,高文彬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也许是希望他们去实现自己本该狂妄的黄金岁月。 二十年过去,词典工作还在继续。 只要这些年轻人来拜访,高文彬一定会豪气地喝一杯酒,尽管身体早已不再允许他“发狂”。 2 晚年的纽带 如今,词典已经出版到第八版,而翻译却仍是东吴遗老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蒋一平的眼睛有些变形,他不能见到强光,“最后是要瞎掉的”。按照医生的建议,他不能过度用眼,更别提审定密密麻麻的稿子。 东吴学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前来游说他,因为他考虑自己的身体,拒绝了那群年轻人的请求。 无奈,蒋一平曾与同窗赵文彶、余政龙三人翻译过《牛津法律词典》,彼时赵文彶过世,余政龙移民海外,蒋一平虽也患有眼疾,却是不能“放过”。 更因为,蒋一平的一生从未离开过外语,很多时候他的经验比典籍更重要。 1951年毕业的蒋一平是东吴最后一届完成学业的学生,因为成绩优异,毕业后他被公安部选中培养。 到了位于北京白云观的教室,他才知道自己要被培养成一个机要人员,于是他放弃了“前程”,回到上海,做了外文书店的一名搬书工。 这一搬就是28年,好在近水楼台的蒋一平从未放弃学习,一有时间就窝在书店里看书。1979年,外语人才归队,蒋一平很顺利成为上海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的英语老师。 此后,重新修订涉外法律、外国法律代表团访沪、修订法律词典,都离不开蒋一平的身影。 1996年,66岁的蒋一平身体出现状况,婉拒学校要求坚持退休,那时,他是外语学院里唯一一名正教授。 正是那一年,潘汉典找到在家养病的蒋一平。蒋一平起初不理解,这本与潘汉典本无太多关联的词典,却能驱使早有成就的他来上海游说自己。 最终蒋一平答应了下来,没想到放大镜一举就是近二十年,比他做教授的时间还要长。他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二十几位同窗都一头扎了进去。 “那是一种认可、一种纽带,甚至比我们的校友会还有凝聚力,”初接工作时,蒋一平和同是东吴毕业的蔡晋一组。 两个老头儿互相翻译、互相校对,每次都是稍年轻的蒋一平骑着自行车带稿子去蔡晋的小屋子里讨论。 蒋一平终于在蔡晋脸上看到笑容。这位同窗没有他“幸运”,文革后没有因知识改变命运,普通工人退休,晚年生活窘迫。 蔡晋曾对蒋一平说,“我以为一辈子法律也不能派上用场”。 那一刻,蒋一平才想通,把这二十几位老头儿凝聚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2002年,蔡晋毫无预兆地离开了人世,他甚至没有看到自己审定的词典出版。 但至少,这些老人缺失的岁月,因一份认可得以小小的慰藉和弥补,他们的名字永远地印在一本英美法系的词典上。 3 班长的纪念册 刘造时是1944届东吴法学院法律专业的班长,性格外向的他被不少跨届同窗所熟知,很多东吴老人都说,“想听故事一定要去拜访刘造时”。 拄着拐杖,刘造时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破旧的册子,这是他们那一届的毕业纪念册,第一页夹着一张纸,是他用钢笔手写的班里同学的名字。 这是刘造时晚年回忆所写,那一届71个人,他能回忆起60个人的名字,都整齐地写在那张纸上面。 刘造时一生在邮电系统工作,和同窗一样经历反右、文革,劳动改造后回到岗位,退休后主持组建上海邮电系统内的法律司,参与修订《邮电法》。 1982年,上海市律师协会经上海市委同意和司法部批准正式恢复,刘造时成为恢复的第一批律师之一。 上海律协恢复后,刘造时找回不少昔年的同窗好友。比如他的同学居同匮。 这个留美博士选择毕业后回到祖国,于是成了上海市静安区延中街道生产组的一位木工。 法律工作恢复后,“木匠”居同匮如获新生,整个八十年代,居同匮都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会议室里,几乎“天天都有谈判”。从1980年到1985年,近6年间,上海的中外合资项目,包括大众汽车、金山石化等等,大多是在居同匮手中谈成的。 居同匮已经定居海外,可这个名字仍被刘造时评价为“传奇一生”。 喜欢收集同窗们的“事迹”似乎是刘造时的爱好,这比自己的成就还让他兴奋。 1986年,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委托蒋鸿礼代理一起跨国诈骗案。 瑞方的律师辩称,根据国际商务惯例,应运用仲裁程序;又辩称,法院“冻结”瑞方公司在中国的销货款缺乏法律依据。 那时,在全本无涉外法律、甚至不懂仲裁程序的中国法律界,这样的案子必败无疑。瑞士人却栽在了熟悉英美法的蒋鸿礼手里,一审判决追回了消失在境外的百万美金。 “这在有人意识到,律师在涉外经济事务中作用不可低估。” 整整一个下午,这个老人没有喝一口水,兴奋地讲着属于他的纪念册里的故事。 上至二十年代,下至五十年代,在刘造时口中,东吴毕业生如数家珍,居同匮、卞济川、蒋鸿礼、高文彬、卢绳祖、马裕民、王天禄。 每提到一个名字,刘造时都会拿过记者手中的笔记本,工工整整写下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去向或是生死。 这些时候,眼前这个语速极快滔滔不绝的老人总是一言不发,安静地写字,笔触慢得像是要留住他们离去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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