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它是我国解放战争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也是中国革命史上十分重要而关键性的一页。1949年1月31日,中共在经过与傅 作义的三次谈判后,终于和平解放北平。就在这一天,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北平,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从此翻开了它的历史新篇章。

人们大都知道傅作义将军的大女儿冬菊(笔名傅冬)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为促成北平和谈做了一些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傅冬菊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怎样以不公开的身份,与他父亲每日相伴,奉劝父亲尽早下定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说法不一。其 实,傅作义早已下定决心要走和平道路,用傅自己打埋伏的一句隐意话来说,就是"走人民道路"。只是什么时候走,怎样顺利地跨越道道复杂而又具艰险的难关等 问题,需要慎之又慎,弄不好是要翻船的。正如当时傅的参谋长李世杰说的:"仗好打,和谈难,打仗不过是攻是撤,牺牲人民和士兵,可和谈则是革命行动,事关 全面,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周折才行。"再者傅作义当时是华北"剿共"要员,要来个180度大转变,并非易事。

抗战期间,傅作义率部在绥远抗战,冬菊在后方读书,父女不常见面。抗战胜利后,冬菊大学毕业,在天津大公报社任两个副刊编辑,经常往返平、津,才有时间看望父亲。

1948年,北平形势吃紧,傅作义当时住中南海居仁堂,他把女儿叫到身边,一则局势错综复杂,需要与女儿商量,二则生活上也好有个照应。当时留在傅身边的除冬菊外,再就是近身警卫段清文。冬菊住外屋,警卫与傅住里屋。

说到傅作义跟共产党的关系,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的秘书阎又文、杨子明都是共产党员,潘纪文等许多傅部政工人员,也都是傅在抗战时期向延安要的,他 们都跟傅合作得很好,这些共产党人务实肯干,积极抗战的工作态度,傅作义十分钦佩。后来,国民党当局发现傅启用了那么多共产党人,怀疑傅作义已经成为"七 路半",让共产党"赤化"了,迫使傅不得不把从延安要来的部分干部礼送给延安,但他还是极力掩蔽,留下部分共产党人继续工作。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不愿再打内战,他曾四次提请辞职,要求解甲归田,或是兴学救国,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然却未能获准。当上"华北剿总",更是迫于无奈,既然当了就不得不干。作为军人,他不可能在未获辞职的情况下擅罢不干,不服军令。其当时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当他看到俘虏兵中,竟然有父子各在一方互相交战,曾心情十分难过地说:"这是造孽呀!"身居国民党要职、率部62万的他,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二

一天,傅作义正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步,跟随多年的警卫秘书段清文觉察到傅当时像似在生大气?又不像似在集中思维,在考虑什么重大问题?凭经验,这时候任何人都不要进去打扰,最好躲得远远的。

可巧总部参谋长李世杰来了,段清文寻思一定有什么军务大事,便让参谋长稍候,他硬着头皮进去通报:"参谋长来了。"傅没在意地说了声"来吧!"仍然踱步,连回头看段一眼都没有。

李世杰进去后,傅照样在客厅来回踱步,没有一点反应,李不好开言,坐了好些时间,傅才问李世杰:"你说说,咱过去的历史就全完了吗?"李世杰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还未来得及考虑答话,傅又发问:"你说,和谈是不是投降?"

李世杰领会到"总司令这会儿心情十分繁乱",他小心翼翼地简述着自己的看法---傅全然没有去听,过会儿又发问,一个问题连问几遍,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不停地发问几乎成了自言自语。

不难看出,傅作义在抉择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时候,是十分艰难的。要和兵戎相见的共产党言和,对方是怎样想的?过去的"功名"将是"尘与土"吗?跟蒋走, 他又不愿意。他想与共产党言和,曾几次让王喜俊秘密联系,却一直联系不上。在此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情况下,他把女儿叫到跟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冬菊,想试 探一下有何反应。作为共产党员的冬菊,知道父亲此刻十分艰难,她尽量做到忠孝两全,既为父亲前途命运着想,又不失党性原则,一方面苦口婆心给父亲讲共产党 的看法,另一方面也使共产党随时了解他父亲的思想活动,促使双方都好作出抉择。至于傅的抉择,是出于多方综合考虑,作为一员大将,处于此历史转折时刻,要 思考,要选择,徘徊、犹豫在所难免,绝非有人书中戏说,说傅作义惶恐不安,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又说什么和谈受挫时,傅"痛不欲生",一头栽倒在床上,冬菊 给她父亲身上盖了一条绿色毛毯,等等。笔者曾问及冬菊、段清文,都说没有的事,其实傅作义是从不吸烟、不喝酒的,连茶水也很少喝,而是常喝白开水(笔者亲 眼所见)。傅当时盖的是驼色毛毯,怎么能盖上解放军的绿毛毯呢!这是冬菊后来对笔者说的。

三

傅作义自知不是蒋的嫡系,日本侵略中国,国难当头时,他不顾及这些,奋起抗日。冬菊和弟弟妹妹跟随母亲张金强先是由太原到了西安,以后又辗转重庆,生活 条件十分艰苦,傅作义哪顾得了那么多,好在冬菊的母亲是一位深明大理,人品娴淑的贤内助,为了丈夫能安心前方抗战,她带着孩子们在后方过着平民般的生活, 不失时机让孩子读书。

冬菊出生在太原,当时傅作义任阎锡山部四团一营营长。给她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对他们要求很严格, 从不让他们比别人特殊,吃穿都很俭朴,父亲带头穿着布军装,收整得干干净净,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早上天不亮就起床,赶去和士兵们一起上早操,并把自行车擦 得干净明亮,冬菊打心眼里佩服父亲,在细小的生活问题上,都很注意作风培养。

冬菊是在西安读的初中(铭贤中学),到 重庆后考上了南开中学,读的高中。在南开,她受到了进步思潮的影响,和同学们组成"号角社",宣传抗日民主新思想。"号角社"是中国青年学生最早的一个进 步组织,受到中共南方局的重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已知道她是傅作义的女儿。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以至后来她到昆明上了西南联大,尽管 功课十分紧张,她还和进步同学们一起利用课余时间给学校工友们讲课,帮他们学文化,宣传抗日民主新思想。

在学生时期 冬菊就经常给报社投稿,1946年大学毕业后,她为了谋求工作,给天津大公报写了一篇稿件,并附寄一封信函,自荐愿意当记者,结果被报社正式聘用。只是冬 菊当时觉得当女记者,社会上视为"花瓶",不是请跳舞,就是请吃饭,她厌恶这些庸俗的社交活动,便选定了作天津大公报两个副刊的编辑。第二年即1947 年,经王汉斌、李定介绍,她参加了共产党,接受中共南方局领导。1948年,党指示她做她父亲的工作时,让她同时接受北方局领导。

傅作义其实并不知道女儿是共产党员,她也不可能告诉他,只是傅看到天津大公报副刊上,经常登出一些别人不敢登的文章,觉得有些蹊跷,但又不便过问。到了 北平前途至关重要的时刻,傅作义索性跟女儿说破了,父女各握分寸,广为交谈在所难免。傅让女儿发一份电报给中共,表明自己的和平愿望,同时探听一下中共的 态度,并一再嘱咐要严守秘密。冬菊通过地下党北平联络点,把电文发给中共中央,没料想迟迟不见答复,傅作义这才决定秘密派崔载元出城联系,开始了双方谈判 的进程。

冬菊期盼着和平谈判能够早日成功,一来可以避免战争,实现和平,保护古都文化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战乱损失,二来也可让父亲早日度过难关,实现"走人民道路"的宿愿。但通往和平的道路仍就充满了波折。

四

就在和谈进入关键时刻,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与中共谈判,双方已经签了初步协议,邓宝珊与刁可成、王焕文、苏静(中共联络处长)一起于1949年1月16 日准备返回北平城里时,林彪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交给邓宝珊:"请邓先生把这封信交给傅先生。"信没封口,林彪走后,邓宝珊抽出信函一看,不由得摇了摇头, 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了,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我回城后打算暂时不把这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会推翻协议,使 谈判功亏一篑。"

邓宝珊一手拿着双方经过努力、好不容易才达成协议初稿,准备回城复命,另一手又接着这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心情复杂无比。如果将此信交给傅作义,后果可想而知。他回到城里,顺利地签订了协议,却没把那封信立刻交给傅作义。

1月25日,苏静出城复命和谈工作在城内的进行情况时,罗荣桓笑问:"邓宝珊把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没有?"苏静回答:"不清楚。"站在一旁的林彪说:"没有交也好。"而聂荣臻则要苏静当晚回城,一二日内把那封信交给傅作义。

没料想协议已经签订,22日休战,傅部出城接受改编,和平正在北平一一实现时,却在25日奉命进城,催促邓宝珊赶快把那封信交给傅作义。邓感到十分为难,他知道这封信将起什么作用,无奈之下,只好陪苏静一同来到中南海。

两人一同进了居仁堂,傅作义热情接待,并与苏静交谈和平谈判取得成功的一些事情,邓宝珊乘机去了内屋,沉默不语地把信交给冬菊,让她转交。邓从内屋出来时,正好遇上李明源先生来看望傅作义,祝贺傅做了一件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大好事,邓、苏趁机告辞,步出居仁堂。

冬菊在里屋看过那封信后,吃了一惊,这封信也许会使北平形势急转直下。她再三考虑后,还是没敢直接把信交给父亲,而是悄悄请示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 犁。可崔月犁也作不了主,只好告诉冬菊:"你还是交了吧!"冬菊还是没敢交,她把信悄悄放在父亲的桌上一份文件底下,直到2月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信的全文 后,冬菊才把信拿出来交给她父亲。

傅作义看过信后大发脾气,痛骂冬菊,冬菊理解父亲的心情,他从来没有在女儿跟前发过那么大的火,没有那样子骂过女儿,她理解父亲是被那封言词过激的信而激怒的。想不到历史竟然开了这么个大大的玩笑。那封信如果不是邓宝珊在手头压了十几天,后来又在冬菊手上压了几天的话,恐怕北平这段历史,不会是这样的写法。更重要的是傅作义本人决心已定,置个人荣辱而不顾,毅然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事业,,而且理智地经受住了这一打击,功不可没。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冬菊及时向中共汇报他父亲的情绪,使得中共能及时"对症下药",给傅作义作些解释工作,才使局势没出差错,又让父亲在此痛苦时期,有所感情上的倚托,不感孤单,所以,冬菊在北平和平解放工作中是有贡献的。

完成北平和平解放使命以后,冬菊随从二野南下工作服务团,辗转武汉、长沙、南京、贵州,到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学习并宣传少数民族政策。1951年,她在昆明时,陈赓叫她一起去朝鲜当翻译,路过北京时,帅萝奇又把她留在人民日报社当了记者。

每当人们议起北平和平解放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时,少不了提到傅作义和他的女儿冬菊,如今,时间已过了半个世纪,冬菊记忆犹新,无悔无怨。（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