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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援华的军事专家、顾问并不少，但是大概没有一位像史迪威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抗击敌寇第一线战场中去的。1942年3月19日，史迪威59岁生日是在重庆度过的。在接受他任命后的首次新闻招待会上他告诉记者：“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中美军队一起攻入东京的时候。”多年以后，曾经两次随史迪威入缅作战的国军新6军军长廖耀湘这样评价史迪威：“他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军人，卓越的统帅，我非常敬佩他那刚毅勇敢的性格和注重实际、讲求实效而且忘我的作风与献身精神。他作为我的长官，永远受到我的尊敬和仰慕。”
在读了塔克曼书里很多描述史迪威正直形象的段落之后，下面这段记叙同样让我感到震撼。据史汀生记载，史迪威说：“在中国除非除掉蒋介石，否则毫无办法”。在被召回之后到他去世的那两年时间里，不管史迪威内心是怎样想的，表面上他连一点意味深长的微笑或者皱皱眉头都没有。但是当陆军部长把他请到家里做客时，面对多年来一直信任自己的上司，史迪威不隐瞒地敞开了心扉。这70年来，很少有人怀疑史迪威想帮助中国打败日本人的诚意和勇气，但是同样也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史迪威二战期间出使中国不到三年，却和当时中国的军事统帅结下了这么深的怨恨，难道仅仅是因为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吗？
一般认为，史迪威出任参谋长的最初阶段和蒋介石没有敌对情绪。3月6日史迪威正式拜会蒋介石，他向蒋介石申明了美国方面赋予他的来华使命和职权，并谈了他对缅甸作战的初步想法，以及他最关心的指挥权问题。蒋介石对史迪威表示了热情的欢迎，两天后，正式任命他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并负责指挥中国入缅作战的两个军。史迪威在日记中写到：“这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不用每天早晨在惶恐不安中醒来，发愁到底能做些什么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了。”史迪威本来是准备在非洲指挥美军登陆行动的，可是事态的发展却让他到了中国，而且有了担任作战指挥的机会，他知道，让他统领中国派往缅甸的两个军是蒋介石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史迪威很想抓住这次机会。而在欢迎史迪威的晚宴上，蒋介石第一次谈及入缅部队的战术，塔克曼书中写道，两个小时的讨论，史迪威怀着轻蔑听完了蒋氏“防御需要三个师对付日本一个师，而展开进攻这个比例是5比1”的外行战术。显然，他们的分歧从那时就开始了。
也许今天我们无法判断蒋当时对中日双方实力的评估是否太保守，或者太离谱。根据我个人读《史迪威》后的感觉，我倾向同意西点军校毕业的史迪威在军事上比蒋介石高明一些，同时我也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只用军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没有的。就以中缅印战区而言，英军在打通缅甸的战略上和美国人的想法根本不一样，英国人对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还有其他的担心。他们担心这会威胁英国在战后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并刺激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甚至还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等。这些都不是军事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英军在缅甸的攻、守、进、退直接影响了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决策。
对史迪威来说问题比较简单，因为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打败日本人，可是蒋介石面临的问题要多得多。除了国内的，还有同侵略军日本人的，还有同盟军英国人的。军事上，战略和战术是有区别的。战略解决的是为什么要打，战术则解决怎么样来打。但是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战略上的决策必然要通过具体的战术去执行；战术上的成败反过来又直接影响战略的制定。无疑，入缅作战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战略上的意义，那么战术问题就应该服从战略部署。如果以蒋、史为例，蒋介石侧重考虑的是全局战略，史迪威则负责制定具体每一个战役的战术。这样，史迪威从战术上考虑，某个战役应该打，可是蒋介石从战略上权衡，却很可能认为不应该打。
战争状态下，上级和下级之间发生分歧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从一开始，凡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战役打算和安排提出异议时，史迪威就觉得蒋介石是不想打仗，是想为了保存实力战后和共产党打。我觉得史迪威这种想法很奇怪，那种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怎么已经知道了呢？大家知道，1942年时中国政府岌岌可危，面临着被日本推翻、消灭的结局。虽然蒋介石时时想着要消灭共产党，但那时他自己就像是泥菩萨过河，他没有理由不先想着怎样尽快渡河，而不是已经计划从河里爬出去之后做什么。蒋史分歧本来是针对怎样打击日本侵略军那个共同的敌人，可是史迪威却去分析蒋介石个人的政治动机和目的，这就把矛头由针对客观世界转化成针对他人主观内心活动了，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这里，他既没有摆正自己从属的位置，又做出咄咄逼人的姿态，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是造成蒋史矛盾的重要因素。
在缅甸，中国部队遭遇了来势凶猛强悍的日军，史迪威首次出师不利。失败的原因在史看来是因为蒋的遥控指挥；高级将领不服从指挥；作战部队未经命令自行撤入防御阵地等等。我想，除了前面提到的战略和战术层面上的分歧之外，蒋介石错误的决策肯定是有的。因为史迪威是从美国来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将军，蒋介石和他打交道时难免会有某些顾忌。中国人比较含蓄，有时明明是想拒绝，但不把话说死，所谓留有余地。对这种方式，外国人很难理解和把握。比如缅甸英军已经炸毁设施开始撤退、中国部队也已经无法抵抗日军的时刻，蒋介石却通知史迪威让他给每四个士兵发一只西瓜。在前线最困难的那个时刻，没有什么比这“送西瓜”这样荒唐的事情更让史迪威恼火的了，塔克曼说这件事使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蔑视无以复加。后来在向印度撤退路上销毁无线电台前、史迪威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给驻印英军，让他们在难民路上准备食物和药品；一个是给陆军部的，告知撤退方向和行程，但是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

6

围绕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是蒋史之间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分歧，那背后牵涉的已经超出对物资本身价值的关注，而和意识形态相关。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以“租借”形式将实物提供给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在该法案45年9月终止之前那4年半里，美国一共输出价值达500亿（50.1 billion，维基网站）美元的物资，其中绝大部分到了欧洲战场，中国得到了其中的16亿，3%多一点。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运输的艰难。中国军队远征缅甸就是为了开辟陆路和保证空中运输安全这一战略上的考虑。
《租借法案》授予总统对租借物资分配和使用的权力，为此，罗斯福政府建立了一个“租借管理办公室”，但那主要是负责协调各地区的分配平衡，至于租借物资究竟怎样使用并没有具体规定。比如战争物资到了英联邦地区，完全由英国人自己做主。那时对租借物资的管理有两个层面，一是在欧亚各战场之间的分配问题，一个是物资到了接收国如何使用的问题。蒋介石虽然作为中缅印战区的首脑，但是中国在这两个层面上没有一点的权力，因为在那个运作过程中有史迪威。
罗斯福不赞成把控制租赁物资的用途作为手段来对中国提任何要求，他认为向一个濒临绝境的盟友提出各种条件有点太小气了。当蒋史矛盾激化时，罗斯福曾对史迪威提出过严厉指责，他在给马歇尔的信中指出：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迪威在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时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式。委员长认为，必须保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既是行政首脑，又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气同这样的人说话，或是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去逼迫他作出许诺。
不错，管理“租借物质”是陆军部最初给史迪威确定的三项任务之一，至于史迪威具体怎么管理，陆军部并没有明文规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迪威个人的意志和理念。所谓“管理”是一个非常空泛的概念，史迪威完全可以按照总统的意思，租借物质经过自己的手后交给中国人自己去安排，这样既省心也省事。他也可以设计一套方案，或者以他个人对中国事务、对蒋介石个人的评判作为标准去分配。但是这样，除非史迪威的标准百分之百的超脱、客观、公正，否则很难处理得好。问题就出在这里。
在史迪威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他这么说：“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然期望同盟国胜利，但却不尽自己的本份去努力争取胜利，而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以维持他们的统治。”这同他认为蒋介石不想打日本人一样属于个人主观猜测。所以他就主张要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迫使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和积极对日作战，“否则蒋介石就会把大量的美国援助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敌手。”此外，史迪威还认为蒋介石虽然多次表示“原则同意”授予他指挥权，（这里的指挥权是指对整个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却迟迟不肯采取任何行动，其目的不过是想用一张空头支票换取对美国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他写到：“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还有什么用呢。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 在9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向华北日军的侧翼发动一次联合进攻，并要求向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西北部队“给予充分的供应”。
史迪威当时把“共产党”作为分配租借物质的一个因素来考虑，这样就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不像英国和苏联那时国内不存在“反抗力量”，中国的情况特殊之处在于，“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让共产党从长征后非常危险困难的局面中解脱出来，40年代开始慢慢“崛起”。他们一方面在政治上做出开明的样子，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军事上同国民党分庭抗礼，而同美国沟通、示好则成了表达这种愿望的最佳途径。《史迪威》书中提到：43年6月，周恩来在重庆对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会率领共产党部队发起进攻夺回缅甸，而且，“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塔克曼说，史迪威记下了这句话。很明显，这让他日后一直惦记着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可能。这种花言巧语后来也许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可当时，自由世界里很多人都受到了中共的欺骗和诱惑。
蒋介石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有没有使用小聪明，甚至不守诺言，漫天开价；或者持草鞋对皮鞋，赤膊对西装的心态和行为？我想那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蒋介石应该不能幸免。在《史迪威》书里，他以撤出缅甸，推迟派军队到印度受训，抛出同日本媾和等等手法要挟以达到他索要物资的目的。问题在于，他的那些不那么高尚的手段和执行中的租借法案有没有冲突。如果是为了抗日，我们不能太责怪他，虽然那些不是正确的方法。我感觉史迪威对蒋介石非常苛刻，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史迪威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军人。缅甸失利时，他让手下参谋跟陈纳德的救助飞机脱险，而他自己则带着最信任的助手在热带丛林里徒步走到印度。史迪威坚守清教徒式的传统道德观，对家庭保持着一种神圣的感情，从不放纵自己，甚至拒绝接受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遣女军人。我想，如果他把出使中国的使命完全限制在军事方面，而不是用政治去解决军事问题，或许后来的情况就不会那么糟。读史迪威故事，看得出史迪威在政治智慧、眼光和见识方面比较欠缺，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招募一个政治顾问的原因。

7

1942年2月，史迪威带了35名军官和5名士兵前往中国。在他自己挑选的这些参谋、助手里，有一位隶属于国务院的外交人员戴维斯。戴当时在远东司中国科任职 ，据他个人回忆录披露，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史迪威及助手在华盛顿一起吃晚饭，他提出想到史迪威手下担任外交随员一类职务的事。（《抓住龙尾》第177页）后来陆军部同国务院商量，以借调的名义安排戴维斯出任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有时也充当史迪威的翻译和发言人。
戴维斯的父母是传教士，他出生在四川，并且在中国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大学毕业通过了政府外交人员资格考试后回到中国任职。1935年他在北京碰到了史迪威，史迪威对他的印象包括聪明，有学识，而且擅长写详尽的报告等。
既然是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的主要任务当然就是围绕政治。1938年戴维斯在武汉时就和周恩来有过接触，由于这层关系，42年在重庆，戴维斯得以频繁接触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人员，因此他很容易地获得共产党方面的情况、意见、建议等等。
一个人的立场和认知可以互为因果。戴维斯可以通过识别共产党的计谋然后把他们提供的材料为己所用，当然他也可以直接把它们转化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为他人服务。在周恩来、戴维斯和史迪威三者之间究竟谁影响了谁，塔克曼在《史迪威》书里没有提及。而通过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和戴维斯本人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史迪威在租借物资管理、使用上针对蒋介石的方法，以及他对蒋个人的一系列评价，或者说，他很多涉及政治层面上的观点几乎统统都可以在戴维斯的报告里找到出处。而戴维斯的材料来源，观点结论则统统来自共产党重庆办事处。对政治缺乏敏锐感觉的人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受他人的影响。史迪威的任务里面本来可以不要去掺杂政治的，可是他却偏偏笃信他的政治顾问，效果非常不好。
比如1942年7月31日戴维斯在给史迪威的报告里写到：“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租借物质将被囤积”。8月6日的报告：“周恩来函告居里（注），希望美政府加紧控制租借物质，勿被当权派储作他用。”1943年3月16日报告：“除中共军队及驻印军外，中国军队士气皆低落，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对华政策宜以租借物质为交换讲价值手段，迫令抗日。”6月24日报告：“访周恩来，周要求美国派员长驻共区”。（以上均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20、221页）
很明显，共产党要求美军派员长驻延安，他们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任何一个争取生存、希望壮大的反抗组织，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寻求“外来势力”的帮助，这样可以让外界了解他们，同情他们，支持他们。不仅如此，共产党另外一个考虑是，高调同美国人建立关系，也是给斯大林的一种压力，增加他们在和苏联交往中的筹码，一石二鸟。“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让美国人感到欣慰”。（见沈志华《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2011/3期《炎黄春秋》）
戴维斯在给史迪威的报告里多次提出设立“延安观察组”的建议，这些报告经史迪威签名后送给了陆军部和总统。天真的是，戴维斯的列举的理由里面除了包括收集气象资料、解救跳伞飞行员之外还有可以像控制国民党那样控制共产党。几经周折，44年7月美军观察组首批成员抵达了延安。虽然几个月之后史迪威就被召回，但美军观察组一直延续到1947年3月。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他和戴维斯一样，也是出生在中国的传教士家庭）多次驻访延安，共产党让他们看到了一个鲜亮的新式政权，而戴、谢两人则认为是他们让美国人知道了一个真实的共产党组织。一直到1997年，戴维斯还认为自己一生最辉煌、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促成了美国政府派出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见维基“戴维斯”条目“外部链接”之二。）戴维斯这个所谓外交上的成就其实是虚的，倒是黄华告诉人们：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8月25日，毛泽东出面借观察组飞机，将“七大”后仍然滞留延安的20位后来的元帅、将军送过黄河，帮助共产党提前两个月到半年部署好了和国民党争夺天下的局势是真的。（《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三章，第7、8节）
44年年底，时任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感到戴维斯在延安的言行直接干扰了他当时正在着手的国共谈判，建议国务院将其调离中国。1954年国务卿杜勒斯开除了戴维斯，理由是他“对美国安全是一个危险”。（见《抓住龙尾》第13页）而在官方文件里，戴维斯最后被以“缺乏判断能力、不慎重和可靠性有问题”而被解除外交职务的。谢伟思亦因为泄露国务院机密文件而受审、除名。戴、谢都曾经因为“同情中共”的嫌疑而成为麦卡锡的目标。从“左派”立场出发，“麦卡锡主义”具有的是消极意义，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来，那些对美国左派亲共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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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人们对政治问题的立场当作光谱，那么处于这个光谱两端的要么是左派要么是右派，还有一些人处于中间状态。除非一个人完全没有政治观点，否则任何人都能在这个光谱里找到自己所处的那个点。美国左派又叫自由派，而右派则叫保守派。概而言之，自由派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潮，相对来说，他们比较容易同情弱者。当然这种分类是极其松散宽泛的。史迪威是传统的美国共和党人，他的政治立场应该算是右派、保守派。
史迪威曾经在1911、1920、1926 和1935年四次到过中国，加起来，那些年里他从南到北走了很多地方。尤其是第四次作为军事观察员，在中国逗留了4年。那段时间里，他亲历了日本人扶植的华北自治运动、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从“皇姑屯”到“珍珠港”的那十多年是日本人最猖狂，也是近代中国最不堪、最窝囊的岁月。在日本鬼子追赶和屠杀下，中国人从北向南再往西像洪水般地逃难，史迪威和他的家人一度也夹杂在那些落难的人群里。因此他比民国政府内很多其他官员更多地从底层直接感受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所以也就会有外国记者白修德责问蒋介石为什么不救河南灾民的故事。
和当时其他一些驻华人员一样，史迪威看到了一个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入的混乱和悲惨局面，很自然，他们把最初对侵略军的义愤转化成对中国政府的责问：为什么不组织军队抵抗？为什么听任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地上蹂躏、屠杀？然后他们再进一步追问：政府内部腐败，对外无能，为什么还要把有限的军事力量用去阻截共产党，为什么不组织联合政府一起抗日？
应该说，史迪威对蒋介石提出的建议比如像整编、训练军队，实行奖惩制度等都是合理的。即使像针对制度方面的批评，如管理腐败，官员无能等等也都是事实。同时，作为从民主自由国家来的人，史迪威也完全有理由要求蒋介石立即放弃一党专政，同共产党平等竞争等等。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先前在中国的经历已经让他头脑里面形成了某种概念，那些概念已经使他失去了对蒋的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本来在一些具体问题是分歧，一下子就升华到抽象意义上去了。42年来中国时，蒋介石这个中国的领袖在史迪威头脑里实际已经打了折扣，他不愿意从蒋介石的角度去看问题，也忘了把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作为一个大背景去考虑，他无形中把自己放在和蒋介石敌对的位置上了。在史迪威的眼里，蒋介石本身才是中国问题的实质，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去除（elimination）蒋介石。这才会出现蒋介石口头上表达出来的意愿，到了史迪威这里，他总觉得另外还有什么东西被掩盖住了。蒋史之间如此缺乏基本的信任，我想，这才是史迪威的悲剧意义后面的真正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和史迪威、戴维斯等有相同经历的美国人都那么去看待当时中国的问题。比如同样是传教士家庭、出生在中国、后来成为《时代周刊》创始人的卢斯（Henry Luce）则是蒋介石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另外，曾任重庆大使馆外交官，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的David N. Rowe 1952年在参议院作证，说费正清一贯地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宗旨；81年他在台湾演讲时指证：40年代初重庆大使馆是反蒋拥共情绪的温床。另外，44年底接替史迪威参谋长职务的魏德迈将军（Albert C. Wedemeyer）看到的也和史迪威不一样，他说“在那种条件下要求中国改革、民主化，就像飓风来临当口要房屋的主人立即更换他的屋顶一样。”《魏德迈报告》第374页
今天，我们当然可以说蒋介石没有能够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所以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年那些批评者有没有接着再问一下：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里面究竟有哪些是蒋介石不愿意改，哪些是他无能力去改的？但是无论如何，历史没有给蒋介石最好的机会。史迪威的任务没有完成，也是蒋介石的失败。
历史既无法假设，也不能求证。1944年蒋史之间的矛盾并导致了史迪威被提前召回，这一系列事件究竟有没有改动历史的方向和进程，我们无从知道。后来的情况是，1946年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矛盾，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国共和谈不可能成功。但那时，这对从两党政治中走出来的美国人会是一件让人非常受挫的事情。10月，史迪威去世，马歇尔人在中国，所以他没有出席葬礼。47年1月7日，杜鲁门总统提名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次日，马歇尔离开中国赴任，随后，美国的援助统统停止了。确实，中国那里是一个无底洞，中国政府是一坨扶不上墙的泥巴。也只是到了那时，美国人才算是真正离开了被史迪威称作“粪堆”的地方。但是中华民族，中国人则一直在承担着后果。

注：居里，Lauchlin Currie，也译成科里，罗斯福的经济顾问，特使，42年7月到中国来调解蒋史矛盾，回国后建议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但被马歇尔拒绝。

参考书目：

塔克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戴维斯 《抓住龙尾》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

查尔斯·罗马努斯，莱利·桑德兰《史迪威的中国任务》、《史迪威的指挥问题》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

杜鲁门政府《对华关系白皮书》1949年8月5日

参考论文：

魏良才（美国文化学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史迪威使华任务失败之评析》

说明：本文除注明出处的引文，其余均取自塔克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