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一些人常举这样的例子：吃大锅饭时，政府把农民种什么、怎么种管得死死的，干部和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还是吃不饱饭。推行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民有了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很快吃饭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应注重发挥个人和市场的作用。

这的确是事实。但人们不久就发现：政府如果放任不管，随时都会出现“算（蒜）你狠”、“逗（豆）你玩”、粮食猪肉等价格剧烈波动、农民受中间商操纵盘剥等现象。这就需要政府做好规范市场、打击囤积炒作、平抑价格、帮助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和销售合作社、提供资金技术等工作。

这就是说：统制经济不合理并不意味着市场自由主义就合理。现实社会需要的是介于统制与自由放任之间的政策，也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用好。

大致说来，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念和主张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从右到左排列依次是：

极右理念：主张自由放任，市场能自行解决一切问题，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这种理念主张的主要思想理论有：被片面截取的亚当•斯密思想、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主张等。典型实践有：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美国“镀金时期”和两次大危机之前时期、德国魏玛时期、上世纪70年代后南美和前苏东的“休克疗法”等。

这种理念主张在理论上倒是能自足自洽，但在实践中从未有过哪怕一个成功的例子，无不带来混乱、投机、腐败、贫富差距恶化；即使在能够向外转移矛盾的最好情况下，最多也就能维持二三十年（小布什不到八年就把财政已有盈余的美国经济搞破了产，戈尔巴乔夫五六年就让世界第二强国崩了盘），结果无不是衰落、动荡、危机、乃至崩溃。

（有人会争辩说香港是自由放任而成功的一个例子。但香港之所以在过去几十年成为“东方明珠”，主要原因应在于它是当时封闭的大陆唯一对外口岸。随着大陆对外开放，香港特殊地理位置优势在丧失，随之暴露出它由于政府缺位而造成的缺少实体经济、规模经济、科技经济的缺陷。如果不是中央扶助，香港很快就会沦为二流城市。香港如果想要浴火重生，恐怕就要向新加坡和内地一些城市学习，大大提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才有可能。）

中右理念：主张以私人经济和市场为基础，政府起保护、扶助、监管、干预、引导等作用。这类理念主张中也有左右不同倾向：有些更倾向于以私人经济和市场为主，有些更倾向于比较注重发挥政府作用并可接受少量国有经济。这类理念主张的主要思想理论有：英国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凯恩斯主义、二战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等。典型实践有：英国1830年代前的发展、美国除极右理念占主导地位之外的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发展等。

凡是私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中，总是会趋向“社会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不足”这一难解的困境。因为当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形成“国穷民穷豪强富”后，一伙豪强能消费多少？政府没钱公共开支，百姓没钱买东西，社会消费能不萎缩吗？如前面提到，克鲁德曼曾讲：当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只能鼓励大家过泡沫式的借贷生活，而泡沫和债务的积累总有灾难无法避免的一天。

一些人总是指望私人手里钱多了，会投资发展生产，但现实社会不是这个样子。私人手里钱再多，当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时，他们宁可投机炒作或把钱转移到国外。这时如果政府也没钱投资搞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走不出困境。现在美国、日本都是活例子。现在美国量化宽松这么长时间，商业银行和大公司不是没钱，也不是没有投资需要（例如众多老化的基础设施急需更新，而对老化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又可以带动一大批产业），但由于利润较低或利润前景不明，所以宽松的资金只是推高了股票和房地产或流向国外，而进实体经济增加有限；美国国债已大大超过GDP，虽然这几年财政赤字在减少，但政府已无多大能力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要比较根本性地解决问题，除非如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所讲：削减军费开支、减少对大公司的优惠补贴、提高富人税、封堵太多的税收漏洞、某些部门国有化等，以使政府集中足够资金、有带动经济发展的能力。但在美国现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办得到吗？日本经济衰退已二十多年，尽管谁都知道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但日本政府能左右私人财阀吗？现在日本国债已达GDP的220%，日本政府只敢加消费税，不敢加所得税和资产税、资本利得税。在这种情况下，安培再有几只箭怕也无济于事。

现在国内有一种奇怪的论调：把政府主导投资称为“刺激”，而只把私人经济活动称为“活力”。这就如同把家做饭菜称为“垃圾”、而只把外卖盒饭称为“营养”一样荒谬。放着我国固有的优势能力闲置荒废，而一心指望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但单指望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行不行？以往的例子不讲，眼下美国和日本的例子还没看够吗？“大起”固然是忌讳，“大落”也同样是忌讳。所幸看来现在政府还没完全听从这种论调，如果按这种论调走下去，活力会越来越少，过剩产能会越来越多。

中左理念：主张政府主导市场，部分国有（一般在国民经济20%以上）。典型实践有：德意志第二帝国、法国戴高乐的“威权主义”、二战后英国和北欧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新加坡等。主要思想理论有：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瑞典学派、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如英国的詹姆斯•米德、晚年的萨缪尔森等和更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如斯蒂格利茨、克鲁德曼等、我国近现代的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我国历史上的三代—《周礼》—《管子》的政经思想传统等。

从历史上看，政府主导、部分国有的中左理念曾创造了发展速度、经济质量、社会公正、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世界最好记录。二战后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实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失当，但这并不是不可以修正、调整的，而且整体情况也是不错或很不错的。在现今世界上，比较左倾的协调市场经济很多方面要优于比较右倾的自由市场经济，奉行政府主导、部分国有的新加坡也要明显优于人口和面积都近似、但倾向于自由放任的香港，文革后奉行政府主导、部分国有的中国发展更要明显优于接受“休克疗法”的前苏东国家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极左理念：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推行全盘国有化和全盘指令性经济计划。典型实践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我国文革结束前的三十年等。主要思想理论大家都清楚，不必多说。

这种理念主张在理论上也能自足自洽，但从实践中看，虽然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等方面还可以，但普遍存在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和活力、供应匮乏、人民生活改善慢、形成官僚特权阶层等弊病。

我们对上面四种类型的理念主张及其实践效果进行对比，就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我们应当拒绝、扬弃极右和极左的理念主张，应当以中左理念主张为基础、吸收中右理念主张中的合理因素，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建立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论。

（十二）

有一个被人们时常引用的比喻：把政府的作用比做裁判，强调“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裁判员和运动员这一比喻，在某些范围内是恰当的，例如监管部门不能在自己监管范围内经营企业等。但将这一比喻无限夸大到政府和国民经济活动，那就不适当了，因为政府的作用远比裁判大得多。

我们不妨试问：仅有裁判员和运动员就可以比赛了吗？总还要有场地设施吧？如果有三支以上球队参赛，总还需要组织管理吧？更何况比赛不仅仅意味着“窝里斗”，还要考虑对外赛事。

仅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比赛只能是很基层的、人数很少的比赛，例如班级之间的比赛；政府完全不参与的经济活动也只能是很原初的经济阶段。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大型化、复杂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涉及只会越来越深、作用只会越来越大。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好比奥运会组委会，裁判工作只是其职责之一；公益型国企好比场地设施；竞争型国企好比国家培训基地；众多的私人企业好比众多的俱乐部队和“单飞”团队。这些总起来形成我们国家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实力。

或许，我们还可以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合理地类比为影视导演或乐队指挥的作用。

影视导演是影视艺术创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影视创作中各种艺术元素的综合者。导演组织安排摄制组内所有创作人员、演艺人员和技术人员，充分调动乃至发掘他们的才能。导演还要领导现场拍摄和各项后期工作，直到影视全部摄制完成为止。一部影视作品的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导演的素质与能力；一部影视作品的风格水平，也往往体现了导演的风格与修养。如果“把导演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演员们自己想怎么演就怎么演，这部影视剧能拍成不能？

乐队指挥是一个乐团的灵魂人物。他必须对要演奏的乐谱了如指掌，并有自己深刻、独特的理解；他必须熟悉总谱及所有乐器分谱，必须能控制每声部的音色、音量, 使整体声音达到平衡；他有激发乐团成员最佳潜能的责任，能够迅速指出乐队的缺点并加以改进；在演出中他控制整首曲子呈现的速度及演出的效果，使各种个别的乐器演奏形成和谐、理想的整体。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指挥，再好的乐手集合在一起也如同一盘散沙，再好的乐曲也会平淡乏味。如果“把乐队指挥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乐手们自己想怎么吹就怎么吹、想怎么拉就怎么拉，这百十号人发出的声音能成一首像样的乐曲不能？

当然，无论是影视导演还是乐队指挥，都有水平不高、把事情搞砸的，这需要完善导演和指挥的选拔、撤换制度。但不能因此就说导演制、指挥制不对。现实世界中，有没有导演负责制的剧组、没有指挥负责制的乐团吗？

水火可以为利也可以为害，区别在于人类能否控制它。原子能可以成反应堆也可以成原子弹，区别在于管理人员能否用慢化剂、控制棒等设施控制它。市场能为利也能为害，区别在于政府能否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措施手段控制它。所以说：对自然力量，只有能控制它才能利用它。

有些人一直在问：“我们到底是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还是要市场主导下的政府？”

这个问题我们换个问法：人骑在马上，是让马听人的还是让人听马的？

左的原教旨主义的思路是：既然马乱跑闯祸，那就给它系上绊马索，让它跑不起来；或者干脆把马宰了，安步当车更稳当。这显然不是好办法。

右的原教旨主义则走向另一极端：对马不应有任何约束，要由着它性子跑，跑到哪算哪。这显然也不是好办法。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威尔逊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像蒸汽，如果不加约束，就毫无用处。（Freedom is like steam, useless unless confined.）”自由的野马对人也是无用有害。

虽然不少人一直在谈论“驾驭市场”这一观念，但明确见于领导人言论的也许还是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

人类学会驾驭马用了好几个世纪，最早发明的是马嚼和缰绳，后来又发明了马鞍，马镫的发明就更晚些。在这些发明过程中，肯定经过大了小了、松了紧了的多次试错，人类能够完全自如地驾驭马大概是在公元前后。

自从近代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以来，市场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复杂，政府管理市场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改进，但从08年金融危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情况来看，人类离能够驾驭市场还有一定距离。驾驭意味着既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不使其失控，意味着使其服从人的利益和愿望而不是被其牵着鼻子走。只有当我们最终学会驾驭、主导市场，我们才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