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桥：毛泽东　爱吃　红烧肉　霉豆腐

三、吃肥肉补脑子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搞。”
已经三天两夜不曾合眼的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我告诉厨师高经文烧了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赞叹道：“啊，真香！”然后，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我目瞪口呆地在旁边，忽然变得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高吧？”
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000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我用力摇头：“不高，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当粮食吃。”
从那天起，我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此后，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我都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可是，战争岁月，有时粮食都没有一粒，大家常常吃黑豆，到哪里去找红烧肉？谢天谢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从河东给毛泽东捎来一块腊肉，虽不好红烧，但炒一小碟吃也可以补补脑子啊。
谁知腊肉端上桌，毛泽东却叫撤走。他说；“你们想叫我吃得好一些，可是我怎能吃得下去呢？”
“这是为了工作，为了补脑，可不是为了享受！”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脑子是要补的，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银桥啊，你给我蓖蓖头吧。”毛泽东朝椅背上一靠，闭上了眼。我给蓖头，他给我讲黑豆的营养价值，说什么它的蛋白质足够脑子使用了。又讲蓖头的好处，说它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把有限的营养首先满足大脑。他不讲还好，我听着听着就掉泪了。
那块腊肉以后再没有人动，一直保存到1948年新年前，才用它款待了来这里开会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毛泽东说补脑子要讲条件，可是当后来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条件好了，毛泽东仍然保持爱吃红烧肉这个习惯。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他曾对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他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十二、“我的好娃娃”
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1940年8月为江青所生。在毛泽东的子女中，李讷是我看着她长大的。
我至今记得那个小人儿，刚刚7岁的小姑娘，行军之余，举着一个小搪瓷碗，和战士们一样，排队吃大锅饭。
李讷考入大学之后，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太安全。我便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然后我进校找她，出校后再悄悄坐车回家。我认为这样做学校里的同学们不会知道，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可是，这事被毛泽东察觉了，他严厉批评了我。我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盯住我问：“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于是，我便从天津给李敏、李讷每人买了一辆飞鸽坤车。
由于不许接送，孩子常常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趟。那段时间李敏身体不好，在家里休息。李讷仍在学校吃住。我派卫士尹荆山去看望李讷。李讷脸色不大好。小尹问是不是生病了？孩子忸怩半天才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
尹荆山回来向我汇报，我听了心里又急又难过。且不论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单凭当年一起转战陕北的情谊，想到她吃了黑豆仍然为我们表演京剧的情景，我也不能不管哪！我搞了一包饼干悄悄给孩子送去。
李讷眼睛骨碌碌转，观察附近没人，忙把两片饼干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吞下。吃这点东西就像作贼一样怕人发现。我心里一阵阵发酸。她舍不得多吃，小心翼翼藏好，准备慢慢“享受”。我说：“吃吧，我还给你送。”
然而，事情被江青知道了，狠狠训了一顿。我顶了她几句。因为有教训，她不敢像训卫士那样训我，怕我跟她吵架，便跑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把我叫进屋，声色俱厉：“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我不怕江青发脾气，但是害怕毛泽东发脾气。我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我再不敢言声，也再不敢给李讷送饼干。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来。卫士尹荆山在倒茶时提醒毛泽东：“主席，李敏和李讷回家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说：“嗯，那好，那好。”
毛泽东没有专门吃饭的饭厅，每次都是卫士用食盒把饭提到卧室或办公室吃。今天搞了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炊事员得意地说：“我今天多下了一倍的米！”
李讷在毛泽东卧室里向父亲汇报学习情况。末了委婉地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也少，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叫。”毛泽东教育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
尹荆山进去招呼：“主席，饭好了。”
“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住女儿的手，一起走到饭桌旁。
李讷抓起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她深深地、深深地吸吮着香气：“啊，真香哪！”她望着父母灿然一笑，那么天真的可爱！
江青望望女儿，望望毛泽东，想说什么，可是卫士们侍立旁边，她便忍住了。勉强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到女儿碗里。
“吃吧，快吃吧。”毛泽东用筷子示意。
李讷大口地向嘴里拨饭。
“吃慢点，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他轻轻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不自然。
李讷瞟一眼侍立的卫士，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
“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地往李敏、李讷碗里夹菜。
李讷在父母面前不拘束，慢吃不了几口又变成狼吞虎咽，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口口饭菜吞下去。开始，毛泽东还在慢慢陪女儿吃，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点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嚼得那么慢，那么慢……终于，他停了筷子，停了咀嚼，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
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毛泽东。她接连几次喘粗气，便盯着毛泽东不动了。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讷好容易把嘴离开饭碗。“哦，”毛泽东不着边际地笑笑，“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青人。”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卧室，叫卫士们退出。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圈红红的，显然哭过。我们明白这是为什么，都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和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她还算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还是各守本份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十三、发动“三反”“五反”
为巩固新生政权，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951年11月底，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天津专署副专员李克才同志把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的问题公开揭露出来。天津地区的代表纷纷上台发言表示支持李克才，进而又揭发出刘、张的许多其他问题。省委组织部长代表省委当即在会上表态，要严肃处理。通过调查证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触范了党纪国法。12月4日，省委通过决议：开除刘、张的党籍，依法对其拘留审查。“刘张事件”上报华北局。华北局又申报中央。那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书记处领导在颐年堂开会，专门研究杀不杀的问题。毛泽东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
那天参加会议的还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一起讨论了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利用盖办公楼大量受贿和生活腐化问题，会上决定枪决宋德贵。尔后，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高干会议。会上，薄一波同志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和书记处决定，并作“三反”“五反”动员报告。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行便在全国展开。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特别法庭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刘、张等人受到严厉制裁后，大大地推动了“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仅用半年时间就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有一天散步，毛泽东望着我问：“你有贪污没有？”
我说：“没有。”
“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
“我永远不贪污！”
“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
“没有！”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说：“我一定努力做到”。
毛泽东用大手亲切地抚着我的后背：“要节约。比如洗衣服，袖口领口多擦些肥皂，这些地方容易脏。其它地方揉揉搓搓，一捋就行。这样可以节省肥皂。”
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都改为工资制。我每个月50多元，毛泽东200元多点，江青大约是100多元。毛泽东的家庭帐都归我管理。我写了个计划开支的明细表，穿衣、吃饭、房租、家具折旧费，支援困难同志及节约几项。毛泽东对其它开支赞同，对他的伙食费有意见：“一天3元高了吧？”
“不高，招待客人也要从中支出呢。”
毛泽东提笔在我的计划表上批了两个大字：照办。
毛泽东生活是非常俭朴的。没有他的亲口允许，是不能为他添置新衣报的。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汁或是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膏”“霜”“油脂”一类护肤品，甚至没用过牙膏。他只用廉价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牙粉也可以用。将来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家都用了高级牙膏我也会使用。”他的牙刷什么时候用秃了，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竹木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从来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习惯。”
毛泽东使用的被褥都是普通棉布棉花做的，里外白布，几十年保持不变。还有用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毛巾被、睡衣和一条薄毛毯。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时仍是这些东西。他的内衣内裤以及长筒线袜子更是补了又补，以至于坐下来，一不注意伸出腿，就会露出袜子上的补丁。他接待客人时，我们常要提醒他“家丑不可外扬”。
毛泽东办公离不开茶水，喝过茶的残茶他就用手指抠进嘴里吃掉。他喜欢吃粗粮，进城后一直吃红糙米，里面还常常要掺上小米或绿豆或芋头。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了。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这其中少不了一碟火煸的青辣椒或辣椒酱，一碟霉豆腐，一碟苦瓜。但是毛泽东正经吃饭的时候并不多。他从来不愿意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他工作起来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头，只以感觉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餐的时候多，还有只吃一餐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吃饭方式。我们值班室有个电炉子和大搪瓷缸子，经常是由我们卫士在电炉子上煮一缸子麦片粥加牛奶、鸡蛋，就着秘书叶子龙为他做的霉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顿饭。
有这么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因连续工作，又是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凌晨两点，值班卫士封耀松小声劝道：“主席，您已经十几个钟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要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封耀松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在陕北时我们就是这样，毛泽东怕影响炊事员休息，夜里只让卫士烤馒头片来吃，不许惊动炊事员。可是，侯贵友师傅还是被惊醒了。他眨着两只睡意朦胧的眼睛嚷道：“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
封耀松摇头苦笑：“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
侯师傅闭口无言。“交待了的就去办”，这是毛泽东的原则。候师傅也懂得，不照办才是“胡闹”。
封耀松烤熟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进门一看，毛泽东头斜靠在床栏的毛毯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左手还拿着文件，右手抓着笔。这种情况不少见，不能叫配毛泽东。封耀松将碟子放在暖气上，便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到门外，让冷风吹一吹。
封耀松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忙轻手轻脚进屋，捧起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想吃了。拿来吧。”
毛泽东在床上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过去的一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封耀松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要亮了。毛泽东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嚷嚷还在吟。封耀松见毛泽东自得其乐，便悄悄退出屋，继续吹凉风以驱走疲困。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屋里的呼噜声隐隐又起。封耀松轻手轻脚进屋，碟子里只剩下一个芋头了。毛泽东歪在右肩一侧睡着了。封耀松踮脚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不对。探过头去仔细打量，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抓在手里。嘴里的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颤栗着。封耀松鼻子一酸，眼睛立刻模糊了。忙镇定下来，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
“哪个？”毛泽东不高兴地问道：“怎么搞的？”
“主席！”封耀松叫喊一声，哽住了，泪如泉涌。他双手捧住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嘴唇只是抖，再说不出一句话。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该睡觉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毛泽东说：“那我就睡觉吧。”

十七、一周吃两次红烧肉
毛泽东喜欢吃红烧猪肉，喜欢吃五花肥肉。我在他身边15年，他进口的东西必经我们卫士之手。这15年中，他没吃过任何滋补品，如果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
保健医生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要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毛泽东每次都摇头，他的固执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他的道理又是轻易不好反驳的。他有几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一次，他用毛竹筷子敲敲碗里的二米饭（小米加大米）望着保健医生说：“全国农民要是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
另一次，他皱着眉头朝喋喋不休的保健医生挥手：“你不要说了，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
毛泽东有时简直是个谜，就是我们这些贴身相处的卫士也往往感到他确实“神”。他的工作量惊人，睡眠、饮食、活动都没个规律性。可他的身体就没事，极少闹病，身体极健！怪不得任弼时多次向周恩来感慨：“中华民族有幸，出了个毛泽东！”
记得1956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又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值班卫士田云玉一再提醒：“主席，你该吃饭了。”
“是吗？”毛泽东喝着茶说：“嗯，有些饿了呢。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按规定，毛泽东一周要吃两次红烧肉。这天又轮到要吃红烧肉了。可是，江青知道后，却不让搞。说实话，江青对毛泽东的生活还是比较关心的。她对营养学有一些研究，特别是进城后长了不少知识，反对毛泽东吃肥肉，多次劝毛泽东：“年纪大了，肥肉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我们卫士组归她管，她的话又不能不听。何况，我们也希望毛泽东多吃点好东西呢。田云玉就照江青的话办了。
开饭了。毛泽东一看桌上没有红烧肉，便问道：“红烧肉呢？”说着让田云玉把我叫去。
毛泽东问我：“为什么没有红烧肉？”我没有回答，我等着江青帮助说一句解释的话。可是，江青坐在一旁，一声不吭。
“为什么交待了的事情不办？”毛泽东生气了。他历来坚持“交待了就要办”的原则。
我垂下头，无言以对。我仍然不能去看江青，看一眼就等于转移矛盾。但我还不肯放弃那一线希望，还在期待……
江青仍然不说话。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毛泽东一见我哭了，说：“你下去。”毛泽东草草吃几口饭便放了筷子。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睡觉前，让田云玉把我叫去。我坐在床边的一个凳子上。毛泽东小声问我：“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
我眼里又含了泪，不肯说。毛泽东皱起眉头，一再坚持要我说。正在这时，江青从西屋穿着睡衣走进来了。我不安地站起来。毛泽东皱着眉头白一眼江青。江青立刻喊起来：“你们谈，你们谈，我走！”
江青一脸愠色，转身就走。我忙跟上去送她，身后传来毛泽东的怒声：“别管她，谈我们的！”
我返回来，坐到毛泽东身边。欲言又止，真难哪！
“你说么，”毛泽东有些烦躁，“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于是，我把江青不让做肥肉的经过如实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吩咐道：“今后，我和她就分开吃，她吃的饭按她的口味搞，我吃的饭按我的口味搞。”
那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就分开吃了。即便在一个饭桌吃饭，也各吃各的菜。毛泽东从不动江青的菜，江青仍时时尝几片毛泽东的菜。因为毛泽东爱吃辣，他说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所以江青总要夹几片毛泽东的菜辣辣嘴。
毛泽东有时发脾气，就象天真无邪的孩子赌气一样，是很有意思的。在他身边15年，他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充满了孩子赌气的味道。
那是1959年，我随毛泽东去上海，就住在专列上。一天中午，我见他睡着了，按睡眠4小时算，也要到下午了。我便进城到干部俱乐部办事。下午赶回专列，才知道毛泽东提前起床，进城开会去了。是值班卫士来电话告诉我的。我赶到毛泽东那里，他已经开完会去吃饭。我知道饭后要去干部俱乐部看《小刀会》的演出，便在车旁等候。
毛泽东出来了，旁边有柯庆施等人陪同。我忙抓住车门等他过来上车。可是，他立在台阶上不走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突然喊：“李银桥，你是干什么的？”
他喊声很大，一脸愠气。我想什么事啊？怎么突然发脾气了？我忙朝台阶上迎。他也朝台阶下走。我搀扶他坐到车里。他不时吮吮嘴唇，既不看我，也不说话，反正是不高兴，生闷气。坐到礼堂看戏，他仍然不理我。直到戏开始了，他进入了剧情，才忘记了生气的事。他是容易入戏的。
演出结束后，我在回来的路上小声问：“主席，今天出什么事了？惹你生气了？”
毛泽东嘟着嘴，翻我一眼：“还说呢，把我嘴都烫坏了……”
后来我才问明，毛泽东吃过饭后漱口，水太烫，把嘴烫伤了。是一名卫士没试水温就递了过去。我以往都要试过水温，不烫不凉才递上去，毛泽东已经习惯了，接过来就是一大口，这次他又是这样，结果立即喷出去了，可也烫得不轻。事后只朝我喊了那么一嗓子，气就全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