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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的另一面：保护同僚并非“迫害狂”
2014-12-01 22:50:06 多维历史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间中共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神秘人物。《记忆》2011年2月28日第3期发表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撰写的文章《康生的另一面》，作者在文中指出，在一些材料中，可以读出与官方判定不同的康生。而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

“文革”期间，江青与康生合影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如此评价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东省胶南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做白区党的工作和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联，当王明的副手，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七年曾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区搞土改，后留山东工作。一九五○年后长期养病，六年未做工作。党的‘八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组织写‘九评’等文章，并做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副主席。

“几十年来，康生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善于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在党内兴风作浪；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于他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手腕，长期掩盖了其阴谋家，伪君子的本相，历史上欠的许多账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竭力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民愤极大。”

该《审查报告》列举了康生的五大“主要问题”（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审查报告》称：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在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

“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八百九十三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一百二十二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被点名的八百三十九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三百六十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笔者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康生的材料。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与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这些材料，似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本文仅举三例如下。

一、关于谭启龙的批示

谭启龙（1913-2003），1967年1月前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1967年11月间，经周恩来同意，原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谭启龙，回到山东接受批判。

12月初，谭启龙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与他联系的孙吉太写了一封信，叫他的儿子带到北京。信中称：回山东已二十多天了。回来第三天（十五号）就要我作检查交代，我要求先见见王效禹同志，希望得到指示帮助未允，要求推迟检查让我作些准备亦没有批准。因此只好以我原在京写的学习总结改为补充检查。结果认为是假检查，真反扑。后来即接受大会、中会、小会批斗，开始进行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但由于大家一定要我承认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思想上不通，只承认忠实、顽固地执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刘、邓在山东的代理人和忠实走卒。引起革命派义愤，结果于昨夜开中心组批斗会议，实行坐喷气机，下跪，我提出意见这样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义愤，给我拳打脚踢……因此，我只好写信简单告知你，希你转告汪主任一下，我当前处境较困难，可否给我一点帮助请告知。

谭启龙的这封信，有幸还是转到了汪东兴手中。汪东兴于1967年12月19日批示：“请总理阅。”周恩来次日简单地批了几个字，转请负责山东问题的康生处理：“康生同志阅转杨得志、王效禹两同志阅。”

康生看到谭启龙这封信后，其批示是具体、负责的：“请杨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确是坐喷气式、下跪、殴打等违反政策的行动，应严加禁止，并耐心地向群众进行教育。”

康生的这个批示，并没有丝毫“诬陷”、“迫害”的痕迹，相反，是保护谭启龙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谭启龙写了一篇题为《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的文章，提到了这一段历史。唯文中称：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那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与档案材料相对照，谭启龙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失实的。

一、谭启龙这封信，是写给中办的工作人员孙吉太，请孙转告汪东兴，而并非是想通过中办直接转交给周恩来。以谭当时的处境，没有直接向周转告的奢望。

二、这封信是谭启龙本人的亲笔信，并不是他儿子代写的。

三、康生对这封信作了具体的批示，要求杨、王查清情况，“严加禁止”。谭启龙在其回忆中半句也没有提及，可能是并不清楚这一过程，亦有可能是有意回避了康生对其处境的过问。

四、谭启龙不提康生，而将其处境得以改善归功于只对其来信简单批一句话的周恩来，从批示上看，周恩来不过是要杨得志、王效禹看一看这封信而已，下一步如何，周并没有表态。而所谓周恩来打电话责问王效禹，“具体指示杨得志派部队保护我”等等，不知谭是如何得知的？

二、关于彭真的批示

彭真（1902-1997），1966年5月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5月4日-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问题。会议决定，停止彭、陆、罗、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自此失去自由，前后长达十二年。

1968年7月9日，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所属的彭真、刘仁专案组，向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及叶群作出《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称：

“大叛徒、大特务彭真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迄今，一直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康生加：对审讯、监视、防止泄密，很不便利。）现在根据查证，彭真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在监护期间他的反革命气焰一直非常嚣张，拒不交代问题。同时为了彻底查清彭真的内奸罪恶活动，建议将彭真立即逮捕，送交秦城监狱关押。

“一、一九二九年，彭真在天津被国民党一经逮捕就跪倒在敌人脚下，出卖组织和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现在根据大量事实又证明，这个家伙还是暗藏在我党内部的大特务。彭真在北平狱中，曾接受国民党反动派任务，答应‘为国民党工作’。一九三五年出狱后，在大叛徒、大特务刘少奇的旨意下，经过日、蒋特务李铁夫、张秀岩的介绍，到北平住在汉奸、特务机构‘大义社’内，和大汉奸张璧、宋哲元，张自忠、潘毓桂等秘密勾结，进行了一系列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抗日战争初期，彭贼和中统特务胡仁奎串通，在晋察冀各地，设立国民党部，建立特务组织，向国民党反动派发送大量情报，破坏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和林枫、吕正操搞‘桃园三结义’，结成反革命联盟，猖狂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并阴谋搞军事叛变公开投靠蒋匪。解放后，彭真伙同罗瑞卿、刘仁、冯基平等，盗窃大量国家核心机密，送给敌特机关。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公然派遣潜伏匪特，去台湾参加蒋匪的‘八全’大会，向其献计献策，效忠其主子蒋介石，攻击、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二、彭真贼心不死，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怀着刻骨的仇恨，对他的种种罪行，至今不但拒不交代，还借机大肆放毒。在历次审讯中，他气焰嚣张，在事实面前百般狡辩抵赖，甚至进行疯狂反扑。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罪大恶极，应该逮捕关押对他采取专政措施，同时为了彻底查清他的内奸罪恶活动，也利今后对他的斗争。”

为什么彭真要由卫戍区监护上升至逮捕关押，送至秦城监狱？上述报告缺乏有逻辑性的理据。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并不需要什么理据不理据，关键在于彭真是毛泽东钦点的，文革伊始即被打倒的“重犯”。毛泽东在1966年4月就说过：“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一步一步深入，彭真就从“反党集团”的头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深挖成“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

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活动，是为中央政治服务的。对于这个小组所报告的重大问题，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故而，康生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呈主席、林付（副）主席、总理、伯达、江青（请假暂不送）、永胜、富治、叶群同志审批。”我们可以看到，毛、林、周、陈、黄、谢、叶都划了圈，周恩来、陈伯达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两字处。

仅就《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而言，如果“同意”就是诬陷和迫害，就负有罪责，那不仅是康生，以及“坏人”林彪、陈伯达、黄永胜、谢富治和叶群，“好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样逃不掉“罪责”。

三、关于吴德峰的批示

吴德峰（1896-1976），中共党内曾长期从事秘密情报、交通工作的老人。1924年即加入中共，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1931年起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到西安，参加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建国后，历任武汉市市长，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文革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

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对外身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为吴德峰事给康生、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据外调人员反映，吴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体很不好，现仍被高等法院群众专政，因两派争议，问题不能解决。”

“据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长征途中，他任当时中央局的白区工作部长，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康生批注：在1931年前后，当王明等簒党时，他是坚决反对王明的。）双十二后在负责西安秘密情报工作中，是忠于毛主席的，反对王明、博古的，在总理、康老领导下，他对敌斗争是勇敢和机智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有关文电档案，现均存我部可查。”

“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门工作中的情况我不了解，如果历史上没有查出重大问题，希望中央能通过高法院军代表向群众组织作些工作，对他作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对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顾，帮助他向群众作认真的检查，争取群众的谅解。妥否，请予考虑。”

当天，康生收到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转给周恩来：

“吴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风上有许多毛病甚至有许多错误，解放后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气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区秘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请富治同志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帮助他认真检查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解除群众对他的专政。据说他病的很厉害，应给以适当照顾。”

周恩来当天也作了批示：“同意康老、罗青长同志意见，请富治同志办理，仍以一批、二保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谢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总理的批示，对吴德峰同志应该是一批二保，军代表和×××同志（余注：原件字迹不清）应向群众做工作。”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前身--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对建国前吴德峰的工作，应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康生对吴德峰的批示，无疑比周恩来的具体、详细，“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有这么一句话，也足够了。

从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一青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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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21分前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一丘之貉。
他们有十个共同点：
1)三人都是‘历史靠编，功劳靠造，成绩靠吹’的无耻之尤。
2)三人都是卖国贼、汉奸。
3)三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
4)三人都是残酷的刽子手。专门屠杀共产党人与镇压老百姓。
5)三人都是极左分子，心狠手辣的小人。
6) 三人都是刚愎自用、品格卑劣的伪君子。
7) 三人都是厚颜无耻，贪天之功据自己有的小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8)三人都是欺下怕上的小人，他们对上面像狗；对下面像豺狼。
9)三人都是忘恩负义，残害恩人的狼心狗肺之徒。
10)三人都是极为严重的贪污腐败分子。

毛泽东对斯大林；邓小平对毛泽东；江泽民对邓小平；简直就是条狗；
但他们三个人对人民绝对都是豺狼！
如毛泽东的四五大屠杀；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江泽民镇压“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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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6小时前
82年那个不痛不痒回避历史事实的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一切坏事都推到毛的身上。其余人做的坏事都避而不谈。这是邓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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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8小时前
康生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康生作的一切坏事情，都是毛泽东的密谋主使的！
因此毛泽东不死，康生绝对不会倒。但毛泽东一死，康生必倒！
毛泽东活时，邓小平不仅经常拍毛泽东马屁；而且还经常拍康生马屁呢！
毛泽东、邓小平是一丘之貉！
毛泽东、康生死后，邓小平抓毛妻，封康生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康生骨灰
搬出八宝山。毛泽东、邓小平、康生绝对都是无耻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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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8小时前
康生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康生作的一切坏事情，都是毛泽东的密谋主使的！
把一切错误全怪在康生头上，
毛泽东在彻底落败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是这么作的，这是绝对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又把文革的把一切错误全怪在康生与四人帮头上，
邓小平这么作是绝对错误的。
邓小平忘记了他不仅经常拍毛泽东马屁；而且还经常拍康生马屁！
毛泽东、邓小平是一丘之貉！
二个人必定遗臭万年！
今天有人又把“延安整风”杀人无数的错误全怪在康生头上，
难道他(她)想走毛泽东、邓小平的老路？
难道他(她)想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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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8小时前
刘少奇最后被毛泽东用乱棍打死。这就是拍马屁的人的可耻下场！用刘少奇的儿子刘
源将军的一句话说：“刘少奇是被自己发明和创立的丰碑砸死的！”如果不是斯大
林多次强烈指责。毛泽东可能还不会停下来，当时连周恩来差点都变成了肃反对象。
毛泽东搞得天怒人怨，最后因为名声实在太臭，毛泽东推出康生作替罪羊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作为七届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彻底落选后(连半数选票都
不到)时说：“看来同志们对延安整风的怨气未消啊！”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一中全会
枪班夺权成功完全是周恩来帮助下搞的。为此周恩来痛苦了一辈子。
所以当时共产党内不少人叫毛泽东为“毛奇”(“毛神经”)、或“毛乱党”绝对是
正确的！中共历次的残酷肃反均为毛泽东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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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8小时前
在延安整风期间，延安几乎100%的知识分子都被审查。很多人被杀害。不少村庄“家
家批麻、户户带孝”。比苏联的肃反有过而无不及。连肃反老手斯大林都对所谓的
“延安整风”都表示反对。斯大林对“延安整风”怒气冲天(见“延安日记”)。胡
宗南攻下延安后，发现多个万人坑，里面有很多被砍头的知识分子尸体。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期间，为了逃避被斗争，胡编乱造了‘毛泽东
思想’。深得毛泽东信任，因此成为“延安整风”的二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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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8小时前
“延安整风”的简单介绍：‘延安整风’也叫‘延安肃反’，或叫‘延安文化学习运
动’，(即发生在发生延安的“文化大革命”)。发生在1941年到1943年期间。当时
延安混入了几个冒充革命知识青年的国民党特务和日本奸细，於是开展肃反。毛泽
东那时是共产党政治局宣传委员，他借机把肃反变成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负责延安整风的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1943年3月，在毛泽东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取消总书记设置，改为学习委员会负责，
由毛泽东担任主任。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胡乔木。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下面有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是：康生、李富春；
陈云、王稼祥；任弼时、高岗；周扬；彭真。由於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具有广泛的权
力，因此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从这里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整人”的人了。
毛泽东整风的目的仅仅一个：枪班夺权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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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8小时前
觉得几件事无法代表总体．秦桧当年想必也做过好事，交了几个好友，若能现在发表见报，也会有不错的观感．可惜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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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14小时前
康生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康生作的一切坏事情，都是毛泽东的密谋主使的！
因此毛泽东不死，康生绝对不会倒。但毛泽东一死，康生必倒！
毛泽东活时，邓小平不仅经常拍毛泽东马屁；而且还经常拍康生马屁呢！
毛泽东、邓小平是一丘之貉！
毛泽东、康生死后，邓小平抓毛妻，封康生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康生骨灰
搬出八宝山。毛泽东、邓小平、康生绝对都是无耻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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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友14小时前
康生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康生作的一切坏事情，都是毛泽东的密谋主使的！
把一切错误全怪在康生头上，
毛泽东在彻底落败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是这么作的，这是绝对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又把文革的把一切错误全怪在康生与四人帮头上，
邓小平这么作是绝对错误的。
邓小平忘记了他不仅经常拍毛泽东马屁；而且还经常拍康生马屁！
毛泽东、邓小平是一丘之貉！
二个人必定遗臭万年！
今天有人又把“延安整风”杀人无数的错误全怪在康生头上，
难道他(她)想走毛泽东、邓小平的老路？
难道他(她)想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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