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对敌交战，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孙子兵法》曾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已，百战不殆”。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屏幕上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但一些影片靠“奢华场景、奇巧武器、俊男美女”吸引眼球，对观众造成不少误导。

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

近年来的影视作品谈及过去国共隐蔽战线较量时，经常用“谍战”一词，这其实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当年隐蔽工作用语，共产党人一般只把对手派来刺探情报的人称为间谍。当年苏联把派出的情报人员称为“苏联侦察员”或“红军侦察员”，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或秘密工作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例如，在解放战争中，中共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像《风暴》、《青春之歌》中的地下工作者发动群众的形象曾感动了亿万观众。影视作品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后，一些影片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许多观众谈到革命战争的地下工作，认为“就是搞情报”，这完全是错误的。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1905年成立起，在未执政前也主要从事地下活动，主要以暗杀、联络会党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搞情报同样不是主要任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并获得全国主导地位后，国民党的秘密工作转为以特务工作为主。蒋介石为了维持独裁统治，首先以黄埔系军队作为支柱，其次网罗了一批党棍，再则利用特务监视和铲除异已。国民党政权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众基础，其特务工作注重于监视和打探情报，不过又进行策反、拉拢和思想渗透等特殊任务，也不能简单以“谍战”来概括。

周总理创建情侦机构，亲自规定“三大任务一不许”

1928年，蒋介石建立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的规模在抗战末期发展到顶峰，在编内勤(即专职特务)达几十万，成为人民痛恨的类似明代“东厂”、“西厂”或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建立情侦机构呢？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在地下状态活动，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紧急应变决心，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四一二”事变1个月后，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他吸取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倒要早于国民党。

中共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对党保存力量的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同共产党分裂的会议，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动向，在汉口安排了十几处秘密隐蔽地点。会后国民党派人搜捕时，陈独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员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汉口秘密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国民党的警探也一无所知，随后特科又秘密租船将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工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为领袖个人的监视工具，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从建立特务机构起，就用于侦察党内异已，如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便说自己任副总统时的身边卫士都蒋介石的侦探。只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军统、中统捕人、杀人，又越过警察、法庭这种司法机构，连各级军政官员都不能过问，甚至这种官员本身还要受其监视。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并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则：不允许采取收买、色诱和暗杀

在近些年一些影视剧中，编导者凭想像编造情节，经常出现中共地下党组织暗杀敌方要人，以及用恋爱等手段发展关系等场景。早在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在敌营中潜伏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洐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学者研究史实表明，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迅速被国民党杀害。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他们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已秘密自首充当内奸。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此后，周恩来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许多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