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八国联军侵华的主要列强之一，其桩桩罪行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提起来仍有人咬牙切齿。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中华民国这段湮没的历史中（“旧社会”），德国曾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杰出的贡献。她不仅帮助中国训练了一支现代化陆军、建立了国防工业、制订抗日持久战策略，甚至推动中国工业现代化。可以说，没有德国的帮助，中国就没有进行抗战的基本物质基础，中国就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一、清帝国与德国建交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眼见列强正在从中国攫取大量利益，德国不甘其后。1861年普鲁士派遣一支配备三艘军舰的使团来到中国，胁迫清政府仿照《天津条约》签订了《中德通商条约》。该条约使德国从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还规定德国军舰可驶入中国各口岸，“船上水师各官与中国官员平行相待”。由此，中德两国正式建交，并在不平等的基调上建立了贸易关系。

当时，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受控于英国。德国首相俾斯麦为平衡英国影响，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1885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并最终促成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到1896年，德国已经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大对华贸易国。

俾斯麦的东亚政策相对怀柔，对华亦多有援助。军事方面：德国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旅顺港和大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北洋水师从德国采购了主力舰定远舰，以及经远号、来远号等装甲巡洋舰；德国军事教官帮助张之洞建立了“自强军”，并协助袁世凯培训“新建陆军”，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队。工业技术方面：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的工程师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的发电厂和钢铁工厂，如汉阳铁厂；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在颐和园中安装了中国的第一批电灯，北京的第一家自来水厂使用了德国AEG电机和水泵。

二、德国的帝国主义野心

1890年，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革退首相俾斯麦。威廉二世生性冲动鲁莽，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幻想通过殖民扩张，为德国寻求“一个太阳下的位置”，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色彩。

1，1895年，德国攫取天津、汉口两租界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清战争），中国战败。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按该约第二条，清朝须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辽东半岛为俄日必争之地。德国为换取俄国支持其在东亚的扩张，与俄国、法国组成“干涉集团”，对日本发出“友善劝告”，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本则向中国索取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干涉成功后，德国借口“干涉还辽”有功，胁迫清政府同意其在天津、汉口设立两块租界。

2，1898年，德国将山东纳入其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遭到当地大刀会匪徒的洗劫，两名德国神父被杀死。德皇威廉二世闻讯，认为“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他电令远东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德国遂出兵山东，强行占领山东胶州湾（今青岛）。经外交折冲，清政府承认过失，将山东巡抚李秉衡撤职查办，并赔偿白银22万两，用于在济宁等地建造3座大教堂。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德国还通过1898年3月6日签订的《胶澳租界条约》，取得山东胶州湾99年租借权，以及山东半岛的开矿权和铁路铺设权，德军获权在胶州湾沿岸100里内自由通行。从此，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山东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

3，1900年，德国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反人道罪行

八国联军进京起因于义和团之乱。在清政府支持下，义和团大举进京，到处杀害外国人和教徒，并围攻使馆界。德国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遭清军虎神营士兵伏击被杀死。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实行分区占领。其中，德、俄、法、意军队最为野蛮凶悍，军纪最差，到处烧杀掳掠、滥杀、强奸、纵火，无恶不作。德军如此凶残，执行的正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们，记住，不要同情他们，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不敢窥视德国人”。其实，威廉这番话来自对公元5世纪匈奴人入侵欧洲的回忆，而德军也因凶残被称作“匈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日军队“严守纪律，不扰居民”。时人记载，“俄军界内，存者唯狗而已，法意军界内，触目萧条，几无人迹，德军界内，惨况倍之，英军界内，虽有人烟，亦甚寥寥，日军界内，熙熙攘攘，往来如市，而美军界内，安堵如故，市肆全开”。八国联军最高统帅为德国人瓦德西，他没有满足于仅仅攻陷天津、北京，四处进行“讨伐作战”。他指挥联军东侵山海关、秦皇岛，南犯保定，北攻张家口，使联军的铁蹄踏遍直隶全境。瓦德西承认，联军所到之处“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变为瓦砾场”，至于“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据相关文献，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还使用了为当时国际法所禁止的毒气弹。

1901年9月7日，各国与清政府正式签订和平协定，即《辛丑条约》（又称“北京议定书”）。由于清政府不承认与各国正式交战，因此辛丑条约只属于一个协定，而非和平条约。按该条约，清政府须赔偿各国损失总计白银4.5亿两，其中德国9007万两，占赔款总额的五分之一。此外，该条约第一款还规定，清政府必须派遣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谢罪，并在克林德被杀的东单路口为其树立一座品级相当的牌坊以示纪念。1901年9月4日，光绪皇帝特使醇亲王载沣在柏林向德皇威廉二世道歉。1903年1月8日“克林德碑”牌坊竣工，该石牌坊横跨在繁华的东单北大街上，是汉白玉蓝琉璃瓦庑殿顶式，形制为四柱三间七楼，碑文用拉丁文、德文、汉文三种文字，表达清朝皇帝对克林德被杀的惋惜。

三、中、德恢复平等的国际地位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德关系有了一定的恢复。慈禧太后似乎变得开明了一些，她不仅试图引进德国的先进工业和技术，还在载泽、端方等五位大臣的建议下开始进行宪政改革，接续在她手中中断的维新运动。清朝灭亡前夕，清政府“修订法律馆”仿照德国式民法，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尽管该法典尚未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却成为中华民国1930年代民法典的基础，至今仍在台湾施行，大陆1985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亦受其影响。民国建立后，中德保持了友好关系。台湾学者陈存恭统计，1911年至1913年，中国采购自德国的军火占中国购买军火总量的60.8%。

“一战”时期，德国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为避免日本对胶州半岛的野心，德国向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外交部表示，愿意将胶州湾租界地归还中国。日本威胁中国不得接受这一返还，并出兵中国山东，强占青岛及临近的大片区域。中国无可奈何。是否参加“一战”，当时国内争议很大。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以段祺瑞为首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决定主动介入战事，借以提升国际地位，收回德、奥等国在华特权。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并派警察收回德国在天津、汉口两租界。1917年8月14日，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北洋政府《宣战报告》云，“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它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北洋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实施没收德国政府在华公产、收管和清理德侨在华私产、勒令德华银行停业、冻结德国发行中国债票之还本付息、收容德国军人为俘虏、遣送德侨归国等战时措施。协约国表示，可以缓付《辛丑条约》所规定之庚子赔款五年，同意中国提高关税，允许中国军队进驻天津、大沽间的中立区域。实际上，北洋政府并未派兵直接参战，而是向欧洲战场派遣了以14万北方农民为主的20万中国劳工，以满足协约国西线战场的人力资源需求。这些劳工主要从事挖战壕、筑工事等战地后勤工作。据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至少有数千劳工牺牲在欧洲战场，数万劳工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中国劳工的流血和牺牲换来了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学者张勇进认为，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

中国虽以战胜国的姿态出现在巴黎和会上，处置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却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北洋政府对这一做法不能接受，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转而寻求与德国单独签约。1919年10月，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派遣外交部参事赴柏林，中德展开外交谈判。经漫长的讨价还价，中德两国于1921年5月20日达成《中德协约》。该条约不仅从法律上正式废止了德国的领事裁判权、收复关税主权，还获得了协约国后来所放弃的战争赔偿。据相关材料，中国所得德国之战争赔偿总额达8400万元，连同宣战期间所捕获之德国船只、收回之德国租借利益、停付之庚子赔款，中国从德国共取得2.5亿元的赔偿和利益。这是中国在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取得战事赔偿。关于山东问题，协约明载，德国“因战事及和约已抛弃山东权利，故失去归还中国之能力”，此说对中国维护山东权益甚为重要，成为日后美国斡旋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依据。《中德协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新约”，使中德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中德协约》是平等互惠的条约。德国虽然付出了赔偿，德国却得以迅速重返中国市场，德华银行亦重新开业，使战时损失降到最低。尤其是德国放弃在华特权，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对德国在华商业利益反而有帮助。如五卅以后，国人抵制英货，而德国商行则得到广州政府和商家的格外优待。至1927年，德国在华商行及侨民人数均已超过1913年。同期，中国学生则大批赴德留学。中国和德国维持着平等而友好的国际关系，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两国关系更进入蜜月期，史称“中德合作”。

四、中德合作进入蜜月期

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德皇威廉二世退位，被《凡尔赛和约》列为战犯。因受到荷兰女王威廉明娜的庇护，威廉二世没有受到审判，在荷兰多伦度过余生。德国在经历短暂的国内政治动荡后进入“魏玛共和”时期。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民主制度。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就酝酿着危机。经济方面，它经历着西方民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恶性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生活品质的大幅下降。政治方面，魏玛政府因签署《凡尔赛和约》受到普遍质疑。《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资源丰富的国土并承担巨额赔偿，被认为是德国经济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而承认战败之前，德国似乎是有机会取胜的——“当时德国已经取得了东线的胜利并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而西线德军仍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随着人民的愤恨和不满情绪的滋长，主张国家权力绝对集中和种族主义的纳粹党获得了人民的支持。1933年，纳粹党利用魏玛宪法的制度漏洞攫取政权，德国进入“纳粹德国”时期。

魏玛德国和纳粹德国（早期）均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是当时对华最友好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中德双方没有地缘冲突，贸易又能使双方各取所需。如德国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被迫缩减军备和军队的规模，使大量与军需有关的企业面临困境，而中国因内战及抵抗外国侵略者（主要是俄国、日本）需要购买大量武器装备；后来纳粹党为扩军备战，需要大量钨、锑、锰、锡等资源，而中国稀土资源丰富。台湾学者陈存恭统计，1924年至1928年五年中，中国从德国购买的军火占同期各国输华军火总量的41.87%，居各国输华军火数量之首位。1930年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有资料统计，当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与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德国从中国大量进口钨矿石。1932年至1938年7年间，德国每年需输人世界钨产量的一半，其中60-70％从中国进口。1935年更高达90％。到1938年，中国钨砂出口79％输往德国，军火进口的80％则来自德国。

蒋介石在国家建设方面多以德国为参照。如他主张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路径，把德国军队作为改造中华民国军队的楷模。1928年，蒋介石组织德国顾问团，先后聘请鲍尔（1928，德军上校）、克里拜尔（1929，德军中校）、魏采尔（1930，德军中将）、塞克特（1934，德军上将，德陆军总司令）、法肯豪森（1935，德军上将）等五人作为顾问团的核心人物。德国顾问团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不仅帮助中国训练出一支现代化军队，建立国家防御体系，还为中国建立军火工业、兴建战略铁路网，甚至在抗战初期参与直接指挥了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著名战役。1937年，中日之间爆发全面冲突，德国顾问团也因此于1938年被迫离华。1928-1938年，是中德合作最为紧密的十年，这一时期德国帮助中国兴建或完成了众多项目，可称作中德合作的“蜜月期”。

1，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军队

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但中国的内忧外患并未因此而消除。1930年，各地军阀因不满中央整编全国军队爆发中原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中日必有一战。为了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和抵御外敌，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着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

德国顾问团的组建始于鲍尔。1927年底，蒋介石在上海会见了朱家骅推荐的德军上校鲍尔，进行了长达一周的会谈。1928年3月，鲍尔随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代表团赴德考察，11月，顾问团在德国组建完毕并启程返华。按照鲍尔的建议，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全部配发德式装备，并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作为国军的示范单位。1933年，塞克特向蒋介石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建议中国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大型低素质部队。根据他的建议，蒋介石于1934年年底提出“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准备装备和训练60个德械国防师，1938年完成。法肯豪森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有很大困难，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应首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用铁路实现大部队快速移动，进行灵活机动的作战。就当时的中国的国情与环境而言，这是中肯和务实的建议。根据法肯豪森的整军备战建议，中华民国政府于1935年春在武汉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陈诚任处长，总理整军事宜。这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军共调整和装备了20个德械师，另有10个师正在调整之中。实际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其装备德式武器和接受德国顾问训练的程度并不相同，系统接受过德国顾问的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9个师团，即：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即使如此，这20个师仍是中华民国军队最精锐的部队，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现代化的军队不仅在于装备现代化，更在于军事思想现代化。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都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德国顾问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带入国军训练中，让封建闭锁的中国军队首度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术思想和作战能力。

德械师对于中国国防具有重大意义。陈诚在1936年年底说，“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对此，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持类似看法：“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更有学者指出，“如果中日全面战争晚打5年，中国的损失会减少一半。如果晚开战10年，中日可能打个平手。如果晚开战15年，那中国就有可能击败日本”。只可惜，历史不给蒋介石机会。

2，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

为了装备德械国防师，中国从德国购买了大批武器装备。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2300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8200万马克军火。但军火不能总是依赖进口，为了满足对武器装备的迫切需求，塞克特协助中国发展兵工厂，法肯豪森提出“五年军火发展计划”，帮助中国兴建现代国防工业。

塞克特认为，中国大约80%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他规划了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并创建新的兵工厂和其它装备的生产工厂。1935年，法肯豪森和兵工署长俞大维拟定“五年军火发展计划”，以使中国能够独立制造各种现代武器装备，而不必依赖国外输入。按该计划，汉阳兵工厂于1935至1936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实现了德国98Ｋ步枪——中正式步枪、马克沁机枪，以及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武器的生产。1938年5月，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实现了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的生产。1936年下半年，南京一家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竣工，能够生产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此外，中国其它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已经能够生产MG-34机枪，及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能生产轻型坦克的备件。一些研究所也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

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后，“五年军火发展计划”基本中断。但仍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据统计，1935年，国军步枪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至1937年，国军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实现自给。淞沪会战时期，国民政府将重要工业设施迁往内地，日后这些工厂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军对轻武器弹药的需求，使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

3，帮助中国工业现代化

现代化军队离不开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支撑。鲍尔就曾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三年计划”）。该计划的短期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建为工业基地，以抵御日本的入侵，长期目标则是将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

“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中国并不拥有实现该计划的全部资金，主要是通过向德国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计划。1936年4月8日，与中方合作的德国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使该公司由私营公司变为德国国营公司。当日，中德两国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按该合同，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帝国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由此，德国向中国的出口物资将由德国国防部提供给中国的1亿马克信贷实行现金交易。合同签署后，蒋介石、孔祥熙与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贺电。

同样因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三年计划”的大部分项目没能实施。

4，帮助中国制订国家防御策略

德国顾问帮助中国制定了国家防御策略，包括中日持久战战略、江南国防工事和长江防御体系等。

法肯豪森为中国提出了完整的持久战战略。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建议书认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属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期其实现”。这时，中国军队战力弱小，对日宜采用持久战战略，“目前中国陆军，固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其情景是，“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因此，中国应加强徐州、郑州、武汉、南京等地兵力，“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不难发现，中国抗日战争的各个阶段几乎完全是《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的再现。实际上，中国正是在法肯豪森的战略分析指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33年7月塞克特向蒋介石提交了《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在建议书中指出，为抵抗日本侵略，中国应把长江中下游作为战略防御的重点，并建立战略交通系统。为此，他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法肯豪森多次考察中国江防、海防。他亲自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以及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他看到了长江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建议在长江两岸及山谷建造一条横贯铁路，与南北向的沪杭和汉口到广州的铁路交叉，以贯通贵阳至昆明，将来再与通往缅北的雷多和通往仰光的铁路线相接。

5，参与指挥对日作战：“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

德国顾问亲临现场参与指挥了一些重要战役，如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与中国指挥官一起会商抗日作战方案。不久，他不顾德国禁令，奔赴淞沪战场，参与指挥围歼当地的日本驻军。此外，另有大约70名德国顾问参与了淞沪会战。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了全国约60%的精锐部队，包括71个正规师及各种地方部队，总兵力达75万人，刚刚完成整训的德械师亦在其中。

淞沪会战结束后，法肯豪森又参与指挥了台儿庄战役。他将台儿庄战役与德军统帅兴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围俄国军队的塔恩堡战役相提并论，并为战役后中国军队未能按他的计划乘胜追击而懊恼。德国顾问在抗战爆发前和抗战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英国驻东京大使评论道：“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

6，调停中日战争

1937年7月21日至28日，蒋介石先后会见了英、美、德、意、苏、法等国大使，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因日本已有声明，德国大使陶德曼起初不愿出面调停。但蒋介石暗示，如果不加以调停，中日冲突可能使中国滑向与德国敌对的共产主义苏联。

7月28日，希特勒指示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要求其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德国外交部要求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把“反共产国际协定”作为其侵犯中国的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因此，德国拒绝终止对华军火输出，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10月初，德国向中日两国表示，希望双方通过谈判尽快停战。日本则出台《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表示愿意在德国的斡旋下重新考虑中日关系，结束战争，恢复邦交。陶德曼由此展开调停工作。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非常苛刻，包括内蒙古自治、在华北建立沿伪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停止抗日政策等。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提出的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原状，中国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

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日本提出了四项更加苛刻的条件，包括“日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第二次和平条件，最终决定不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条款。当日，蒋介石将中方的决定通知陶德曼。1938年1月14日，日本内阁议决“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意味着日本不再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17日，日本发布《对华政策声明》（“第一次近卫生命”），彻底终结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性。陶德曼调停失败。

五、中德断交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改变了对华政策。1938年2月21日，德国宣布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华军事顾问返回德国。5月3日，德国政府下令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中国向德国订购的2艘IIB型潜艇、8艘大型鱼雷快艇和“戚继光”号鱼雷艇供应舰也遭扣押。

1941年7月1日，德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转而承认汪伪政权。次日，国民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两国正式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