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下午3时，香港占中三位发起人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陈健民、香港牧师朱耀明陆续来到香港中区警署自首，标志着迄今为止持续两个月的香港占中运动可能会迎来阶段性变化。值此之际，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占中是“占中三子”过去长时间以来部署、计划的行动，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占中三子”而非他梁振英本人才是占中运动的主要责任人。对于占中给香港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作为发起人的“占中三子”确实应该承担责任，可是他们不是主要责任人，而且他们已经通过自首行为表明他们愿意承担责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香港局势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香港特首梁振英不仅未能主动承担责任，相反还将主要责任推给三位读书人，实在有愧于一位特首的担当。【相关阅读：占中拐点英国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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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占中运动之所以爆发最主要原因在于港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政改决定和梁振英政府的不满。在回归之前乃至回归之初，香港曾成功将政治放到合适的位置，一跃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可是，在香港回归17周年的今天，香港愈来愈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港府的施政不佳令本来便是畸形的政治生态雪上加霜，港人的不满日益加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加上“连落三闸”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政改决定，才导致一直存在民主诉求的港人走上街头，不然单纯靠三位斯文的读书人怎么可能挑动务实而理性的港人发动如此规模宏大和影响深远的占中运动呢？
11月30日，面对警方的清场压力，学联和学民思潮公开号召行动升级，发动民众包围政府总部。对此，梁振英表示警察以最大容忍程度对待冲击者，强调“是可忍，孰不可忍”，奉劝占领者不要以为警方忍让等同无力处理占领、软弱。在此之前，梁振英同样表达出对香港警方的肯定，称香港的治安十分良好，原因当然是各方面的，当中不乏警察的功劳，和世界上任何地方比较，香港警察的服务水平确实首屈一指。梁振英对于警方的赞扬固然在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即使是占中的参与者大多数都是认可香港警察的素质和克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一批懂得克制的高素质队伍却被梁振英这样无能缺乏担当的政客瞎指挥。
自香港占中爆发以来，面对蜂拥而至的港人示威，香港警方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克制，忍受着巨大的压力，长时间执勤，致力于减少骚乱和维护秩序。不管是占中参与者，还是香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于香港警方的克制和尽职是认可的，只不过是对梁振英操纵和利用警方的行为存在不满。现在梁振英突然肯定香港警方，给人感觉，似乎是占中参与者给警方造成困扰，显然这是转移责任表现。在占中运动爆发的当天晚上，梁振英政府指使警方向手无寸铁的港人投放87枚催泪弹，导致事态迅速升级，让本来几万人参与的占中变成十几万人参与的占中，从而一度削弱香港警方的公信力。正是在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曾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明确表示对梁振英政府盲目出动防暴队和动用催泪弹的简单粗暴行为的强烈不满，指示港府一定要与示威学生好好谈，要多聆听学生们对政府的意见与建议。可见，梁振英政府胡乱指挥香港警方的行为不仅招致港人的不满，甚至还引起中央政府的批评。
正如“占中三子”所批评的，自占领运动发展以来，梁振英政府不仅一直未能正面回应占领者诉求，推出有助于缓和局势的举措，相反还以警棍、催泪弹对待手无寸铁的市民，无疑是火上浇油，其行为简直可以称为“无诚信、无耻、无理性”。即使在占中的紧张时刻，梁振英依然选择逃避责任，以一句“中央不会因为任何违法胁逼行为而就范”，将矛头和责任推给中央，故意让一场本来很大程度上是表达对自己不满的运动说成是对中央的要挟，如此上纲上线和推卸责任，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他居然是国际化大都市的特首！后来，占中逐渐趋于缓和，但这不是梁振英努力的结果，而是运动根据自身规律和参与者的努力而走向缓和，因为他几乎一直在置身事外，从未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现在由于学联和学民思潮的鼓动导致局势紧张，身为特首的梁振英应该像“占中三子”那样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反过来将主要责任都推给“占中三子”。
鉴于梁振英自占中爆发以来的表现，他应该对港人有一个交代，而不是在“占中三子”自首之际将主要责任全部推给他们，更不是胡乱定性占领行动。经过11月30日的冲击行动之后，梁振英政府居然将运动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有装备”的行动。如此腔调，跟当年北京的“四•二六社论”很相似，内心的敌对思维可见一斑。本来占中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于对梁振英执政的强烈不满，是为了在香港追求普选，可是他居然恶意定性运动的性质，甚至不惜激起更多港人的不满，其做法跟内地官场上的一套有何区别？他面对的是一个法治成熟的香港社会，面对的是广大务实而理性的市民，可是他却照搬内地的敌对思维来处理问题，难道他真的希望占中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装备”吗？如果不想，那他为什么非要乱下如此带有恶意揣测意味的结论呢？难道他想通过挑起占领者的愤怒来破坏香港赖以自豪的公民社会秩序吗？显然，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在为自己的无能推卸责任。
可以这样说，香港之所以泛政治化越来越严重，港人之所以对梁振英有如此多的不满，很大程度上在于梁振英施政不佳。与前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的支持率都曾高企不同，梁振英从上任伊始就面对全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纵观梁振英的任期，他缺乏作为，思维老套，经常忽略港人的意见，与香港整体民意脱节，导致香港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既得利益集团依旧掌控着香港的政治经济资源。从2012年的“国教风波”再到占中，都可以看出香港的管治危机日益严峻。作为执政者的梁振英难辞其咎，他应该学习“占中三子”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否则迟早会引起整个香港乃至中央的不满，乃至众叛亲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