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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从廉洁的红军后勤到“总后一霸”
(博讯2007年3月24日 转载)
   
     邱会作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犯罪之路。

     搞后勤的好手，受到林彪重用 
     1914年4月15日，邱会作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
   
     1930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干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

1931年7月，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
   
     邱会作还有两个长处，一是脑子好使，计算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因此，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先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统计员、政治指导员。
   
     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

在长征中，邱会作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中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解决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

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

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

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

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办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

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年，邱会作在做军队后勤工作时，有一个特点：凡事，他都按规定办理，从不讲人情。他自己也很廉洁，从不多吃一点粮食，不多占公家一分钱。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1937年7月，他担任过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
   
     1940年，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调邱会作到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供给部政治委员。

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3年，邱会作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邱会作是中共七大代表之一。这一年，他刚刚31岁。
   
     1946年，中央调邱会作担任军调处北平执行部秘书人事组组长。后又派邱会作到热辽军区去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热河第二十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派邱会作到东北工作。
   
     邱会作到东北不久，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委(不久后任政委)。

当时我军的纵队，相当于军一级。八纵政委，实际上就是军政委。

东北民主联军一开始只有六个纵队，后来，仗打得很顺利，进一步征兵，扩大队伍，又增加了几个纵队。八纵就是新增加的纵队之一。
   
     八纵是1947年八九月间编成的。编成后不久，即在当年的9月上旬，投入战斗，与第九纵队一起，在锦西以西的杨家杖子歼灭敌军三个师大部，共1.5万多人。紧接着，八纵与九纵一起于9月底，在北宁路锦榆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克敌据点十余个。10月，八纵与七纵、九纵一起，又向北宁路沿线积极出击，全歼敌暂编第五十师两个团，解放黑山县，攻克阜新。八纵还单独包围了义县，迫使华北援敌改变了方向。
   
     在辽沈战役期间，八纵是攻打锦州之敌的五个纵队之一，在攻锦战斗中，在解放沈阳战役中，八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11月，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东北野战军八纵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邱会作担任四十五军政委。四十五军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下作战，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邱会作仍然在部队中工作，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9年，邱会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军队一个方面领导人的邱会作也受到了冲击。

邱会作写信向林彪求救。林彪看到信后，知道邱会作处境困难时，立即表态：“邱会作是左派，不能打倒。”

林彪还派叶群调动部分警卫人员，冲进批斗会场，把邱会作救出来，由几个人保护着，坐上小车，快速驶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别墅里，还让那里的工作人员严格保密。

邱会作在别墅里过上了有服务员照顾的生活。林彪还派人把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接到这个别墅来，陪同邱会作。

不久，经林彪提名，邱会作参与领导军队的“文革”工作。邱会作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这件事，使邱会作对林彪感激不尽。
   
     为林彪效命，成了总后一霸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野心膨胀，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然后，篡夺党、国家、军队中更多的权力。

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认为对他篡权有威胁的人。而邱会作则紧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谁，他就陷害谁。
   
     本来，邱会作对朱德是很尊敬的。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诬陷朱德，打倒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便于他们搞“上层、中层、下层全面夺权”。

林彪有此意图，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朱德的“先锋”。

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诬陷朱德说：他(指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经他的秘书整理出一份记录稿，送给邱会作。邱会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阅，可以印发。要用机密件发，并要编号，不能失掉。”此件下发后，影响极坏。
   
     林彪要“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诬陷徐向前，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徐向前的“先锋”。

1967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等人编写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当年7月，他们又盗用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

经邱会作布置，总后勤部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里有了“炮弹”，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诬陷徐向前的恶浪，影响极坏。
   
     林彪历来对总政治部有成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从根本上搞垮总政治部，并于1967年7月25日公开提出“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

林彪此话一出，邱会作立即紧跟。邱会作利用其副总参谋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干部中，大肆宣传说：“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总政治部是总后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小阎王”，并且把诬陷材料送给了叶群，由叶群送给林彪，向林彪“邀功”。

林彪看了这份诬陷材料后，很高兴，对邱会作的行动表示肯定，还授意邱会作继续大干。邱会作即在总后勤部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他利用这个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他们还编写了 16万字的材料，材料的主要内容则是诬陷总政治部的，材料中诬陷总政治部领导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份材料印了一万多册，向军队后勤部门散发，煽动军队干部“砸烂总政”。
   
     邱会作为林彪效命，不光表现在政治上紧跟林彪，还表现在为林彪的“家事”“操心”上。林彪的子女大了，叶群有意要给他们找个好对象，向邱会作表示了这个意思。邱会作立即行动起来。邱会作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出面去给林彪子女选对象，亲自找人谈话，并让他的老婆出面找人谈话，还动用大量军队组织干部，内查外调，动用大量地方和军队的人员、物资、交通工具，跑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看了上万人。
   
     “文化大革命”初，林彪定了一个调子：“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要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杀掉一批”。邱会作对林彪的指示，加紧落实。为了落实林彪指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总后勤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冲击，总后勤部18个军以上的政治部被砸烂了17个，大部分政治工作干部被罢了官。
   
     邱会作对总后勤部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陷害。邱会作把迫害的矛头指向了原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汤平，副政委李耀文、彭嘉庆，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给他们扣上了“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对他们进行逮捕、刑讯逼供，实施迫害，汤平、傅连暲被迫害致死。
   
     邱会作迫害傅连暲，尤其表现出他的毒辣。傅连暲本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红军医生，在延安时期，是外国记者笔下的红军的优秀医生，是陈云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好同志，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但建国后，傅连暲与林彪发生了矛盾，原因是傅连暲曾经说过：林彪娇生惯养。

林彪听到此言，气坏了，从此与傅连暲结了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指使邱会作诬陷傅连暲。邱会作就立即行动。

1966年的八九月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会上多次说：“傅连暲是个大毒蛇，他放过毒”，“他反对过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火烧傅连暲”，要由卫生部组织火烧，“一定要烧透，卫生部不烧，就没有党性”。

当毛泽东得知傅连暲被斗后，曾指示，对傅连暲“应予以保护”。

可是，邱会作却依仗有林彪的支持，根本不听毛泽东的话，仍然由总后勤部成立了傅连暲的专案组，将傅连暲逮捕下狱。傅连暲在狱中，仅仅15天就被迫害致死。死后，被送到北京东郊火葬场火化，只有一张序号为001435号的火葬证，没有住址、年龄、死亡原因，连姓名都没有，死亡时双手还戴着手铐。傅连暲死后，邱会作仍然不放过他，还指使人搞了一份傅连暲的“罪行”材料存档，其目的：一是为了把所谓“傅连暲案”搞成“铁案”，掩盖自己的罪行；二是想继续陷害傅连暲，让傅连暲“永世不得翻身”。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迫害干部的范围是很广的。他不仅对总后勤部领导干部进行诬陷，还对总后勤部二级部以下干部进行迫害。被迫害的干部有：政治部主任卢南樵、副主任张敏生、新斧，军需部副部长赵宗一，财务部副部长宋西侯，卫生部部长张汝光等。邱会作成了总后一霸。
   
     当上政治局委员，死心塌地跟林彪
   
     早在1968年中央准备召开九大之前，林彪就酝酿把他的几个亲信拉到中央政治局中去，当政治局委员。

林彪初步拟订进政治局的亲信，原来不止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还想把这五个人之外的一些人拉进政治局。

为此，林彪曾经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推荐了一些人，还同参与筹备九大的康生谈过。

但是，由于江青集团的反对，毛泽东也开始犹豫了。

后来，林彪推荐的人中，有些人未能进入政治局。在权衡人选时，林彪还是把邱会作保留下来，决定让他作为进政治局的人选之一。
   
     为此，邱会作对林彪十分感激。

在九大召开之前，林彪一伙为了报复江青等人，由黄永胜出面，串联军队一些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结果，九大正式召开后实行选举时，果然有一些军队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在选举后计票时，搞得江青等人很尴尬。

康生也发了火，扬言要派人查对，到底是谁没有投江青等人的票。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制止了查票行为，这件事算是压了下去。在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邱会作顺利地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年，在林彪手下的几个人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个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先请示叶群，向叶群汇报，然后由叶群根据情况，向林彪汇报。

邱会作也不例外，他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叶群，然后经叶群向林彪谈。邱会作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在军委办事组，邱会作一切都要听叶群的。军委办事组开会，都是先听叶群讲，然后再由他们讨论落实的问题。

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也发现了这一不正常情况，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四个人都要经过叶群？
   
     在庐山会议上，邱会作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根据林彪的讲话精神，支持要设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邱会作在小组会上，还手拿陈伯达搞的“国家主席”宪法条文和“论天才”的语录，振振有词地说：设国家主席、承认天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谁反对这两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邱会作还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主席，反对“天才论”的人，是“反对毛主席”。

他说：“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邱会作的发言，在西北组造成了恶劣影响，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便十分气愤，也纷纷发言，予以谴责。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林彪等人掀起的恶浪被止住了。
   
     到此时，邱会作已经明白了毛泽东与林彪的意见分歧，也知道了庐山上这件事情的分量。但他认定要紧跟林彪了，也就很不在乎毛泽东的话。

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时，邱会作在庐山仙人洞和林彪、叶群、林立果、李作鹏合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林彪又与他的亲信在一起合影。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一张历史照片上看到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的情形。邱会作坐在林彪的左手，与黄永胜紧靠在一起，在这个照片上，邱会作笑眯眯的，表现出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让包括邱会作在内的在庐山上起哄的人写检查。邱会作不得不写出检讨书上交毛泽东。邱会作写的检讨书，秉承林彪关于“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的旨意，写得很不真实。尽管如此，毛泽东为了争取、团结他们，也没有过分追究邱会作等人的责任。
   
     但是，林彪一伙一方面在他们控制的单位和地方，拒不传达庐山会议情况，另一方面，用假检讨书欺骗毛泽东，而林彪自己则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说，并且用种种行动对抗毛泽东。

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去看一看，一方面做南方数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了解林彪一伙的情况。

毛泽东南下，巡视大江南北，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林彪等人在庐山上的事情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并且说了很重的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斗争提到了“大的路线斗争”的高度。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发表这些谈话时，邱会作正在北京。他从李作鹏、黄永胜那里，得知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对包括邱会作在内的林彪死党，实行隔离审查。邱会作也知道了林彪出逃并自我爆炸的消息，他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他知道，成为林彪死党后，与林彪一起干了很多坏事，中央肯定要追究林彪的同伙，自己在劫难逃。于是，他开始销毁林彪、叶群与他来往的信件、材料，同时，把自己记的林彪谈话的笔记本，他与林彪等人在一起的照片等，也加以销毁。邱会作尽可能地毁灭罪证，剩下的只有听天由命了。
   
     但是，邱会作对于林彪在北戴河的决定，不知道，也很不理解。当中央把林彪死党于新野等乘直升机外逃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的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等材料，给邱会作看时，邱会作十分吃惊，一言不发。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此时，邱会作实际上已经被关了起来。1973 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邱会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被公审时态度较好，过上了安静的晚年生活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出庭受审。邱会作在受审时，态度是比较好的。
   
     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被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回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搜集情况，作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

1981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邱会作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认。在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
   
     邱会作还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庭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当庭宣读了他的《认罪书》。

邱会作在《认罪书》中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作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对邱会作进行了宣判，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对待那些历史上有战功的人的方针是：要照顾。因此，邱会作在监狱中待遇较好。
   
     不久，他就被批准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子居住。他的家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到1987年，邱会作的刑期就服满了。出狱后，他生活过得平淡、安宁。
   
     邱会作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对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一日三餐，只吃普通饭菜，很少用补养品。穿衣也很朴素，经常穿过去的旧衣服，不让家人给他增添新衣服，他常说：衣服只要能穿暖就行。邱会作有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长期以来，他养成了注意军人仪表的习惯，平时总是军装整齐，风纪扣紧扣，军帽端正。晚年的邱会作，仍然保持了这一风格。他虽然不再穿军装而是穿普通衣服了，但他仍然衣着整齐，干净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走起路来，还是身板挺拔。由于他的心态比较好，心胸开阔，因此，他的身体与同被公审的其他人相比，算是好的。2002年，邱会作在北京逝世。
     文史长廊 (博讯记者：薰衣草)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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