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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回忆录》　揭露毛泽东狠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1日 转载)
     作者：余汝信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邱会作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文革前，他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文革中，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九一三事件后身陷囹圄，又被指称为“林彪反党集团（后上升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上月底，文革中的经历占其篇幅二分之一强的《邱会作回忆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世，这应该是文革研究领域中一件十分值得关注的大事。 

     　　笔者近日阅读了这部倾注了邱会作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受益匪浅。前几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对文革史的研究是一个突破，但对史实的把握和认识尚有探讨之处。近日笔者将《邱会作回忆录》与当年地位与其不相上下的吴法宪的回忆录作了若干比对，觉得它无论在思想认识的深刻度抑或史料的准确度诸方面，均较《吴法宪回忆录》为优。以下数例，仅为一己之见，尚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关于罗瑞卿问题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毛泽东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手法和途径，吴法宪与邱会作的回忆差异颇大。
   
     　　吴法宪称，罗瑞卿问题，是叶群迟至1965年11月末才告诉他的：“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汇报完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并告知林彪，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叶群的这些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在电话上也不好问。”（《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页956-557）
   
     　　吴法宪似乎将罗瑞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言下之意，是林彪主动向毛告了罗的状，毛听了之后还要“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而邱会作则称，1965年5、6月间，叶剑英、聂荣臻已就罗瑞卿问题向他打过招呼，而且，“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
   
     　　“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我当时就想，叶、聂议论罗的问题决不是犯自由主义，叶、聂都是原则性很强、修养很深的人，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这也说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给主席写信之前，早在主席召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对主席的意图早已心知肚明了。因为主席找叶、萧、杨他们谈话可以说是了解军队的情况，但叫谢富治去了解公安部的情况，就和军队的问题、林罗之间的关系问题毫不相干了，所以，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决定的，比如不给贺龙打招呼，这么大的事，叶、聂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却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林也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讲罗的问题。”（《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377-378）
   
     邱会作还认为，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而《吴法宪回忆录》通篇都达不到这样的认识水平，还是在林、罗关系上绕圈子。邱会作称：
   
     “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道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况的自有人在，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罗瑞卿的问题，主席自己对罗有所警惕了。对罗的问题，主席的确是有打算和安排的。
   
     　　、、、、、、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主席已经在吹风，所以，整罗、整杨尚昆，及以后整彭真、陆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盘考虑的，把他们当成修正主义，把他们看成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来考虑的。并不是像外面所说的：林要整罗，主席要拉林一起搞文化大革命，违心地支持了林。”（《邱会作回忆录》，页380）
   
     吴法宪强调，叶群是上海会议的主角，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甚知情：“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找我谈话。我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吴法宪回忆录》，页559-560）
   
     　　吴法宪的话，应有违史实。众所周知，上海会议虽是毛泽东建议并主持召开的，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上海会议的小组负责人，罗瑞卿从昆明一抵上海软禁地点，是周恩来、邓小平与其谈的话，交代政策，不了解罗的问题，如何召集会议，如何与罗谈话？
   
     笔者认为，邱会作对上海会议的叙述是到位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由毛主席主持，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罗瑞卿，会后他就下台了。这次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他们主事的，军队是萧华、刘志坚在管会议的事。
   
     　　“参加上海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军委常委、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军队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主要首长。中央机关少数人参加了会议，吴冷西就分在我们组，记得梁必业、王新亭是后补上来的，会议开始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才来的。
   
     　　“大会召开之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我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毛主席最后叫了叶群，林写信向毛主席报告罗的问题时，已经离上海会议没几天了。毛认为林都反感罗了，那么，倒罗的条件和时间已经成熟了。”（《邱会作回忆录》，页393）
   
     　　吴法宪在罗瑞卿问题上有很重的负罪感。他在上海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均有发言，惟他称，两次都是在叶群威逼下不得不说的。在上海，“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吴法宪回忆录》，页559）在北京，“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得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吴法宪回忆录》，页565）
   
     　　在这里，吴法宪似乎将自己摆放在批罗主角的位置上了。故而，“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吴法宪回忆录》，页566）“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吴法宪回忆录》，页566）
   
     吴法宪果真是批罗的主角？据邱会作的说法，不是。邱会作称：
   
     　　“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我从一九五九年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天天和罗在一起办公，罗对我有拉也有打，但对我的工作支持还是多的，我当然怕把我划在罗的一边，我也积极发了言。当时，积极发言批评罗是很风光的事，但是还轮不上我风光，比如三总部的发言，总参、总政都是由杨成武、萧华发言单列的，只有总后没有单独向中央的书面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地方干部也发了言，我还没有听说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发言的人。罗的秘书也在会上做了揭发。”（《邱会作回忆录》，页399）
   
     邱会作在批罗问题上不仅没有吴法宪般的“内疚”感，而且他认为：
   
     　　“叶、萧、杨、谢的发言，在中央下发《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邓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当时还轮不到我们。后来，‘两案’公审的时候，整罗的大干将们对此只字不提，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天下岂有此理？！”（《邱会作回忆录》，页411）
   
     　　“现在一些报刊上，甚至公审的时候，说我们迫害了罗瑞卿，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要说打倒罗瑞卿是对的，这个功劳还轮不上我们抢；如果说打倒罗瑞卿是错的，这个主要责任也不该我们担。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组的会议上发言的都是错误的，那人人有份。”（《邱会作回忆录》，页413）
   
     二、关于“五一三”事件
   
     　　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是军内文化大革命的一件大事，《吴法宪回忆录》与《邱会作回忆录》均有所提及。
   
     　　王年一在多年前即已指出：“五一三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件，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文革的进程。”（王年一：《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五一三”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与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的刘素媛。由于她向毛“告御状”，毛由支持、倾向军内造反派（即“新三军”，后又称“冲派”，得到萧华、杨成武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转而支持军内保守派（即“老三军”，保空军吴法宪、海军李、王、张及总后邱会作，后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问题上，《吴法宪回忆录》语焉不详，而《邱会作回忆录》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吴法宪称：“在‘老三军’这边，有一些演员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们把演出的问题直接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林彪就说：‘你们演出吧。’”（《吴法宪回忆录》，页673）
   
     　　吴的所谓“有一些演员”，指的就是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据直接接触此事的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毛并非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毛知道林彪是断不会亲自接见刘素媛等女流之辈的），而是让徐业夫向叶群传“一组”（即毛）的话“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刘素媛是空政文工团的保守派，王年一认为，毛“让叶群找她们谈谈”的真正含义，是要叶群支持她们。
   
     　　刘素媛可以说是吴法宪的间接下级。她与毛的关系，吴法宪是心知肚明的。吴本应是可以将问题讲透一点的——为什么毛一句话，就可以扭转军内两派斗争的局面？惟吴法宪没有能讲清楚的，反倒被邱会作讲清楚了。
   
     邱会作称：“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什么机会呢？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媛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叶群的话等于林总已经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邱会作回忆录》，页527-528）
   
     　　邱会作认为，林彪、叶群这样做，其实是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当时，毛主席还是支持造反派的，还是相信造反派的力量的。展览馆‘激战’时，刘素媛在毛主席处，她告诉主席说革命派胜利了，主席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造反派还会翻过来。’但毛主席是支持刘素媛的，幸好刘素媛是个革命派，是拥护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如果刘素媛是个造反派，毛主席也会支持她，那军队的情况就会更复杂、更恶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邱会作回忆录》，页528-529）
   
     　　毛泽东本人从未就“五一三”事件公开表过态。邱会作称：
   
     　　“在文革中，每一步大的行动都是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下进行的，‘五一三’却不是。毛主席对‘五一三’的态度，并不是作为党的指示由总理下达的，而是通过一个能与主席接近的文工团员刘素媛传到了总理和林彪的耳朵里、、、、、、‘五一三’事件是海、空军机关和三总部、各军兵种广大干部群众站出来反对打砸抢，反对造反夺权的结果，当然从本质上也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结果，但这又是有悖当时毛主席‘造反有理’路线的。在‘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对造反派的态度也亮相了，林彪是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五一三’是打击军队造反派的，打击了军队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军队才能稳定下来。
   
     　　“在‘五一三’事件后，军队广大高级干部对造反派的态度也明朗了。换句话说，在地方上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毛主席认为是支持他，可是在军队，广大高级干部认为，打击造反派、稳定军队才是拥护毛主席。军队和军队造反派谁重要，毛主席心里清楚，但‘五一三’事件又和他‘造反有理’的路线格格不入，‘五一三’事件后也使江青不能带着‘造反有理’的‘路条’插手军队。两个月后，武汉的‘七二○’事件，毛主席本人也对造反派有了新的看法。”（《邱会作回忆录》，页5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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