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横行霸道、指鹿为马60年早己习以为常，在暴力淫威下，13亿国人逆来顺受、鸦雀无声。可是，出了国门，这一套就不灵了，香港传媒指出：“北京一向就有导演大型群众运动的习惯，但是他们忘记了，大多数的香港人没有在政治上‘被导演’的习惯”。这次中共想诱骗700万香港人在全世界面前演一出假普选双簧戏就大大出了丑，他封杀真普选，冷酷地关上了表达民意的最后一扇窗户，想生生憋死700万港人，却不料被迫上绝路的港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港独”！“香港自决”！让全世界瞩目，也让北京头痛。

1997香港“回归”之时，700万港人曾一度对《中英联合声明》中明文规定回归后将由全体港人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感到欢欣鼓舞和前途光明，因而一度支持香港“回归”。

“回归”近十年，普选毫无动静，港人掀起第一波要求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实行2007、2008年“双普选”的群众运动，却遭中共2004年用“人大释法”无理否决。港人退而求其次，要求2012年实现“双普选”，再次被北京“中央政府”否决，但迫于港人强烈要求，国际与论的普遍声援，北京不得不在否决之余，开出一张2017年“可以”实行双普选的空头支票。

进入2014年，700万港人要求真普选的迫切愿望如火山爆发，香港泛民各政党和团体旋即成立“真普联”——香港各界争取实现无筛选真普选联合会，并于6月22日运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等现代通讯手段就特首选举提名办法实行民办公投，结果短短3天内有79万港人投票支持由提名委员会提名、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并行的“三轨方案”。照理说，这不既给了中共北京政府坚持要“选举委员会”提名的面子，又符合民主普选“普及而公平”的国际标准普世价值吗？

可是，8月31日大陆官媒刊发了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一如外界所预测的，中共全国人大的决定宣称，特首候选人只能由“提名委员会”提名，且候选人必须要得到半数以上委员支持（原“小圈子选举”特首，候选人只需获1/8“选举委员”提名），候选人数限制为2到3人。“提名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及委员产生办法，都参照第四届“选举委员会”（即中共一手操纵的前四届“小圈子选举”的“选举委员会”自动变身为“提名委员会”）。

2014年9月14日，共520名来自全港各大专院校各科系的学者和教职员签署《对话之路虽尽，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书》，指人大常委规定提名门槛为过半数提名，将候选人数目限定三人之内，是严重限制不同政见人士参选特首的机会，彻底扼杀了继续讨论各种方案的可能性，“（北京）巧言令色地强迫港人接受指鹿为马的假普选框架，我们对此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慨”。

随后9月22日，25所专上院校13,000多名学生齐集中文大学百万大道举行“我要真普选”罢课集会，9月28日爆发震惊中外的数十万人参与的坚持75天“占中行动”，瘫痪北京傀儡香港政府，举世瞩目震惊全球。

中共虽然出于内部派系斗争的需要和顾忌世界与论的遣责始终未敢如八九“六四”血洗天安门那样动用军队和坦克来“平暴”，但出于其暴力专政的本性，对香港百万民众群情汹涌的民意表达和真普选诉求仍装聋作哑、视若罔闻。其“国家副主席”李潮源甚至公然恐吓港人“好戏还在后头”。

在世界上民主普选已有过百年历史、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实现了民主普选的今天，民主普选的普世价值和国际标准早已日臻完善，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大选中，若候选人多于2人，为保选举结果能尽大限度地符合大多数的民意，就设计了多轮投票制：规定若首轮投票无人得票过半，则需就得票最多的两人举行次轮投票，直至出现得票过半者才算合法当选（而非简单多数者当选）。

在专制政府与人民群众互不退让，双方僵持的情况下，为求寻求突破，香港温和派学者，曾被北京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港大法律系教授陈弘毅综合双方的立场，平衡各方的诉求条件，参照普选的普世价值和国际标准，提出了折衷型的“白票守尾门”（粤语：空白票守住民意表达的最后关卡）方案，其内容为：假设选民对北京钦定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的全部2或3名特首候选人，均不满意，有权投“白票”（即弃权票）抗议，若白票超过半数，“提名委员会”必须重新提名，重新投票。

这个方案不失为为保最后一扇民意表达的窗户，不屈服于强权威迫下进行“刺刀下的选举”的无奈呼喊，放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公平合理，都说得过去都行得通，可是在暴力起家且从未有过民主理念、民主基因，根本不懂民主选举为何物的北京中共政府那儿还是碰了壁通不过，很快就被北京再一次Say No了。

北京的最后野蛮封杀激起了全港一致的愤怒声讨，连北京走狗土共们都不敢再为北京狡辩了。

如1月17日《香港852邮报》社论说：北京封杀香港真普选，迫不及待地拒绝“白票守尾门” 陈弘毅方案，令其腹中死胎。中国政府拒绝了香港各界民众“真普选”的要求，坚持要求香港选民配合他们玩弄“假民主、真筛选”的特首普选把戏。北京方案的核心是香港选民只能从北京任命、由北京控制的提名委员会筛选的二至三位候选人中选一个人出来当特首。北京一向就有导演大型群众运动的习惯，但是他们忘记了，大多数的香港人没有在政治上“被导演”的习惯。

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为保“零风险”，为堵讨价还价空间，为免港人“不必要遐想”，以至为防泛民趁势鼓动“白票运动”，北京已经决定封杀由身兼基本法 委员会委员的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提出的“白票守尾门”方案。此举意味香港“开明左派”尝试融和中港矛盾的最后努力，已经提早宣告失败。

事实上，早于1月6日《明报》的专访中，建制派人士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已经指出，“相信中央接受此方案机会很低，因该方案风险很大。他举例，若有人‘搞事’动员投白票，特首出现‘难产’情况会很麻烦，更遑论委任临时特首等问题”。

虽然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第二轮政改谘询可以讨论“白票守尾门”，甚至提出在候选人后面加上“以上皆不是”这选项，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更说会约见陈弘毅进一步了解，但在其后公布的第二轮政改谘询文件上，却只字不提，显然是得到北京政府的“紧急指令”，反映出陈弘毅方案之前极有可能根本没有提上议程，而只是“831决定”和“占领运动”后，由陈弘毅这类“开明左派”搜索枯肠，勉力提议的补救措施。

有关“白票守尾门”根本过不到北京这一关的评论，还是以《信报》特约评论员练乙铮的剖析最能直插心脏（即“击中要害”——笔者注）。

1月5日，练乙铮在其《信报》专栏“北京两大忌”一文中指出：“白票‘守尾门’的建议，无论是陈弘毅的‘白票占总票数一半以上则选举无效’，还是田北俊（商界政党自由党主席——李注）的‘白票多于得票最多的候选人的票数则选举无效’，都是北京无法接受的，原因是‘守尾门’即等于否决权；一旦出现北京钦点的候选人给白票否决掉，即等于北京被泛民公开打一巴掌羞辱，试问阿爷如何接受得了？”

练乙铮继而道破否决权是北京大忌，原因有二：其一是“害怕民众手中的否决权”，否则“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其二是“北京连自己手中的法定否决权也怕得要死”，强调即使根据《基本法》，北京拥有对当选特首的任命权，但仍不敢面对。

结论：政改方案已经沦为一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完全密封方案，已经称不上“鸟笼”，而更似“黑箱”。如今问题是，在这“黑箱作业中，霸王硬上弓”的情况下，经历过占领运动洗礼的港人，试问又怎会就范？如此看来，2015将会是中港全方位大对抗的一年，殆无悬念。

正在此时，梁振英在1月15日的“施政报告”中公开点名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搞“港独”，客观上给香港民主运动火上加油。

香港《信报》2月3日专栏作家、特约政治评论员王岸然“谁是港独之父？”文章说：搞清楚何谓港独，以免专政者玩弄文字狱，是对各方皆有好处的事。笔者（指王，下同——李注）认为应该大鸣大放，鼓励年轻人清楚港独的历史缘起和现况。

专政者的习惯，是在重大政治议题上必须统一思想，要十三亿人民同一调子。香港人从来不必追随，中共也一直同意，所以港人思想言论从来就十分独立，是既有的独立权利，又岂容在今天失去？

只是知识分子在香港也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对中共的民族立场不作质疑和反省，连民主派也反对台独，利用保钓议题向中共表忠。当年何俊仁跑到台湾搞港台民间联合保钓活动，台独分子向他抗议，说他们“为匪张目”。泛民在台独议题上出卖台湾人、出卖西藏人民，与中共同一口径，以为可以讨好中共，但当泛民想求民主之时，中共一样可以无情地扣下一顶港独帽子，这是由于这顶民族大义的帽子很好用。

泛民固然自食其果，香港支持泛民的学者及知识分子，也一样无可幸免。究其原因，是由于自己的失职、犬儒、回避，令港人对港独及其它的独立问题有错误的认识，有理说不清，这就给专政者及一众“港奸”提供乱派帽子的客观环境。知识界也一样自食其果，因为人人被迫表态反对“港独”的时日为期不远。

专政者从不重视臭老九的思想独立，甚至是保持缄默的权利，这也是中港进一步融合的必然后果，妄谈港独有理的知识分子，将会失去在大学的位置，在文化界的位置就更脆弱，提倡“城邦建国论”的陈云将会是第一例子。

笔者（王---李注）要客观指出，港独的缘起是邓小平而不是香港人。但把港独的基础打好的，是有份起草《基本法》的人，而大量港人草委今天仍然健在，由他们口中说出反港独的声音，是非常可笑又矛盾，这些矛盾笔者（王---李注）于九十年代尚未有网上报刊时，已在《信报》有多篇长文嘲笑。

陈云的“城邦论”是基于《基本法》框架及授权下提出的。专政者可以用枪及强权压人，但无法以理杀人。若说以更文明、想以理服人，说服年轻一代不朝港独之路走，“港奸”及专政者是无从入手的。真理愈辩愈明，有道理的人不怕辩论，“港奸”以梁振英为首无力辩证，只能靠口号和帽子，所以只是纸老虎，不足为惧。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思，在哲学上连成为主义（ism）的资格也没有，定义固然不清楚，因为弄清楚事情并非邓小平或专政者的处事哲学，相反是故意含糊其辞，以备有一朝反口食言之用（今天清楚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基本上连简单逻辑也过不了关，不是垃圾又是什么？邓小平说用“一国两制”去解决台湾问题，又说可以更宽松，可以保留军队，那已经不是“两制”而是“三制”；再用到西藏、新疆和蒙古，就是“多制”。明明是“多制”，怎可硬说是“两制”？连入门逻辑也过不了关的东西，哲学上自然是不入流的垃圾。

人人皆知是垃圾，中港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无人敢斥之，反而十分具创造性地为垃圾理论加上注解。三十年前的笔者（王---李注）就见到国内的法律学者说“一国两制”是自古已有，例子是周朝的分封制度。可笑是，分封的结果是各自独立，就已经埋下叫港人争取独立的理论依据。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容许有独立的货币及司法上的终审权，那是比美、加、澳、德等联邦国家更独立的权，是独立国家才有的“主权”。大家不妨查查，不论是美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还是中共的八二宪法，在总纲中皆有写明国民必须有爱国的责任，但《基本法》是没有的，所以港人绝无“爱中国”的责任。《基本法》也写明香港的教育政策由港人自己制订，港人的共识不同意之时，特区是不能加插爱国教育。

按《基本法》，港人绝对没有爱国的义务，港人的唯一义务只是遵守香港的法律。No More, No Less，港人不必爱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大陆人民则是有接受国民教育及“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民族团结的义务”（宪法第52条）；有“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义务”（第54条）。香港人按《基本法》是完全免除的这些义务。香港人与大陆人不同之处，是大陆人不准不支持统一，香港人探讨“独立”则是理所当然，道德上与法律上皆无问题。

香港人从来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不爱中国，包括一众叫人爱国的“港奸”在内，也包括梁振英自己，“港奸”都把子女送到外国，就已经是不爱国的实践。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及《基本法》为港独提供自绝于中国的宽阔空间，这一点笔者（王---李注）早有研究，早提警告，今天再谈，是回应特首的倡议，要把是非黑白弄个清楚明白，非要大谈特谈不可的。

笔者在此大量引用近期香港传媒与论，为的是尽可能客观地向全世界华人介绍香港自去年10-12月占中运动后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情况，希望能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援。以笔者所见所闻看，更证实了正义不会孤单不会死亡的真理，就连一代枭雄混世魔王毛泽东生前也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甚、反抗越烈”。

就在梁振英公开点名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搞“港独”的第二天，笔者陪大陆朋友到湾仔香港大型书店《天地图书》购书，一进门就在最当眼的“最近新书”展台上看到了刚出版的港大《学苑》编印《香港民族论》一书单行本；在远离市区的大埔行人天桥上挂出了“香港自决”的大幅标语（报纸均有图文报导）、天桥楼梯顶上黑色防水层被白漆喷上“香港独立！”几个醒目的大字。

民意不可侮啊！

笔者还曾收到过友人转来的大陆愤青一文“香港，祖国欠了你什么？”历数“中央政府”如何优侍香港：让你们“高度自治”、让你们保留自己的法律、“选举”自己的政府……与大陆其他地区相比拥有许多特权如言论出版自由、游行集会自由……（殊不知这些不过基本人权而已——笔者注）又说和香港签了CEPA、开放自由行“挽救了香港经济”、“不然你们早完蛋了”……（殊不知这些绝非单方面恩赐，只是互利而已——笔者注），于是愤愤不平地质问港人“香港，祖国欠了你们什么？”（让你们如此反叛忘恩负义反对中央），估计这种愤青论调代表了不少一部份大陆愚民的狭獈民族主义和“强国”沙文主义心态，笔者毫不犹豫地举笔在电邮回复中答曰：

“祖国”欠了香港一个真普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