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要靠制度

习王的新政大概就是大力“反腐”吧？王岐山带领着中纪委在神州上下“拍苍蝇”和“打老虎”，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上台两年，党政军高官不断有人落马，数量远超胡锦涛执政时期。其中最高官阶者为前常委周永康。曾为前总书记胡锦涛当过多年“大内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也折了。一时间好像有点“官不聊生”。我和老伴儿回京过春节之前的那几个月，中共“反腐”似乎正如火如荼，中共高官因涉嫌贪腐跳楼者接二连三。此举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引起各种不同意见者的热烈讨论，说什么的都有。

不过当我们回北京和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大家对中共“反腐”好像没什么热度。有人说现在国内年轻人对中共“反腐”更是漠视，声称“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能聚会的人大都是京城的50后和60后。老实说，其中肯定中共“反腐”者占相当的部分。不过他们往往对挣钱更感兴趣，而我则又是门外汉。咱要是谈些个人对国内政治上的看法，他们就笑笑“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意思是我的想法说好听的是“过于理想主义”，难听的当然是“你卖单儿的不怕乱子大”。

对“荒友”们中间赞许习王反腐者大有人在这点，我想这应该是传统文化意识主导了他们的思维。毕竟，他们不没有身临其境地在法制健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很长时间。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制度有多好，更不会十全十美；但这种制度只要有效地运作，定会比专制制度抑制腐败的蔓延。这里面的关键是制度上的三权分立。权力的分散性和独立的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加上肯定这种制度的选民的参与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性。这里我还是不要说得太多，因为我是“半瓶子醋”，对各种制度的研究知之甚少；再，我主要想侃点儿中国大陆中共的“关门反腐”。

从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看，各个延续时间相对长的大王朝建立之初，都禁止官场腐败行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恨透了腐败的官吏对百姓的欺压。他当了皇帝便大力反腐，其力度叹为观止。明成祖朱棣执政后，建立了专门监察各级官吏的“东厂”和“锦衣卫”，持续了两百多年。这种监察机构的官员直接由皇帝任命，权力大的可谓无法无天。然而，历代大一统的王朝的覆灭都与不可抑制的腐败有关。特别是明朝；社会各个层面的腐败加之天灾，民不聊生者揭竿而起，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造反农民军横行天下；社会生产力惨遭破坏。由于明王朝上上下下的腐败，人口一亿以上的国家面对咄咄逼人的后金兵束手无策；十几万清兵入关便土崩瓦解，几年后便迅速彻底亡国告终。

翻开清史，你会发现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反腐记载是很多的。下面有个当时的故事摘编。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一位铁腕反腐的典范；其实后来的养出大贪官和珅的乾隆皇帝反腐也不在话下。1757年的时候，当时有位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案发，杨灏贪污侵吞3000-4000两，被判“缓决”。乾隆知道贪官居然能免死十分生气，于是连下四道圣旨处死杨灏。

在“重典治吏”的《大清律例》中，公职人员贪污适用“监守自盗”罪，40两以上就是斩首。杨灏的贪污金额，已经百倍于死刑线，可谓“百死难赎”。不过，雍正时期对刑律做过修订，将官员的死刑标准提高到了1000两，升幅高达25倍。而且，即便1000两以上的大案，也有一套复杂的规定，令那些能在规定时限内退赃的贪官们得到减刑。

杨灏在案发后的最多半年内就已经完成退赃。但是，刑部最早的判决意见仍是“虽已交纳赃银，不准减等。”未说明具体原因。根据各种史料参酌，估计是湖南巡抚陈宏谋不同意——陈与杨是政敌。

在陈宏谋调离后到来。新任湖南巡抚蒋炳提出，既然已经退赃，应当依法改为“缓决”，这是死刑案在执行审批环节的一种分类，指危害性不大而可以缓期执行。归入“缓决”的，在皇帝勾决当年处决名单时，往往会被放过，留待次年，这期间就可能因为大赦等而得到减刑生还的机会。

但是在乾隆看来，杨灏监守自盗、数额巨大，没有执行“斩立决”(审理后即执行死刑)而执行“斩监候”(等待秋审核准后处决)，就已经是优待了。湖南省和刑部，居然还将他从“情实”案卷转入“缓决”，不仅有包庇之嫌，而且会起到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反正只要退赔就可免死，贪官们必将“前腐后继”。

乾隆下达的四道圣旨中，命令将杨灏立即处决，并对湖南巡抚蒋炳革职抄家，“拏解来京”。次日，乾隆再度发布长谕，从反腐败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解释了其理由，但只字未提依法办事。

因“党庇杨灏”一案，共有69名官员被处分。湖南巡抚蒋炳最重，居然被判了死刑，经乾隆亲批，才改判为充军流放。

不过，5年后，乾隆却推出了“议罪银”——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反腐的伸缩性，令乾隆一朝创下清史两个纪录：杀贪官最多、出贪官最大，比如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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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以下清史资料摘编：

清朝的反腐败细化到皇帝亲自抓禁赌的地步。据考证，从顺治皇帝开始，清政府就开始禁赌，而到了康熙时期，赌风却愈演愈烈，康熙皇帝加大了禁赌的力度，禁赌的条例也日渐细化；到了雍正王朝时，禁赌已成为定制。1726年雍正皇帝颁布了《禁止赌博谕》。“谕”的大致内容是，赌博之事坏人品性；如果下等人赌博，一定会聚众，作奸犯科由此而起；如果读书当官的人赌博，一定会误时误事，哪里会有高尚的品德？联多次申明禁止赌博，可是，直到现在也不见成效，实在可恨；如果不禁止生产赌具，就不能除赌博之根；现在，联命令京城及各省地方官，将纸牌骰子全部封存销毁，不得再卖，违者重治其罪；如果还有赌窝或者引诱入局赌博的，输家可自首并检举同伙，所输的钱可追回归还，并免其无罪矛盾的是，清朝禁赌法规最为严厉的一个朝代，也是赌博最为盛行的一个朝代——这无疑表明了清朝禁赌的失败。

雍正时期，巡察史宋筠在孟县看到十几个人在聚赌就问道：“新颁布的赌博新例那么严，你们就不怕被官促去受罚吗？”

其中一个赌徒答道：“那些官员离这儿有数十里，怎么会知道。”

宋筠又问，“那么衙役稽查来了呢？”赌徒又答：“送他几百文钱就完事了。”

宋筠再问，“如果地方乡约来查，又怎么办？”赌徒再答：“同一块地方住，他们怎好意思抓我们。”

从巡察史宋筠在孟县的经历可以看出，禁赌已成了表面文章。清朝的吏治腐败到了乾隆时期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在这种背景下的禁赌法令，成了查禁赌博的官吏索贿的筹码——禁赌成了一些官员非正常收入的一个渠道。

其实清朝的吏治腐败从清初就开始了。在中国，自秦以下的2000多年的王朝历史中，建立过200年以上的大一统王朝只有西汉、唐、明、清。腐败几乎伴随着中国王朝历史的始终。对今人来说，重要的是找出腐败背后的深刻机制问题。

雍正清查亏空，在查办内务府亏空的案件中，牵涉到自己的一位皇弟，雍正断然令其赔偿贪污的银两。无奈之下，皇弟只好将家中的古董玩器拿到大街上折卖，以此来补偿亏空的银两。另一位皇弟被责令赔偿数万金，后来为补足赔偿，竟被抄了家产。与此同时，雍正还大刀阔斧地查办了地方上的亏空大案。被革职查办并查封家产的地方官吏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江南粮道李玉堂。

清朝算得上是个有反腐败力度的王朝。但这个王朝同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样，终究没有走出腐败——反腐败，再腐败，再反腐败，如此循环往复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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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历史上这种比比皆是的例子举两个就差不多了，已能说明问题。说明什么问题？人治解决不了腐败问题呗。这次在飞机上看了个香港武打片《绣春刀》。杜撰的是明末崇祯年间“锦衣卫”奉旨追杀失势大太监魏忠贤的故事。影片中崇祯皇帝恐惧地要求立即斩首一名涉嫌受贿的“锦衣卫”，喃喃道“别让他供出太多的牵连者”，意思是杀官太多他将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这简直是含沙射影。我看得忍不住乐了。

前些日子网上有这样的传闻，说王岐山嚷嚷“不信邪”，他就是要在一党专制下反腐败，而且一反到底。或许他真的这么说了，然而怕是言不由衷。现在让我们在大略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你会发现，每次政治运动（当然包括反腐败），很多情况下会演变为层层党政机构内的“官报私仇”－－借机整人。在京期间我还真看了两本《炎黄春秋》的期刊。上面尽是这样的故事。我虽然对此杂志的一些政治观点不认同，但这些历史故事我看得很仔细。

当前“习新君”领着中纪委大力反官场腐败；我看这种“反腐”早晚会演变成各个层次的派系争斗。官场上的各派往往借“反腐”的名义压制对立的一方。就算习近平和王岐山真心反腐，要通过廉政加强中共的统治能力，可中共层层腐败的官吏们会真心跟着习王走吗？再说，中共的官场腐败人人有份，只是不同程度而已。没有制度的制约，单靠无法无天的，类似明朝“东厂”“锦衣卫”的中纪委就管用？嗨，该说的都说了。现在嘛，就剩下“骑驴看唱本”了。

回顾这几年的思想变化，感觉自己原来确实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地希望看到国内民众的价值观念有个质的变化（当然是盼望老百姓明确地提出政治制度的改革），其实这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两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怎能在朝夕间产生巨变呢？

在民众被动地接受现实的同时，中共内部的派系争斗此起彼伏；其表现形式是中国各个大王朝的“宫廷政治”。这种“外戚”和“宦官”之争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局面将相当险恶，并有着不可预测性；而且势必将演变为民族的灾难。说到这，我想，对国内政治的悲观看法要是杞人忧天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