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知道，只要开车上路，就得把驾照带上，无照驾驶是会受到处罚的。

解放前有没有这个规矩呢？咱们看过几份文件就知道了。

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则》：“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持有驾驶执照，无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四元。”没有驾照就上路，罚你10块大洋；有驾照却不带驾照，罚你4块大洋。

1932年，汉口市政府出台《市街交通管理规则》：“汽车及汽力脚踏车司机应向公安局登记，并考验合格，发给执照，方可驾车。无司机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三元，借用他人执照者罚银五元，另将该执照吊销。”汽力脚踏车就是摩托，无论开汽车还是骑摩托，都要经过汉口市公安局登记，都要考取驾照，否则罚款10块大洋。如果你考了驾照，开车或者骑摩托时没有带在身上，罚你3块大洋。如果你借用他人的驾照，罚你5块大洋，同时将所借的驾照吊销。

1943年6月22日，蒋介石给重庆国民政府下达了一份手令：“凡汽车司机均须持有驾驶执照方可准其驾驶，至于外籍司机，其欲在我国境内驾驶者，不论其有无本国执照，均须经我国政府之核准，领得我国执照方准行驶，否则概予取缔，希即拟定条例实施为要。”蒋介石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在中国开车，就不准无照驾驶。

由此可见，在解放前开车一样要带驾照，不带驾照一样会受罚。

现在的驾照是考出来的，在解放前领驾照需不需要经过考试呢？同样需要。只是民国时代四分五裂，政令不一，自始至终没有搞过统一的驾照考试。

以上海为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这座城市有三个衙门可以颁发驾照：一、公共租界工部局，二、法租界工部局，三、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想拿英美驾照，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考试；想拿法国驾照，去法租界工部局参加考试；想拿中国驾照，去上海公安局参加考试。好在这三种驾照都能通用。

但是上海的驾照只能在上海用，到了北京就不一定好使了，因为北平市政府有规定：“持外地执照者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到公安局呈验执照，经考试合格后，方得驾车入市。”也就是说，当你从上海开车到北京的时候，必须把车停到郊区，然后搭车去北京市公安局参加一场临时的驾照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把车开进去。这一点跟我们现在大不一样，现在不管是哪个地方颁发的驾照，在大陆每座城市都是通用的，除非你拿的是港澳台驾照或者外国驾照。

为什么民国时代的驾照在国内不能通行无阻呢？因为各地的驾照考试区别太大，对驾驶员的要求千差万别。北京是这样规定的：“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肢健全、耳目聪明、无神经病者，方可考取驾驶执照。”上海的条件却比较宽松：“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经考验合格，即可领取驾驶执照。”开个车而已，管你有没有神经病干嘛？现在司机堵到尿急的时候，绕一个钟头也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有几个不犯神经病？

再说考试。

北京的驾照考试包括两大部分，先是口试，再是“实地考验”。口试相当于现在驾照考试的“科目一”，主要考汽车构造和驾驶规则，只是我们今天全是电脑答题，而民国北京却是口头答题——考官发问，考生回答，答得好，让你通过，答得不好，下回再考。

实地考验又分两个环节。先是场考，考启动、挂挡、换挡、转向和熄火；然后路考，考转向、倒车、上坡和下坡。现在驾照考试里的“单边桥”、“S弯”、“左右库”、“定点停车”等等，在民国北京统统没有。

上海的驾照考试一般没有口试环节，直接考你实战技术。具体怎么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又有区别。公共租界按美国办法考，场地先进，无需上路，考场里有宽道、窄道、弯道、土坎、山坡、停车场、交通管制的各种灯光，考生一一通过，场考加路考就全考完了。法租界也是这样，只不过考场里又加了一段特别光滑的玻璃路面，这段路面专门用来测验考生的雪地行车技术。至于华界是怎么测试的，暂时还没找到相关记载，估计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应该又有一套独特的测验方法。

去年南京某报记者采访一个老司机，询问解放前怎样考驾照，老司机说当时根本没有驾校，考生们都是跟着老司机在实践中学会开车的。其实不然，我查阅民国报刊，发现当时还是有驾校的。

1934年，《齐塘月刊》提到了广州西关的“南洋驾校”，该驾校除了招收广州考生，还有惠州、云门等地的青年前去报名。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培训期为半年，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一旦拿到驾照，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折合50块大洋）。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4年对广州工薪阶层的抽样调查，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轮船工人平均月薪26块毫洋，建筑工人平均月薪25块毫洋，码头力工平均月薪15块毫洋，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块毫洋，电机修理工平均月薪46块毫洋，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用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说：“各处相继筑路，驾驶人员所需极多，少年人学习此工，正合潮流之至。”

早在1930年，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就设有驾校，该校学生课余学习开车，每天下午练习一小时，一个月后参加学校内部举行的驾驶测验，通过后可以领到一个“驾驶徽章”。凭该徽章参加正式的驾照考试，可以能得到加分。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国民党基本统一中国的时候，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汽车数量迅速增加，公路里程也越来越长，虽然汽车数量和各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但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毕竟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儿。对穷人的孩子来讲，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对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他们家中不缺钱，甚至也不缺车，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照的兴趣更为浓厚。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驾校自然应运而生。

那时候，江浙地区的驾校多半拥有教会背景，有些教会大学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班。另外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设了一批驾校，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青岛青年会兴办的“圣约翰汽车驾驶学校”。圣约翰驾校在1934年开办，1937年停办，三四年时间培训了630名学员，其中490名顺利考到了驾照。抗战以后，江南城市大半沦陷，各地青年会驾校转移到重庆、成都、昆明、柳州等地，为培养抗战运输队出了大力。

解放前甚至还出现了女子驾校。

1947年，上海房地产大亨厉树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海创办“女子驾驶人学校”。这位傅女士本人就会开车，1936年上海市举办过一次“沪杭公路汽车竞赛”，傅文浩报名参加，她驾驶一辆跑车，用两小时五十分跑完全程，第一个抵达终点，当时上海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成了一大新闻。傅文浩说：“中国一切都落后，中国女子能驾驶汽车的真如凤毛麟角，而且一般人看见一个女子开车，莫不啧啧称奇，偶然停在路口，总拥上去一大批好奇的看客。实在外国女子开车十有九会，并无啥稀奇，我国这种旧脑筋实在大应改革。开车的技术并不十分困难，只要胆大心细，便可一学即会。况且我国公路已逐渐修复，驾驶人才实在需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办起了女子驾校。她的驾校有一特色：既重视驾驶技艺，又重视机械原理，让女学员掌握初步的汽车修理技术，万一路上出了毛病，自己下车打开引擎盖，操起钳子就能搞定，决不让男司机看笑话。

除了傅文浩，国民党时期上海市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夫人也是开车能手。据当时媒体报道，吴国桢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其夫人每天四点半从莘福路家中开车出发，去市政府门口接他，然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市政府本来给吴市长派了司机，但是市长夫人的驾驶技术更为出色，所以吴市长宁可让夫人来接。也许这位吴太太的驾驶技术就是在女子驾校学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