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传奇女人跨国大案

1976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平凡的龙年，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周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这年5月，在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进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庭审。法庭里面坐着一个叫赵碧琰的中国女人，她是为了要回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己遗留在日本的财产，包括很多的地产和珠宝。这笔财产到了1976年，随着日本经济开始腾飞，已经升值到了240亿日元，当时的240亿日元要比今天的240亿日元值钱的多，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赢得这笔巨款，还引发了国外各种骗子的野心，都说自己是巨额财富的所有者，更有甚者冒充是所有者的儿子，把自己好端端的左眼挖去……

为了这笔巨额财富，5个同名同姓的女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她们都号称是当年伪满州国立法院长赵欣伯的遗孀，诉争目的直指留在东京的一笔巨大不动产。为了便于识别，津村用居住地作为5个同名涉案人的姓名前缀，他把她们标注为马来西亚赵碧琰、新加坡赵碧琰、中国台湾的赵碧琰、香港赵碧琰、和大陆赵碧琰。

  到底谁是真赵碧琰？ 为何一个中国女人在日本有这么大一笔财富？这笔财产为何散失在国外30多年后才想起追回？这到底是个怎样的经济大案？今天我们根据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旭岚所著的《沧海一笑》改编成两期节目，来说说这位“传奇的沈阳女人”

  1976年5月一天，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一次开庭，对于从中国大陆来的76岁的赵碧琰来说简直就是让历史重新演绎。赵碧琰自1951年曾被当做汉奸的丈夫去世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日本话，也再没有重新踏上日本，但那痕迹是轻易不会磨灭的。东京家庭裁判所的法庭上，法官的问话还没有经过翻译赵碧琰就听懂了其中的意思。但她并不着急回答问题，而是等待翻译。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她给自己留有充足的考虑时间，可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力的回答方式。她的思绪又回到久远的沧桑沉浮的岁月。

女主人公原名叫耿维馥，1900年生于沈阳，父亲是做烟草生意的，家里条件还算不错。她是个典型的新时代女性。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汉族女人都是要裹脚的，脚大的女人都嫁不出去，可她偏偏执拗的坚持不裹，就这样一直到了十八岁。

一个机缘巧合，耿维馥看到了报纸上的一则征婚广告，上面有相片还有联系方式，主人公是一个在日本念书的帅气中国男人，他叫赵欣伯，就是这个男人让耿维馥一见倾心，第六感告诉她，这男人就是她终身的缘分。为了不裹脚，也为了能够有一个新的人生，耿维馥决定远走高飞，去没有裹脚习气的日本赌一赌运气。尽管父母给她的阻力很大，但最终她还是以坚持以要去日本读书为由，成功远离故土。

在东京的码头，两个年轻人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耿维馥跟着赵欣伯去了他在日本的家。很快，耿维馥考上了日本的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学校。还学会了日语。就在一切逐渐趋于温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耿维馥发现，赵欣伯的家里供着他前妻的亡灵。原来赵欣伯的亡妻本命叫余铭盘，是北平一个大富翁的三姨太，后来和赵欣伯意外邂逅而坠入爱河，萌生了私奔的念头，最终她们成功逃离到了日本。在那里，赵欣伯成为了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而余铭盘则改名为王碧琰，成为了赵欣伯的太太。在念书期间，赵欣伯结识了他的同学——后来的二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这也为他后来做了汉奸埋下了炸弹。

赵和王的甜蜜爱情没有维持多久，王碧琰居然因为子宫癌，永远的离开了他。赵欣伯虽然再遇见了耿维馥，但他还依然爱着他的亡妻。虽然耿维馥知道此事后一度纠结，但真情还是战胜了一切，耿维馥和赵欣伯还是于1921年的七月初七，在赵欣伯的老家——大连完婚。

婚后双方又都回到了日本。接下来牵涉一个风俗的问题，就是女方出嫁，姓要随夫家。耿维馥本来可以接受自己改名为赵维馥，但在赵欣伯的思想中，不仅要改她的姓，还要改她的名，且还是他亡妻的名字“碧琰”。耿维馥顿时觉得赵欣伯从来没爱过自己，而是一直把自己当成王碧琰的附属物或者影子。耿维馥一时间有些闷闷不乐，但赵欣伯坚持的认为“碧琰”两个字就是他的最爱，同时为了给耿维馥一个交代，还把自己在日本的房产都写上了赵碧琰的名字。最终，耿维馥还是无奈地接受了，从此她的名字就变成了赵碧琰。

两个人婚后生活了四年，终于有了爱情的结晶，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农历乙丑年五月初五，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赵欣伯给儿子起了名字叫赵宗阳。

随后赵欣伯也顺利的博士毕了业，他期待大干一番事业。这时候他在日军本庄繁的介绍下，和东北王张作霖有了联系，最终做了张作霖的法律顾问。

就在一家人的生活看似其乐融融的时候，变故却连续出现。一个是儿子赵宗阳三岁的时候，因为一次发烧，左眼永远的失明了。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炸死了张作霖，积极策划东北独立，并相中了赵欣伯做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并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介绍给了赵欣伯。这让赵欣伯感到又有了新的靠山，原本有些犹豫纠结的他决定接受这样的安排，同意做立法院院长。就这样，赵欣伯变成了一个帮助日本人做事的汉奸，而赵碧琰则跟着变成了汉奸夫人。

后来，由于赵欣伯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溥仪一边把赵欣伯支开，让他去日本办事，并在同时决定把赵欣伯的立法院院长职务撤销，但鉴于他在建立满洲国时的功绩，满洲国国务院决定为他发放建国基金三十万大洋。赵欣伯只能欣然接受这三十万的建国基金。可以说这三十万买了他后半辈子的前程。但赵欣伯不是等闲之辈，他暗下决心，他要把这三十万变成三百万、三千万。

在这段时间里，赵家内部事情也不断，赵碧琰怀的第二个孩子流产，自己还被迫做了切除子宫的手术。赵欣伯家一个下人小凤怀的赵欣伯的孩子也没有成功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赵宗阳依然是赵家唯一的命根子。赵宗阳后来一直在日本念书，由于当时的中日实力对比非常悬殊，日本明显占据上风，因此赵宗阳在小学里总遭到歧视，小宗阳也不明白，为何父母要让他在这里遭别人的冷眼。

就在这一时期，赵欣伯开始用那三十万建国基金在日本神秘地购置地产，并把那些地契所有者的名字都写为“赵碧琰”。

很快，日本侵华开始，赵欣伯被迫不断地为日本人做事。而他的儿子赵宗阳却从日本人的屠刀下救了一位中国妇女陈淑贞，陈淑贞来到赵家做了下人，后来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并于1946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赵昭明。

世界战争不断，风云变幻，让人捉摸不透。赵欣伯也预感生活的许多不定数，最终他再次出奇招，和赵碧琰远赴日本，并购置了很多的地产，除此之外，赵欣伯还隐瞒了她一件事，那就是他和前妻王碧琰曾经收藏的珠宝首饰和金银条等以后可能疯狂升值的物件，全都藏在一个大皮箱里，隐匿在一个地库里。他把秘密全部的告诉了赵碧琰，为的是在他不测的时候，家人还能有生活的指望。

谁也料想不到若干年后，社会是什么样子，人变成什么样子。赵欣伯夫妇决定把那些东京的不动产委托出去，无论世道如何变迁，只要能够妥善保管，土地是永远不会丢弃的。选择可靠忠实的委托管理人是他们人生的一次豪赌。他们在自己所认识的日本人当中，经过了千挑成选，最终把这枚决定胜负的棋子落在了赵欣伯的挚友铃木弥之助身上。在签署委托协议书的时候，赵欣伯决定让赵碧琰来签字。随后夫妇二人与铃木弥之助告别，又回到了中国。

 

转眼到了1945年的8月，抗战结束，日本战败，由于赵欣伯戴着汉奸之名，国民政府很快就派人把赵欣伯夫妇抓走了，被关进了“炮局”监狱长达五个月之久。在赵家人的打点和努力下，赵碧琰在律师的指引下，他们选择了“法外就医”的办法，成功让赵欣伯离开了监狱。虽然出了监狱，但也有随时被再次抓紧监狱的可能。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赵欣伯夫妇又在惶恐中度过了近2年的时光，赵欣伯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最终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传讯过程中离开了人世间。由于当年家庭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财产都被政府查封了，从此赵碧琰带着一家老小背着汉奸家庭的恶名艰苦度日。

   赵欣伯去世后，赵碧琰也老了，赵昭明还是个懵懂的孩子，陈淑贞是本本分分的家庭妇女，这时候一家人都暂时靠着赵宗阳的工资勉强维持生计。赵宗阳有文化，又肯学习，很快就被调到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了。他被安排在民政局所属的永定门接济站当办事员，抄抄写写的很适合他。

新中国在建立之初政局还不够稳定，很快就出现了划分“右派”的狂潮，赵宗阳没有逃过这一劫，不仅被定为“右派”，还被降低两级工资，赵昭明一天天长大，后来又有了弟弟妹妹，家里需要的各种费用越来越多，赵碧琰一家人的生活更为困难。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几年。

1963年的一天，赵家突然来了两位客人，一男一女，男的叫廖承志，是国家侨务委员会的主任，女的是书记员。他们询问的正是赵欣伯和赵碧琰当年在日本曾经购置了大量土地的事情，说现在在日本有骗子知道了那些土地的情况，准备占为已有。所以想和赵碧琰女士了解一些情况。

事情源于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陈焜旺接见了一个日本女子，那女子说自己的丈夫正在和别人合伙，想把本属于赵碧琰的那些地产占为己有，然后变卖。结果被东京警视厅以诈骗罪抓捕，女子希望陈焜旺帮她想个办法救出自己的丈夫。这个事件引起了陈焜旺的高度重视，因为二战后东京的地价突飞猛涨，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而这本属于中国人的资产，一定要想办法留在中国。陈焜旺当机立断，立刻坐飞机从日本回到了中国，找到了廖承志。

陈焜旺告诉廖承志主任，赵碧琰的大部分土地都在，有的已经在日本城市建设规划中了。但情况非常复杂，必须尽快找到赵碧琰。他们经查阅大量的资料，得知这个赵碧琰是中国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的夫人，那些不动产都是她的名字。另外还在她的住宅中发现过地库，里面的宝物不计其数。当时，是美国兵发现的，挖出后交给了日本大藏省，后来存放在日本造币局东京支局。

廖承志主任惊讶到中国人在日本竟然有这么大笔的地产，还有如此巨额的宝藏。他当时就决定，只要赵碧琰活着，就一定要找到她。

就这样，中国侨委廖承志，东京华侨总会陈焜旺，他们与赵碧琰的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于是就有了廖承志登门拜访的一幕。赵碧琰可能不知道，廖承志为了找她，让工作人员跑遍了北京，沈阳，长春，山东等地。而且国家侨委不计前嫌，不计较她是汉奸的遗孀，就是要保护她的正当权益。原本，多年的磨难已经让赵碧琰老人忘却了日本。但从现在开始，她平静的生活又荡起了波澜。

   赵欣伯的汉奸身份带来的后遗症一直存在，不仅儿子赵宗阳总被扣帽子，孙子的大学梦也跟着破产了，曾经家庭富足，如今却如此的落魄，命运真的很捉弄人。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不久，教育局的通知书来了，分配赵昭明到北京市东城区帽儿胡同小学当老师。这样一来，赵家有两个男人上班挣钱养家，按理说经济压力应该变小一些，但谁承想，很快政局又发生了变化。

文革的突然到来，让赵家人措手不及，首先苦了赵碧琰，突然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到了他们家，不仅拿走了他们家很多东西，还逼迫过了花甲之年的赵碧琰从第二天开始打扫街道。从解放前的贵妇到文革时期打扫街道的老太，命运发生了天与地的转变，但赵碧琰依然硬挺了过来。随后赵昭明又因为爷爷是汉奸这个恶名，他又被踢出了教师的队伍，成为了被劳改的对象。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1971年的一天，侨办的俩人又来找赵碧琰，一男一女，李木和小陈，还是询问东京财产的事。从第一次侨办的人来找她到这次再次上门，一晃过了八年了。“文革”动乱时期，家庭成员很多人都陷入困境，赵碧琰早就没有心思关注远在东京的那些不靠谱的财产了。八年前她从侨办人的口中得知很多骗子在盯着那些财产，而委托人铃木弥之助拿着他们夫妻俩给的管理费用，使用着他们的地产，却不尽委托管理的责任，她非常的气愤，后来多亏了侨办的廖承志主任给她引见了日本东京华侨总会的陈焜旺和吴甫文两位先生，他们答应一定帮助她夺回属于她的财产。有国家侨委的支持，有东京华侨总会的帮助，赵碧琰毅然决然地重新写了委托书，撤消了铃木弥之助的委托管理权利，重新委托了陈焜旺和吴甫文两位先生作为她的代理人，管理她的在日财产。

然后这八年间，国家侨委一直没有给她任何消息，东京华侨总会也没有给她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赵碧琰觉得那些人都不可信，从那以后，赵碧琰对日本的财产更是闭口不谈，家里面有一个算一个，谁说她跟谁急。后来家里面出现了那么多的事情，让她自顾不暇，能活着她就知足了。

面对这次，侨办派来的两个人的问话，赵碧琰一声不吭，心里却想，八年了，你们干什么去了？现在又来找上门来了，要不是我这把老骨头硬朗，早就去见上帝了，还能等到今天你们来找我。一时间，屋子里的空气有些紧张，小陈和李木也看出了赵碧琰不同于八年前的那次谈话了。

小陈希望率先打破僵局，对赵碧琰说她在日本的财产代理权有了新的情况，原来的委托管理人铃木弥之助五月份去世了。赵碧琰听到这个消息，才算是关注了一下，但她也只是冷冷的说了一句“那又怎么样呢？”小陈看到僵局打破了，马上就开始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慢慢向赵碧琰汇报。

小陈对赵碧琰说：“当年，日本东京华侨总会的陈焜旺和吴甫文两位先生，回到日本后，立即找到了铃木弥之助，要求人家交出您在日的财产管理权，并且出示了您亲自签署的更改委托代理人的文书。可是，铃木弥之助不承认那是您的亲笔签名，他说那上面的赵碧琰三个字是假冒的……。”

赵碧琰听到这儿，生气地说：“这个铃木弥之助怎么变成这样的人呢？真可惜我丈夫对他的信任啊！”

小陈接着说：“让您生气的事情还在后面的呢。后来陈焜旺和吴甫文先生反复找他时，他竟然说当初您和您丈夫赵欣伯有话在先，数年之后，你们不来收回财产，就将其全部奉送给他了，随他自行支配。”

赵碧琰气得站了起来，颤抖地说：“这就是人心啊，见利忘意的小人。他也是日本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个知名的律师，怎么这么厚颜无耻呢？”

小陈看赵碧琰很激动，赶忙劝说她：“您老别太激动了，注意身体。”

随后，小陈端起了桌上的蓝花茶碗，喝了口茶，又接着说：“赵老，您也知道这八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情，您可千万别怪罪廖承志主任，他……”

赵碧琰听到这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就没那么大气了。她说：“我理解，我能理解。”

小陈继续说：“现在好了，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决定由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山本忠义继任您在日本的财产代理人。

小陈还告诉赵碧琰，时隔八年，她在日本的地产却一刻也没有清静过。国务院侨务委员会和日本东京华侨总会的陈焜旺先生更是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努力的机会。现在，她在日本的那些土地情况不妙。其中有非法占有的，在上面盖了房子，一间变两间，两间变楼房，愈发扩大自己的非法占用地盘；还有日本的一些黑帮集团干脆把建筑垃圾倒在土地上面，强行霸占。这都是当初铃木弥之助管理的时候，没有尽到管理的责任，给赵碧琰在日的财产造成的巨大损失，也增加了收回财产的难度。

她还说到目前为止日本东京裁判所已经接到了众多起诉，都说土地是自己的。一时间，东京家庭裁判所让赵碧琰的地产官司搅得乌烟瘴气，孰是孰非令他们一头雾水，反正东京家庭裁判所收了钱，立了案，不审是不合法的。倒是东京家庭裁判所以“假处分”的名义，收取了相当大的几笔押金，当真的所有者被证实后，其余人的押金均会被没收。

日本东京裁判所两年一次催促曾经立案的当事人，既然都说土地是自己的，就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地产的真正拥有者，这也包括中国的赵碧琰。言外之意，小陈这次来是代表国家侨委提醒赵碧琰拿出证据来，证明那些房产就是她的。赵碧琰听出来了小陈今天来的目的，却异乎寻常的平静，没有半句话。

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所以她的这起财产案还是得通过民间组织配合才能解决。但无论小陈怎么说，她仍然无动于衷。只是刚才气愤了，后来又恢复了平静。

小陈还是顺着她的话题说：陈焜旺先生在日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以赵碧琰的名义在东京裁判所备案，并交纳了诉讼的押金。

赵碧琰听了，想了，也消化了，可她确实不想说什么。她想的是，什么土地啊，财产啊，金钱啊，都是身外之物。我都这把年纪了，土都埋了大半截儿了，都是我的又能怎样呢？何况，我现在还是一个改造分子，每天早晨扫帚就是我的伴儿，我又求什么呢？只要全家人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李木在旁边沉不住气了，对赵碧琰和善地说：“赵老，八年前廖主任拜访您的时候，您不是承认了您就是当年的赵碧琰吗？赵欣伯是您的丈夫；您不是也承认了您在日本有笔巨额财产吗？如今，已经火烧眉毛了，您怎么却一言不发了呢？

对于小陈和李木的来访，赵碧琰只能感谢国家侨委对她的关心，她只有无奈地笑。因为在这八年里，从日本传来的消息，或是她跑出中国，或是她已经离开了人世，说是广州第一医院有她死亡的证明书，或是她的养子众多，什么赵国章，赵忠诚，赵立男，赵祥。简直让她自己都快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了。

今天，小陈和李木的出现，似乎是八年前的那个圆圈继续延伸，画来画去，又画回了起点，还是老生常谈，不一样的是铃木弥之助死了，骗子多了。赵碧琰不想再揭开心底的伤疤，所以她什么也不想说。

小陈和李木走后不久，赵碧琰的生活又发生了变化。她被告知不用再打扫街道了，可以享受晚年了，很快又从小石桥一号搬到了布巷子十号。

又过了两年安稳的日子后，一天，来自外交部的一男一女来找赵碧琰，女的就是此前来过的小陈，她这次来是要告诉赵碧琰，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终于要开庭了，但需要赵碧琰亲自到庭质证。

这回赵碧琰却严肃起来，她说：“我就是赵碧琰，有什么好证的，况且我不是把代理权都交给了日本东京华侨总会的陈焜旺吗？”

小陈说：“虽然您全权委托了陈会长，但这个财产的案子错综复杂，不是您想的那么简单，您是真正的财产拥有者，您怕什么？”

赵碧琰陷入了沉思，她又开始了沉默。跟小陈一起来的小伙子忙着记录的笔停了下来，几双眼睛盯着赵碧琰一个人。

小陈很怕赵碧琰又像两年前的那次会面似的，一言不发，但此时屋子里的人谁也猜不透赵碧琰此时在想什么，为什么听到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就要开庭的消息，不但不高兴，反而惆怅起来。

赵碧琰沉思了一下后，看着小陈说：“小陈，不是大妈不给你面子，大妈是不能答应你去日本啊！”

小陈愣了，简直琢磨不透这个老太太。身后那么大一笔财产，眼看就要弄个水落石出了，她却撂挑子了。不过，小陈好像看出了赵碧琰的心思，她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说不出口，又想说，说了又怕不妥。

小陈直截了当地说：“大妈，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有什么您尽管说，我做不了主的，我会向领导反映。”

赵碧琰叹了口气说：“我听说咱们国家有政策，对出国人员有严格的政审。尤其家里有‘杀、关、管’的，更不能出国了。我那大孙子还关在监狱里头呢？我要是答应了出国，那不是违反了国家的政策，犯了大错误吗？”

此时的赵碧琰心想，我孙子和日本的财产比起来，还是孙子重要。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我可以过清苦的日子，我也可以身无分文，但我决不能放弃我的孙子。

也许是赵碧琰的几句话有了效果，在北京第一监狱关押改造六个年头的赵昭明，突然被监狱长召见，说他有机会和他奶奶见面。同时，监狱长让他好好劝劝他奶奶，要积极配合关于日本财产案的事儿，让她去日本出庭。

祖孙俩见面后，赵昭明有些哽咽，还是赵碧琰表现的比较老练，在一顿寒暄之后，她稳了稳情绪问孙子怎么看待日本财产的事情。赵昭明劝告奶奶应该配合国家，毕竟廖承志主任还有那两们副会长，做了很大的努力才将案子捋到今天这个程度。

赵碧琰显出有些不高兴，对赵昭明说：“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还惦记着你爷爷在日本留下的那些财产，却不顾奶奶的死活，我都七十六岁了，飞那么高，摔死我怎么办？再说，那财产……”说到这里，奶奶却戛然而止了。她忽然想起了自己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旁边还有那么多听众呢，怎么能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

赵昭明似乎明白了奶奶那几个字的含义，也许奶奶担心财产回来的真正去向，也许那些财产对奶奶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可他还是耐心地对奶奶说：“奶奶，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财产的归属并不重要，您在我心里才是最最重要的。可您也得想一想，当初爷爷因为历史问题站错了位置，做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现在，有国家给咱们撑腰，能够拿回财产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呀，还有一层最深的意思，您没想过吗，财产拿回来了我们也可以为爷爷赎罪啊！再说，从廖承志主任去咱们家到现在都十几年了，好容易开庭了，您哪有不去的道理啊。”

孙子真真切切的话语，却把奶奶惹生气了。赵碧琰的声音提高了分贝：“你爷爷是你爷爷，我是我。我从嫁给你爷爷那天起，就从来没有参加过，没有干预过他的任何事情，财产是我们共同的，也是他留给我们祖孙几代以后生活用的。”

赵昭明说：“奶奶，您别激动，我劝您还是好好想想吧，您这次去日本，虽然辛苦，可于国家，于小家都是有意义的事情，您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应该去。”

赵碧琰听了孙子的话，没吭声。沉默过了一会，赵碧琰貌似想通了，她觉得孙子说的有道理，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同志们费了那么大力气，她一个汉奸的遗孀没有理由再较劲儿了，她决定拼上这把老骨头，再为孙男娣女们奔奔命，也为那死了的老头子赎赎罪。

这时候，廖承志复出恢复了工作，再次担任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日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也为赵碧琰在日财产案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廖承志认为赵碧琰的丈夫虽然有悖于中国人民，但是，赵碧琰是中国的公民，是归国华侨，她在国外的财产只有自己的祖国才能保护她的合法权益。

于是，廖承志给中央领导打报告请求帮助赵碧琰，为她办理了出国护照，还申请资金解决陪同她出国人员的差旅费用，还有包括赵碧琰本人出庭所需的押金，日本方面的律师费用等等。

根据日本的相关法律规定，负责这起案件的律师将要离任，意味着这起案子移交其它法官后，仅阅读案件的卷宗就要读上两年，何况这时候的财产拥有者赵碧琰已经七十六岁高龄了，万一赵碧琰突然故去，财产回归将遇到更大的难题，跨国财产案将变成遗产继承案，百分之七十的继承税收也将是个天文数字。

就此，日本方面在中国动荡的十年中不止一次请中国赵碧琰出庭，都被迫终止，原因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阻止了案件发展的进程。这次赵碧琰到日本出庭将是此案的历史性转折。

赵碧琰很久没有出过家门了，就别提出国了。国家考虑赵碧琰此行非同一般，必须有国家外交部人员陪同，即能够照顾赵碧琰的衣食起居，也给日本法院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更体现了中国外交部对这起财产案的重视程度。

最终陪同赵碧琰的是国家外交部的一个女同志，她叫陈会茹。她在大学的专业是日本语，这次出国的任务，她不但要照顾赵碧琰的起居，还要担任赵碧琰的日语翻译。

他们坐飞机到达东京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这时候的东京市区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赵碧琰记忆中的街巷已经被高楼大厦淹没了，十字路口也被立交桥取代了。

陈焜旺已经把他们的住宿安排妥当，按照外交部的指令，赵碧琰和陈会茹下榻在东京第一饭店的同一个套间。当天晚上，陈会茹就开始了工作。她把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紧张地帮助赵碧琰回忆过去的人，过去的事，特别是过去的一些年代和大事记。过去的老房子。让她尽快进入角色，以保证庭审的顺利。

开庭的时间到了，按当庭的法律规定除了日本律师以外，只准许当事人本人进入，其它任何人不得入内。

陈会茹不免有些担心，就一个劲地稳定赵碧琰的情绪，为她预测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叮嘱她遇到自己无法应对的问题要冷静，拿不准的事儿最好不说。

赵碧琰对陈会茹说：“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这次来日本不同于几十年前，我不是单枪匹马，我的祖国是我坚强的后盾，我没有什么可惧怕他们的。”她又拍了拍陈会茹的肩膀说：“我不是还有你呢嘛？”说完这些话的同时，赵碧琰似乎感觉轻松了，冲着陈会茹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而她的一席话也让陈会茹心里踏实了许多。

76年5月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一次开庭就是验明身份，对于赵碧琰来说简直就是让历史重新演绎。

 

赵碧琰自丈夫去世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日本话，但那痕迹是轻易不会磨灭的。东京家庭裁判所的法庭上，法官的问话还没有经过翻译赵碧琰就听懂了其中的意思。但她并不着急回答问题，而是等待翻译。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她给自己留有充足的考虑时间，可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力的回答方式。

虽然赵碧琰向外交部人员下了保证，在法庭上一定说实话，但她还是有自己的那份小九九。十年浩劫让她难以忘怀，财产可以不要了，但全家的性命攸关。如果再来一次什么大革命她这把老骨头也就罢了，可她的儿子、孙子以将何去何从，她不得不另做打算，缜密的思索之后，对待日本法官的问题她时而对答如流，不假思索；时而又问非所答，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

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一次开庭就是验明身份，对于赵碧琰来说简直就是让历史重新演绎。她在法庭上的叙述的时候，从赵欣伯到樱花，从住进东京都神田区猿乐町到富士山；从青春少女懵懂的耿维馥到御茶水学校的女学生；从赵欣伯的博士论文“刑法过失论”到后来的赵碧琰，都讲到了。法官都听入了神。……就这样，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对赵碧琰的第一次开庭顺利结束了。

有了第一次开庭的经验，赵碧琰没有先前那么不安了。

陈会茹是带着任务来的，时不时要和赵碧琰聊天，以便掌握更多的信息。她在言语中总是不断地试探赵碧琰在日本是否还有过去的老朋友，有没有跟他们联络过，知不知道他们还是不是健在……

一提到日本朋友的事儿，赵碧琰的那根神经便紧张了起来，一口否定没有朋友，更别提来往了。而陈会茹一觉出赵碧琰因为敏感而谨小慎微时，都安慰她说这是为了案子有所突破，当然绝不是为难，如果不愿意说，就先不说。

陈会茹的一席话说得赵碧琰很受感动，心想，这是何苦呢，人家虽然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为国家办事，可对我这一个老太太却照顾的无微不至，我还有什么瞒着掖着不说呢？

随后就是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二次庭审。庭审一开始，山田忠浩法官请赵碧琰讲一讲昭和十八年 (一九四三年)赵欣伯回国后的情况。赵碧琰并没有马上回答法官的问题，而是静静地坐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

这一分钟是赵碧琰急速地在脑子里转动的时间。她考虑怎样回答才不伤害自己，更不殃及家人。她毕竟是刚刚在北京的胡同里扫过街的老太太，大孙子还在监狱里不知道命运如何，儿子，孙子，孙女，这时候都一股脑搅进了她的脑海，她下意识地用手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赵碧琰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一九四三年，我跟我丈夫赵欣伯曾在日本将自己的财产妥善安顿好以后，又将其财产管理委托给了亲密朋友铃木弥之助，我丈夫的好友，你们日本的在册律师。那一年，我们从中国来的时候，到天津坐船先抵达汉城，会见了正好在汉城的板垣征四郎，受板垣君委托，我们在东京期间还拜访了板垣君的太太板垣喜久子……。”

山田法官这时候请她再详细地说说与板垣君太太的事情。

然后赵碧琰继续说：“我在东京居住时，板垣君与我丈夫是好朋友，男人事业上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只是后来认识了板垣喜久子，我们很说得来，也成了好朋友，经常互相串门，也经常互送各国的礼物给对方,闲暇的时候我们还互相切磋日本和中国菜肴……”

山田法官问：“请问赵欣伯君昭和十八年回国后，是不是以汉奸罪被关押到监狱服刑？”

法官的话音刚落，这回赵碧琰回答得快而且利索：“不是，他回国后一直在家，生活得很好。”

山田忠浩不动任何声色，按照自己的程序继续询问：“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赵欣伯是以汉奸罪被捕，最后死于中国北平监狱。”

赵碧琰听了山田忠浩的话以后,斩钉截铁地说：“不是。”

这时候，赵碧琰疑虑丛生，心中的阴影久久不能散去，临来日本前与孙子的特殊会面历历在目，她不知道失去自由的孙子是否还能走出监狱，她害怕自己哪句话说错了，会给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她在告诫自己，钱是身外之物，家人的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庭审继续着，赵碧琰好像只是一个躯壳摆放在那儿，任凭山田法官有千言万语，赵碧琰要么就是不开口，要么就所问非所答。

山田忠浩着急地搓着手，然后不停地摆弄着中国外交部对此案的照会全文。一边是中国政府的压力，一边是中国赵碧琰在法庭上的不配合表现，他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山田忠浩不得不叫停了第二次庭审。但庭审并没有结束。

之后，赵碧琰的身体还出现了一些状况，这让随行的陈会茹此后一步也不敢离开赵碧琰了。陈会茹向外交部汇报了赵碧琰的病情，并通知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赵碧琰因病，第三次开庭不能准时到达，请准予推迟开庭时间。

东京家庭裁判所山田忠浩接受了她们的请求，将第三次开庭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十天。

就在赵碧琰养病期间，日本东京华侨总会委托的律师小川休卫已经对板垣喜久子进行了调查，她还健在并且住在东京。

陈会茹也决定说服赵碧琰前去拜会板垣喜久子。如果真像赵碧琰在第二次开庭时说的那样，与板垣喜久子友情颇深，那么板垣喜久子一定会给赵碧琰出庭作证，她是赵碧琰的一个重量级证人,也是财产案的突破口之一。

不久，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三次开庭开始了。山田忠浩法官依然提前到达法庭，拉开了今天庭审的序幕，

山田法官说：“赵碧琰女士，您还能回忆起在东京都世田谷区成城町居住时的佣役吗？”

赵碧琰说：“都世田谷区成城町168番，是我们在日本拥有的第一所房子，也是我丈夫使用‘怀恩庐’作为赵宅堂号的开始，它也见证了我们在日本的奋斗经过。”

山田法官点了点头继续问话：“好，赵碧琰女士，您还接着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您还记得成城町的佣役吗？”

赵碧琰还是微微一笑说：“当然。”接着赵碧琰说出了一连串的名字：“麻田沙树、池田裕子、马场初子、井上阳子、宫泽山……”

山田法官打断了赵碧琰的话语，说：“好，佩服您的记忆力。”

听到山田法官这样说，赵碧琰还是笑了，但这次的笑是开心的笑，接过话茬说：“不好意思，您问的问题正好是我那个时候特别记忆的。”

山田法官觉得赵碧琰的谈话很有意思，问：“一个个佣役的姓名有什么可以让当年的太太那么感兴趣？”

赵碧琰似乎是听到太太的字眼比较敏感，特意直起了腰板说：“说起来惭愧，我那时候的日文还不是很好，在中国生，中国长，对日本文化实在匮乏。在沈阳跟我的同学藤田幸子学过一些日本话的皮毛，就算是我最初日语的基础了。“

山田法官似乎也对日本名字突然有兴趣了，他说：“不好意思，打断了你的谈话，请问这个藤田幸子又是谁呢？”

赵碧琰微微地一笑，好像回到了少女日期。她说：“那是我在沈阳上护士学校时的同学，那时候她父母在沈阳做生意，后来我还在东京见过她呢。”

山田法官急忙问：“你知道她如今在哪里？”

赵碧琰说：“很早以前，她就跟着丈夫去了韩国。”

山田法官有些失望，示意赵碧琰继续刚才的话题说。

这回赵碧琰没跑题，接的还挺快。她说：“嫁给我的丈夫之后，我便对日本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日本国的姓氏与中国的姓氏大相径庭，我总是记不好。于是就从自己家的佣役记起，所以对他们我的记忆很深刻。”

山田法官说：“好，赵碧琰女士，我们现在请一个人出来，你是否认识她。”赵碧琰心里嘀咕着，原来问了一大堆是为了考察我啊！”

山田法官说：“请证人进入法庭。”

赵碧琰听到证人，神情也立即警觉了起来。

证人进入法庭的门不是刚才赵碧琰进来的大门，而是法庭旁边的一个侧门.只见一位耳顺之年的老人，身体依然硬朗健壮，眼神中带着温和。他看着赵碧琰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站在那里时有些不自然。

赵碧琰并没有认真地端详此人，只是用眼睛一扫而过，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脸上已经写满了内容，但赵碧琰还是从他的眼神和举手投足般的谦卑中找到了当年的影子，但她没有作答，表情中似乎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山田法官认真地观察着他们，说：“请问赵碧琰女士，您认识这位先生吗？”赵碧琰有些滑稽，却反问了一句：“法官大人，你可以问一下这个人认识我吗？”

山田法官立即严肃了起来，他没有想到赵碧琰竟然质问起自己来了。他说：“请你遵守法庭纪律，你要回答我的问题，认识还是不认识。”

赵碧琰也有些被激怒了，接过山田法官的话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他。”赵碧琰的话音刚落，站在角落里的证人却有些着急，双脚向前蹭了蹭，腰稍稍的向前倾了倾说：“太太，您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您的车夫麻田沙树啊！”

赵碧琰听着麻田沙树的讲话，连眼珠也没向他这边动一下，依然清高地看着山田法官。

山田法官制止了麻田沙树的话语说：“请证人退下。”

随后又看了看赵碧琰，似乎知道赵碧琰其实是认出了麻田沙树，但她为什么不承认认识这个车夫，便不解地摇了摇头。

山田法官随后把脸扭向了刚才麻田沙树进来的那个门，说：“请证人马场初子进入法庭。”赵碧琰对这个马场初子再熟悉不过了。

赵碧琰当年见到她的时候还是个妙龄少女，对主人毕恭毕敬，做起事情干净利索。也可能是她的年龄小，当初有些惧怕赵碧琰，尤其是赵碧琰说中文的时候，她听不懂却总是猜想是不是在说她。

而眼前的这个马场初子与少女时代简直判若两人，清秀的面庞已经被许多碎细的皱纹淹没，肥硕发福的身体替代了曾经苗条的身躯。赵碧琰等待着山田法官让她确认的问话，却出乎赵碧琰的意料，山田法官却把话题给了这个马场初子，说：“请你向法庭申明身份。”

赵碧琰有些惊愕，被山田法官搞糊涂了，她想：本来嘛，我是主子，他们都应该来认我，岂有我去认他们的道理，还算你这个山田忠浩识相。

就在这时法庭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马场初子向法庭报告了自己的基本情况，然后对着赵碧琰向法官说出了这样一席话：报告法官，这个坐在我对面的老女人不是世田谷区成城町赵欣伯的太太，她是个假冒的赵碧琰。我在赵府做过多年的佣人，我不认识她。

山田法官很镇静，听到马场初子的语言后并没有任何表情，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赵碧琰，而此时的赵碧琰更没有表情，却笑了。

马场初子退庭了，山田忠浩对赵碧琰说：“赵碧琰女士，她是你刚才说得那个马场初子吗？”

赵碧琰仍然是若无其事地样子说：“她不认识我没关系，但她不能说我不是赵欣伯的太太，更不能说我不是赵碧琰！何况一个小小的佣人，就连日本赫赫有名的律师铃木弥之助都会说假话，我可以理解，都是为了钱，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我不予理睬，随他们怎么编造，我还是我，我是住在世田谷区成城町的主人赵碧琰，信不信由你们吧！”

山田法官完全具备一个法官的基本素质，法庭上这个小小的波澜对于他根本算不得什么，经他审理的案子多了，什么情景没有见过。他仍然保持着那份矜持，但却不忘记观察赵碧琰的言行举止，在这个小小的插曲中辨别赵碧琰的真伪。

其实这个马场初子就是赵府以前的女佣，她今天不认证赵碧琰，却也证实了赵碧琰刚才的一席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原来马场初子现在的住宅就建筑在赵碧琰名下的土地上，她担心如果认证了赵碧琰，土地一但成了有主土地，她的住宅基地便成为了非法建筑。

她很清楚，如果政府认定了非法建筑，结果将是两个出路，一个限期交出所在住宅，二是交付巨资买下宅地。二者对于她来讲无一可取。

而如果今天做了假证，不认这个赵碧琰，她便可以妄想着自己下半辈子将无忧无虑地享受着这块不费吹灰之力而得到的土地。

本次庭审结束了。其实赵碧琰可能还全然不知，在她经历的三次开庭过程中，还有三位同样顶着伪满州国立法院院长夫人赵碧琰名字的女子，同样在接受着东京家庭裁判所的庭审。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在等着赵碧琰，请看下期

 

 

1976年5月，跨国财产大案在经历三次庭审未果之后，又进行了第四次庭审，这次庭审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因为在这一天的早上，东京家庭裁判所的法庭内要迎来同一个姓名的四个主人公，她们都自称是伪满州国立法院院长的夫人赵碧琰；她们都自圆其说自己是巨额财产的归属人；她们还都认为自己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就是赵碧琰。

今天，山田忠浩格外的兴奋，他觉得一下子同时看到四个赵碧琰坐在他的面前很过瘾，这是他法官历程中最有挑战性的庭审。

四位赵碧琰徐徐到庭，虽然山田忠浩已经单独开庭并接触过她们每一个人，可把这四个人摆在一起，简直让山田法官多少有些惊诧。他们的眉眼真的有些相像，一样的清瘦，一样的优雅，一样的落落大方。

因为都是叫赵碧琰，她们面前的桌牌上便以地名区分，从左向右一字排列，第一位是香港赵碧琰，保养得十分在意，看上去也就五十岁左右。面庞清秀，一副金丝边眼镜，整齐的短发，感觉风度翩翩。

挨着她旁边的那位是第二位台湾赵碧琰，体态匀称，身着合体的中式丝绸上衣，有机的将服装和文化结合在一起，似乎在她的身上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依次排序的第三位是新加坡赵碧琰，她端庄秀雅，淡施胭粉，一个心型挂坠恰到好处地悬在两边的锁骨中间。

而在座次最后一位的，也就是我们排序的第四位桌牌标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赵碧琰，也是唯一一位没有任何修饰的赵碧琰，更是真正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花白的头发，嘴角下垂，眼神混浊，在她身上简直找不到“文化”、“气质”、“高雅”、“修养”的字眼，更难与将要“争抢”的巨额财产画上等号。

境外还有媒体报道还有一位马来西亚的赵碧琰盘着高高的发髻，方形的棕色眼镜后面是一双冷漠警惕的眼眸，举手投足中渗透出贵妇的气质

随着一槌重音敲过，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第四次庭审开始了。

山田法官说：“各位女士好，你们都说自己是赵碧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世界各地来到我们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那么，赵碧琰只有一个。你们当中谁是谁非呢，请记住，法律是相信证据的，下面我将提出问题，请从左边第一位赵碧琰开始，依次回答。”

第一个问题：“请各位女士回答，您与赵欣伯君相识、相恋、婚育的过程。”

前面三个赵碧琰讲述的版本大致相同，似乎是商量好了似的。最让山田不可理解的是中国赵碧琰，她不卑不亢地说：“山田法官，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我记得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已经陈述了，如果今天您再要求我说一遍的话，我认为是在玩弄我的感情，我拒绝回答。”

山田法官无语，只好说：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力。

山田忠浩定了定神，看着各位“赵碧琰”，他说“各位女士，请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请回答你们藏匿财产的地点。”

众“赵碧琰”似乎是异口同声：“东京都世田谷区成城町168番的地下。”中国的赵碧琰是等她们都说完了才回答这个问题。

山田法官点了点头说：“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请各位女士回忆一下，秘库的位置和秘库的形状，然后用剪刀剪出纸样儿。”

好戏开场了。此时的她们迟迟没有拿起剪刀，有的愣愣地看着山田法官，有的盯着剪刀和纸张凝思，还有的索性提出了抗议。

只见中国的赵碧琰掏出老花镜，然后很自信地开始了行动。她拿起纸张，对折了一下，用左手拿起剪刀顺势剪出了一个出头的“E”字。平铺在桌子上的时候，露出了一人镂空的“丰”型。随后，她把剪刀当啷一声扔到了桌角。

看到这里，山田忠浩的目的达到了，他的这一环节就是想验证两个问题，一个是谁用左手操作，另一个就是地库的“丰”字形状。

此时，四个“赵碧琰”当中，终于有一个与众不同了。

山田忠浩又提出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问题，也许是想缓和一下庭内紧张的气氛。他说：“各位女士，既然是赵欣伯君的夫人，你们能拿证据吗？比如书信，照片或者互送的礼物。”

停顿片刻，来自台湾的赵碧琰举了手，请求发言。她说：“我是赵碧琰。我父亲叫赵明，母亲叫赵黄氏，祖籍是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我这里有一张我和丈夫赵欣伯当年的合影，还有他给我的亲笔信。”

赵碧琰斜眼看了她了一眼，嘴角露出了轻蔑的一笑。她心想，请您弄清楚了再来好不好，假的也别太离谱了。我姓耿，不姓赵。当然父亲也不是赵明了。

山田忠浩也觉得这个赵碧琰有点儿不打自招，谁问你父母姓什么名谁了，更没说什么祖籍啊。但他还是让旁边的法警把证据拿了过来。他看到照片中一对夫妇，男的是赵欣伯，在照片的右边，左边就是眼前的台湾赵碧琰。他又拿起了那封信，文章开始的称呼：“碧琰”，落款为“愚夫，赵欣伯”。他没有看中间的内容，也许是篇幅太长，庭审中没有那么长时间。

这时候，没等山田法官说话，又站出了一位，说她也有照片为证。

是那位新加坡赵碧琰。她把心型挂坠从乳沟的上方托了出来，打开挂坠的刹那眼角还挤出几滴泪珠。她说：“这是我跟欣伯的约定，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会在一起。”

山田法官说：“您能把它摘下来，让我看看里面的照片吗？”

新加坡的赵碧琰带着哭腔地说：“对不起，法官，我答应过欣伯一刻也不能离开他，要不，我走过去让您看。”

山田法官笑了笑，他心里在想，我确实也不能趴在你的乳沟上仔细端详。

旁边的几个赵碧琰也为她的举动躁动起来，中国的赵碧琰只是低头听着，没有表情，也没有言语。

山田法官冲着新加坡赵碧琰说：“那好，我们不在这里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休庭后我再看你的证据。”

山田法官的最后一个问题更为蹊跷。他用目光扫了一遍眼前的四位老人说：“各位女士，昭和八年，你们在哪里？”

看得出来，几位赵碧琰的脑子都在急速地转动，寻找着正确的答案。

这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东京、奉天、北平”。山田并不理会谁对谁错，继续问他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各位女士，你们的儿子昭和八年在什么地方？”

此言一出，似乎鸦雀无声，只有最后的中国赵碧琰，用眼睛扫描了一下在场的各位赵碧琰，看她们中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意思，才开口说了话。

她说：“在高轮学习日语，后转入日本东京市立赤羽小学读书。”

这时的山田忠浩似乎还没有问过瘾，继续他的问题：“各位女士，在昭和八年，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的夫人赵碧琰，在东京帝国医院做了妇科手术，请做过此手术的女士把手举起来。”

戏剧真的发生了，四位老人一齐把手举了起来。

山田法官不禁暗暗地一笑，他说：“昭和八年，赵碧琰女士在东京帝国医院做的手术是子宫切除手术，东京家庭裁判所已经联络了该医院配合，休庭后，也请各位女士配合，前去验证。”

山田忠浩讲完后，众赵碧琰哗然，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中国赵碧琰不动声色，她心想：没想到，我身体中丢了的那个零件还做了证据了。

庭审之后，陈会茹提议，为了找到对案子最有力的证人、证言、证物，想和赵碧琰去拜访一下板垣夫人板垣喜久子。说行动就行动，很快，日本律师小川休卫，外交部陈会茹还有赵碧琰，他们一同前往板垣喜久子的住所拜访。两个人见面后，显得分外亲切，言谈不止。板垣喜久子成为了很有力的一个证人。

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五次开庭比起前几次有些隆重，除了山田忠浩法官之外，他旁边还增加了一个法官，前几次开庭赵碧琰没有见过他。

律师小川休卫这次也在庭内，坐在赵碧琰的旁边。座位上还有铃木弥之助去世后管理她财产的代理人山本忠义。

开庭了，还是山田忠浩法官问话：“赵碧琰女士，你能确认你给本法庭递交的身份证明是真实有效的吗？”

赵碧琰一听便想起了陈会茹的话，轻蔑地看了一眼山田法官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的国家，还有我的国家公证部门证明的文件怎么可能不是真实有效的呢？”

山田法官看出了赵碧琰的不满。他说：“你不要误会，我身为法官必须遵照日本国法律办事，在法庭上也要遵守法庭程序，你只说“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山田法官问：“请问你在日本所有土地的地契及一切说明财产是你所有的文书为什么不提交本法庭？”

赵碧琰还是三个字：“没有了，但财产确实是我的。”

  后来赵昭明介绍奶奶在法庭上没敢说出实情因为当时“文革”还没结束，那些东西在文革中已经被烧了。老太太一直心有余悸。

山田忠浩听到赵碧琰一问三不知,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便斜眼先看了看脸色一直严肃的小川休卫。然后把脸扭过去看了一眼山本忠义,却宣布了暂时休庭，过二十分钟继续开庭.

也许是奶奶的功劳，赵昭明被提前四年释放了。赵昭明回到家的第二天，奶奶也从日本回来了。赵昭明很关心奶奶的事，赵碧琰本不想和家人提开庭的事情，但架不住赵昭明的刨根问底，她还是决定让孙子知道一些相关的情况。

日本的庭审没有结果，四个女人都无法证明自己就是真的赵碧琰，而在世界的另外几个角落，还有人在盯着这笔巨额财产。

在香港的医院里，一伙人中的一人弄瞎了自己的左眼，之后，这伙人从香港飞抵了日本东京，向东京家庭裁判所提起诉讼，证明那个失去左眼的男人才是财产的拥有者，他的名字叫赵宗阳，是赵碧琰的儿子。

还有一个叫李岳的人，以赵碧琰姑爷的身份密谋着这笔巨款，并声称赵碧琰及其儿子和女儿已经去世，只有自己具备了继承遗产的资格。但假的终归要被识破，李岳很快便被公安机关抓获。

 

时代总在进步，黑夜总在呼唤黎明，赵家人在等待中终于盼到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很快，赵宗阳就收到“关于错划自己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的平反文件，恢复干部名称，恢复原工资级别等。

而赵昭明呢，从监狱回来的第二年就平反了，还补发了工资，又回到了他热爱的七尺讲台。要说现在这一家人应该是幸福的，也“平反”了，也“摘帽”了，但这时，他们依然忘不了赵碧琰一九七六年的日本之行，忘不了仍然沉睡在日本的本属于她的巨额财产。

赵宗阳一直希望能够帮助母亲赢回这笔财产，所以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但一直都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直到有一天，赵宗阳在日本的好朋友杨嫣然给他写来一封信。赵宗阳看到那封信非常高兴，顿时闪出一个念头：赵宗阳想求助杨嫣然帮助他在日本的报纸登则“寻人启示”，寻找他的同学，进而以自己来证明赵碧琰的身份！赵昭明得知这个想法后也不得不称妙。因为赵碧琰只有一个赵宗阳一个儿子，而赵宗阳又只有一个母亲，用儿子的身份证明母亲，还能是假的吗？”

杨嫣然真不愧是赵宗阳多年的好朋友，没过多久，在日本的《读卖新闻》报上，就出现了一个六厘米见方的寻人启示，寻找赵宗阳在昭和八年至昭和十年间在日本东京市立赤羽小学的同学。

这个时候，由中国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律师协会等几个部分组成了赵碧琰财产调查小组，国家为赵碧琰财产案指派了律师付志人和马德昌两位同志负责。两位律师都是我国律师队伍中的佼佼者，是资深的法律学者。特别是付志人，他曾经担任过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出庭辩护律师，积累了丰富的庭审经验。当他们接受了赵碧琰财产小组的委聘之后，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审阅了陈焜旺从日本法院拷具的全部法律文件，了解了整个案件的情况。

付志人、马德昌两位律师接到任务后，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布巷子十号见赵碧琰。不久，陈焜旺从日本回到了中国。陈焜旺拿出了足足六十份全权委任状需要赵碧琰签署，这样有了她的亲笔签字，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干预不法分子的行动了。

但赵碧琰当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而是在和儿孙协商后，过了一段日子，才让孙子赵昭明代表自己去签字。在经过北京市公正处的公正后，从此赵昭明便成了赵碧琰的执笔人。陈焜旺虽然拿到了赵碧琰的全权委托书，但他所要做的事情并不轻松。因为日本东京裁判所并没有承认中国赵碧琰的存在，山本忠义的赵碧琰土地管理者仍然有效。此时，证明赵碧琰的身份已经是迫在眉睫。

就在这两位律师同陷困惑之中时，赵碧琰的独生儿子赵宗阳却不断的带给他们惊喜。他把所有能证明赵碧琰身份的证人名单详细的记录了下来，并加上了详细的说明，每一个姓氏中间都有一段鲜活的故事，而故事之中都会牵扯到一个共同的名字——赵碧琰。

赵宗阳去过北京市律师协会见过付志人和马德昌之后，他更坚定地走自己的取证之路，而此时一个喜讯接着一个喜讯地找上门来，令他似有拨开乌云见晴日的感觉。政府先是分配给他们家一套四居室的新房，随后赵宗阳就在这里接待了第一位客人——他在日本的老同学汤川正三。汤川正三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曾经为中国方方正正的汉字所倾倒。这次他有机会随日本民间摄影爱好代表团访问中国。说来也巧，他正想找机会来中国会会他的老同学，身上还带着赵宗阳登报的那个寻人启示。老同学相见别提有多激动了，他们拥抱在一起，久久地没有分开。

酒足饭饱之时，汤川正三从随身的皮包中拿出了一摞精致的信封，数一数足足有十一封。他告诉赵宗阳日本同学看到那则寻人启示之后互相联络奔走相告，当他们知道我要随日本民间摄影爱好代表团访问中国，便纷纷写好回信让我带给你，并让我转告对你的祝福。

赵宗阳看着那些信件，泪水湿润了眼眶。他知道那不是普通的信件，而是他的寄托和希望。汤川正三临行前，赵宗阳全家在他下榻的北京华侨大厦宴请了他。赵宗阳特意邀请了国务院侨办的同志参加。因为他要当着他们的面儿，把十一封给日本的回信让汤川正三带回日本，请他转告同学们，他一定力争在有生之年去日本拜访他们。

俩律师仔细阅读了赵宗阳父子俩交给他们的名单，记录十分详细，从民国时期到解放后，凡是与他家有密切关系的人一个不落地写在上面。有赵欣伯立法院的秘书、庶务、职员到家庭中的陪读、裁缝、佣人、车夫，甚至连赵欣伯的看坟人都在其中。唯一的亲戚是居住在沈阳沈河区的赵碧琰的弟弟耿维耕。

很快，赵宗阳还给了两位律师一个特大的惊喜，他提出了一个与赵碧琰关系密切的重量级人物，那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三妹妹金韫颖和她的丈夫郭布罗润麒。这个郭布罗润麒是清朝大臣荣源的儿子，宣统的皇后宛容的弟弟。

赵宗阳跟两位律师说的就是这位当初的“三格格”，她跟母亲赵碧琰早在一九三零年就是好朋友。在日本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的青春年华。她们都喜欢旗袍，当初还都让一个叫孙永亭的裁缝给她们俩一人制作一个呢！

付志人听了赵宗阳的讲述，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位金韫（运）颖可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据说她还是东城区政协常务委员。末代皇帝的直系亲戚在日本更是享有名望的，她的证人证言的份量可想而知啊！”

在成功的取得金韫颖的证言之后，赵宗阳父子又有机会和律师付志人和马德昌一同去沈阳搜集证据。赵宗阳探望了自己的亲三舅耿维耕，并成功取证。还利用这个时机去了一趟哈尔滨，找到了当年给赵碧琰做旗袍的孙永亭。两位律师成功在辽宁省档案馆搜集到了有关赵欣伯和赵碧琰许多相关的资料。这次东北之行，这四个男人可谓收获颇丰。

从东北回到北京后，赵宗阳在家里找到了他珍藏了许久的他十二岁时一家三口在日本的合影。赵宗阳把这张照片视为生命，每每坐在书桌前他都会对着照片凝神片刻，赵昭明还把所有记录着他所参加的赵碧琰财产案的一切相关内容都写进了一个硬皮本里。打开硬皮本，漂亮的小楷写满了一整页，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沈阳之行的证人、证言及所述情况的详细内容，注解中还有当地职能部门的认证。共有七个人，那么也就有七份证词可以证明赵碧琰的身份。

赵宗阳还把汤川正三回日本后，将他的同学们给他的十一封回信都搜集整理到了一块。还给儿子赵昭明念信里的内容， 其中一封信里写道：宗阳，你可还记得赤羽小学的那块特殊的地方——猫塚吗？

猫塚是赵宗阳在日本小学校里念书的时候，班里同学在废墟中救出的一只小猫，一直在班里豢养，后来死了，我们就在校园里把小猫厚葬了，还为它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猫塚’两字，以此来纪念小猫。

赵昭明突然高兴地说道：“爸，您怎么没想到呢，这不都是很好的人证、物证吗？”赵宗阳被儿子的一声尖叫吓了一跳，想想儿子说的话，也对啊，我小时候的细节只有我这些同学们能够证明，我是赵宗阳，那么母亲只有一个，也就证明了赵碧琰的身份了。儿子的一席话提醒了赵宗阳，也就在此时他心中随之生出了又一个证明身份的计划。

赵宗阳像宝贝一样 把同学的十一封信读了又读，看了又看，还把每一封来信的信笺中附加了一份说明，说明写这封信的主人是谁；当初家在东京的什么位置；在赤羽小学上学时坐在哪个座位上；他们一起玩耍时有什么趣事；互相赠送过什么礼物；甚至还努力追忆了他们小时候的音容笑貌，乃至举止言行。

虽然赵宗阳在一天天的变老，但有些记忆却永不可磨灭，他还能清楚的画出他在日本上学时的赤羽小学平面图。还能记得和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故事，这都成为了财产案取证的要件之一。

不久，国务院侨办电话通知这赵宗阳父子俩去开会，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俩就直奔了国务院侨办。赵宗阳郑重地提出：“我母亲的财产是在日本，官司又是在日本打，那么会不会在日本的证据越多，打赢的可能性越大。我是在日本出生的，又在日本上学，上学时同学很多，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讲述我在日本生活的那段历史。”

彭主任听后，不住的点着头说：“好想法，新突破。”赵宗阳得到彭主任的赞许更兴奋地说：“您想想，如果能证明我的身份，赵碧琰的身份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母亲只有一个，我又是她的独生儿子……。”彭主任非常认同赵宗阳的想法。

付志人和马德昌已经几天没有回到办公室了。为了赵宗阳的那份证人名单，他们没黑天没白日的走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很快，他们也接到了“赵碧琰财产调查小组”领导的命令，要求尽快整理好手头掌握的证据。

律师协会办公室里，付志人和马德昌也开始审核他们辛苦弄到的资料，很快，一封国际挂号信便飞向了日本东京。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赵碧琰东京财产案又一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这一天，赵宗阳和付志人，还有国务院侨办的李森，一同奔赴首都飞机场，飞往日本。

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继一九七六年宣判赵碧琰“不在者”之后，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了。而在这当中，中国政府一天也没有放弃。终于，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终于宣布再次开庭了，决定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而这次出庭的关键人物就是赵宗阳。

庭审当天，陈焜旺陪同赵宗阳和付志人一同等候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律师黑田寿男，还有东京第一律师协会副会长及日本律师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小川休卫先生的到来。人到齐了之后，陈焜旺给他们互相介绍。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很快，山田忠浩敲响了法槌，赵碧琰东京财产案再次庭审开始。

山田忠浩看着赵宗阳，声音低沉地问：“赵宗阳，你还有其它的名字吗？”

赵宗阳马上回答：“我三岁时因患急性脑膜炎入北平协和医院就医，因后遗症左眼水晶体混浊，导致左眼失明。”说话间，赵宗阳摘下了茶色眼镜，指着左眼说：“您可以验证，我这只眼睛是没有视力的。由于眼睛失明，我父母不情愿接受这个现实，他们总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奇迹会发生，曾给我起名叫赵重光，希望我有朝一日能重见光明.但这个名字没有叫起来，大概只有家里的佣役们知道。而我上学、毕业证件、工作履历、户籍证明都用的是赵宗阳这个名字。”

山田忠浩走下审判台，近距离地观察着赵宗阳的左眼，看到了白色的眼球没有神采，上眼皮的肌肉稍稍地萎缩，能够感觉出左右两只眼睛的高低区别。其实山田忠浩早就在卷宗中知道了这个细节，这是一条证明赵宗阳身份的重要线索，但出于职业，他亲自进行了认证。

赵宗阳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他出生时日本帝国医院的证明，说：“我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农历乙丑五月初五晚上十二点出生的，也就是大正十四年。这是我的出生证明请您验证，您也可以到日本东京大塚警察署查证我的出生户籍。”

从法庭的角落走来一位年轻帅气的法官，双手戴着白色手套，拿过赵宗阳递上的证明走到山田忠浩面前呈上。

赵宗阳继续说：“我出生后与父母住在东京都小石川区第六天町五十番地。一周岁时随父母回到中国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市。那时候是因为父亲任张作霖临时政府的法律顾问。两周岁与父母一起回到中国的北平，四周岁时因为眼疾随父母到日本东京治病，住在东京都庆应大学附属医院大楼。后来五岁到七岁时都随父母在中国的奉天和新京，新京就是现在中国的长春市。”

这些内容对于山田忠浩来说其实早就知晓了，但他愿意倾听证人本人的陈述。赵宗阳再往后的表述却惊动了山田的那根特殊的神经。“我是八岁的时候随父母回到日本，住在高轮区南町七番地，我还记得那里的电话是高轮2380。母亲为了让我尽快掌握日本语言，还聘请了日语教师佐井茜，教授我日语两年之久。”

山田忠浩打断了赵宗阳的话说：“停！你还记得那个左井茜的情况吗？”赵宗阳稍稍想了想说：“时间已经久远，但我还记得她的模样，细高的身材，皮肤白皙，一笑还有两个酒窝，嘴角的下方有个痦子。后来关系很熟了的时候，我妈还跟她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人把长在嘴角的痦子说成是‘说痦’，就是能说会道的意思。”

听到这儿，在场的人都觉得赵宗阳说得挺有意思，相对而笑。赵宗阳却一本正经地继续说：“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五日，也就是昭和九年。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刮着风，是个阴天，父母亲两个人带我去日本东京市立赤羽小学校报到，学级是小学三年级。在这里我一直读到五年级，那时的班主任名字叫藤井元子。法官大人，我今年五十九岁了，通过寻找，我的赤羽小学同学们很多还都健在，我想他们也一定能证明我的身份。”

山田忠浩听到这里，问赵宗阳还能记起他在日本的同学姓名吗！

赵宗阳听到山田忠浩问到这里，简直是心花怒放，他就盼望着那十一封来信能够派上用场；盼望着他把“猫塚”的故事讲给当庭法官听；盼望着在法庭上展示他精心绘画的赤羽小学平面图纸。他抬高了嗓门说：“当然记得，比如汤川正三、西岛富江、太原美久子、杉山翰雄、井坂裕子、竹岛隆夫、伊东顺子……”

山田看他说得兴致勃勃，便打断了说：“好了，暂时说到这吧，你把你知道的同学姓名写出来，递给本法庭，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取证工作。”……

庭审结束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东京家庭裁判的第一次开庭确实开了一个好头，为下面的庭审做了良好的铺垫。

下一次开庭的时间安排在了半个月之后，这不免让付志人和赵宗阳觉得时间抻得太长，但是他们却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既来之则安之，山田忠浩这样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

山田把一本本关于赵碧琰案件的卷宗分成两类，一类是来自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赵碧琰的取证资料，另一类是日本本土的证人证言。而赵宗阳庭审中提到的户籍、赤羽小学，他还是第一次从证人陈述中听到。他决定事不宜迟，立即前去取证。

山田忠浩的第一站是东京大塚警察署，警官们热情地接待了他。经过认真查找，一份原始的赵宗阳的户籍证明出现了，那上面清楚地记录着赵宗阳出生时的基本情况。出生时间就是大正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准确无误，而父母一栏中分明赫然写着赵欣伯和赵碧琰的名字。

他马不停蹄，来到了赤羽小学。赵宗阳图纸上的赤羽小学已经面目全非了，唯独体育馆后面的“猫塚”仍然存留在那里。他走访了当年的老师，讲述了“猫塚”的由来，后来学校为了纪念同学们的那份善良和动人的故事，特意重修了“猫塚”，旁边栽种了常青的松柏，修建了一个圆形的底座，把原来同学们用石块戳在地上的墓碑，变成一米多的石碑，上面用漂亮的楷书刻着“猫塚”两个醒目的大字。

而让山田忠浩惊异的还远不止这些，竟然在赵宗阳曾经就读过的赤羽小学档案中发现了他的毕业证书，还有黑白的免冠照片。从照片上单纯、清瘦，天真无邪的少年赵宗阳，与庭审中的暮年男性相对照，二者的眉宇间有近乎相同的元素，在那瘦长的脸颊上添加了岁月的痕迹之后，不就是现在的那个赵宗阳吗？

山田忠浩愈发兴奋起来，为自己选择赵宗阳作为第一证人而欣慰。他让助理拿出庭审中赵宗阳提供的同学名单，请求学校帮忙查找。如果他的同学们能够出庭作证，那将是庭审中不可或缺的重头戏，人证、物证、理证聚齐的时候，案件必将进入尾声。

赵宗阳虽然在休息中，但也没闲着，几天来他一直想去图书馆看看，恰好在他们下榻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家六层楼高的图书馆，建筑古朴，文雅大气。走进静谧的图书馆,他向工作人员提出了自己想寻找有关赵欣伯资料的请求。图书馆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很快就帮助他找到了赵欣伯的全部索引，让赵宗阳欣喜若狂。赵宗阳迫不及待地抱着那些资料，把所有牵扯到赵欣伯字样的文字全都复印了出来，他的心情很激动，手在不住的颤抖。

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关于赵碧琰财产案的第二次庭审如约而至了。庭审中，山田忠浩问赵宗阳：“请你说出你的父亲赵欣伯的死因及埋葬的过程。”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但对赵宗阳来说，那情景却历历在目。

赵宗阳稳了稳自己的情绪说：“我父亲赵欣伯在一九五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被公安机关传讯，当日因心脏病猝死。是我父亲的司机老六，还有我家的杂工，名叫马青成帮助我一起把尸体拉回家，并给我父亲换了衣服，装棺后埋葬在北京柏彦庄我们家的祖坟里。后来到了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因为北京北大医院占地，仅仅埋葬了两年的父亲尸体被迫起坟，迁移到北郊人民公墓七区四百一十八穴埋葬。”悲痛之中赵宗阳没有忘记开庭前付志人律师的交待，从桌上摆放的一堆文件中抽出了那份领穴证明，说：“法官大人，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它为证，请您验证。

山田忠浩为自己不得已的问话所触动，在赵宗阳的陈述中他也在分辨着真伪。一纸领穴证明更能说明一切，任何人不能拿这等事情开玩笑的。

山田继续庭审说：“赵宗阳，你还记得你们家在日本的赵宅堂号吗？”赵宗阳根本不假思索，随口说：“记得，是怀恩庐三个字。”

山田忠浩看了看自己掌握的卷宗，一个字都不差。他又问：“你还记得哪一年用的怀恩庐的赵家堂号吗？那时候，你们全家住在什么地方。”

赵宗阳好像已经从痛苦的回忆中走了出来，山田忠浩的话音刚落，他就说：“记得，是我十岁的时候，昭和十年，那时我们家住在东京都世田谷区成城町一百六十八番地。”

一直在外面的付志人律师微微地一笑，他佩服赵宗阳回答问题的精准度，年代清楚，记忆清晰。

本次庭审后，山田忠浩又和助手找到了最有价值的人证来证明赵宗阳的真实身份。一个周末的早晨，几辆轿车惊扰了赤羽小学的安宁。十一位已是耳顺之年的老人回到了母校，他们是前来为同学赵宗阳作证的证人，山田忠浩的车直接驶入了校园，车上下来四个人，法院副院长，山田忠浩及助手，还有那位年轻的书记员。赤羽小学的几位负责人已经一字排开迎接着这些不同寻常的客人。

临时法庭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学生教室，十一位同学坐在教室的前两排座位上。山田忠浩坐在了教室的讲台位置，边上坐着赵宗阳。而中国的付志人律师、东京华侨总会的陈焜旺先生、赤羽小学的校长等几位先生，破例作为旁听坐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别开生面的法庭庭审开始了。

山田忠浩望着眼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老人们，首先对他们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这个庭审现场表示感谢。他一边指着赵宗阳，一边问这十一位老人：“请问同学们都认识这位来自中国的先生吗？”老人们全都像小孩子似的异口同声地高喊：“认识，他是赵宗阳。”此时的赵宗阳脸上洋溢着亲切与温暖。

山田忠浩随后给助手使了个眼色，助手立即站了起来给老们每人发了一张纸。山田忠浩说：“麻烦各位在纸张上画出你们上学时的校园原貌、教室的朝向以及教室内部的摆设，谢谢你们。”

老人们像是上学时拿到试卷一样认真地思考着。书写时的认真劲不亚于小学时候的考试。几分钟后，在他们郑重填写了名字之后，交到了山田忠浩的手里。山田忠浩迫不及待地把它们一一平摊在讲台上，把赵宗阳此前的书写与其它同学的一一比对，相同结果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山田忠浩随后又开始了提问，他先叫了大谷旭乃。问道：“请问大谷君，你还有印象赵宗阳曾经送给过你一张画吗？”这条线索是赵宗阳提供给山田忠浩同学名单时写的其中一个。而山田忠浩看到刚才的证词中有大谷旭乃时，油然想起了这个证词。

大谷旭乃毕竟是花甲之年，记忆力有了一定的减退，他先是拍了拍脑门儿，想了片刻，然后缓缓地说：“我想起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一副炭画，上面画着一头牛。”山田忠浩又问：“大谷君，你没有记错吗？”大谷旭乃认真地说：“没错，就是一头牛，好像还有小河、青草什么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和赵宗阳都是属牛的。那是我九岁生日时，他画在贺卡上送给我的。”

这时候，下面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笑容同样落在了赵宗阳的脸上。

随后的问题更让这些老顽童们忘乎所以。老人们又一次拿到一张白纸。山田忠浩说：“请大家书写出你们上学时经常玩儿的一个游戏，是跟雨伞有关的。”教室里顿时发出了“哈哈”的欢笑声，只见大家迅速地在纸上画出了一笔画的雨伞，在伞把的两边填写着各式各样的名字，最后他们写上了游戏的名字“雨伞下的真情”。

老人们指着赵宗阳七嘴八舌地说：“那时候，雨伞下的名字经常是赵宗阳和美久子。”坐在角落里的美久子听到同学们说起当年的事儿仍然不好意思。有意思的是山田忠浩没有打断老人们兴致勃勃的回忆，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庭审。

赵宗阳感慨万千，同学们的到来让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感受到日本东京裁判所的真诚，让案件一步步走向光明。赵宗阳在日本的几次庭审结束了，当庭没有做出裁决。

经过几个月的等待，1984年的中秋节这一天，赵家收到了从日本东京传来的喜讯，东京家庭裁判所终于对赵碧琰财产案进行了最后判决。判决书中说：取消山本忠义律师为不在者赵碧琰财产管理人的决定，由赵碧琰本人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赵碧琰胜诉的消息立即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所有正义的人们无不为中国政府拍手称快。

历时21年的跨国财产大案能够最终胜诉，赵碧琰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国家的帮助，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因此她对国家的感激之情一刻也没有减轻，她已经暗下决心，财产回归的那一天就是她把钱捐献给国家的日子。她坎坷的一生中，哪一个劫难都是因为有了国家的宽容，有了党的关怀，才有她赵碧琰的今天。

中秋之夜，花好月圆。赵碧琰全家围坐在一起，享受人间团圆的幸福。就在这时，赵碧琰突然宣布把财产的百分之八十捐献出来，用于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说完后，她稳稳地坐在了座位上。看得出来，她很欣慰。心胸坦荡，别无他求。

她的这一行为还是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要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祖国，回报社会。赵碧琰于1989年九月去世，享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