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篇所说，当今中国人之所以普遍持金钱至上式的世界观，是由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论之深信不疑。其实，许多中国人对中国社会泛滥的金钱至上现象也很反感，可是，有意思的是，不少中国人在反对金钱至上或物质至上时，往往走向另一种极端，这另一种极端的具体表现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实用主义怀有极其鄙视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人之所以金钱至上，是因为中国人太实用主义了。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是，这种对实用主义的鄙视实际上从反面印证了他们自己无意识中也过高估价了物质对人类生活的作用，掉入了另一种形式的物质至上论陷阱。这些人错误地认为，只有物质才对人类有实用价值，上层建筑里都是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他们不明白，政治权利，道德品格，政治制度，思想，法律，宗教等等，可以说上层建筑里的绝大多数东西，其实都是很实用的东西，与人的实际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物质基础的高低与好坏。西方国家建立民主法制制度，西方人积极推动人权运动，并不是为了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或是为了什么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的崇高理想，而是出于改善人类社会生活质量这一非常现实的实用目的。西方社会里的几乎每一个制度，每一个机构都是为某个实用的目的而存在，连宗教都是出于人的需要而存在。人毕竟是高等动物，不能说只有满足人的动物需求的东西才有实用价值，上层建筑里的许多东西，哪怕像宗教，艺术这些表面上看上去纯属精神领域的东西，都是人类出于自己的实际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是人不可或缺的实际需求。人更是社会动物，人与人之间如何交往，如何分工，如何相互帮助，又如何相互制约，可以说所有社会规则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只有靠上层建筑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都是直接关系到人每天现实生活的很实用的因素。连自称相信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不也坚持要绝对掌控国家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吗？实用的共产党当权者们心里很明白，上层建筑里的东西非常有用，比如，人民如何思想，权力由谁来分配，等等。事实上，你只要看看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哪些方面敢于放权，哪些方面坚决不放权，就能分清，到底是上层建筑里的东西更有用，还是经济基础更有用。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在经济基础方面给人民下放了一些权利，但他们改革的底线是绝不把任何上层建筑方面的权力下放给中国人民，比如，意识形态，言论工具（书刊报纸，电视台，电台，及网络），权力分配体制等等，都是中共不惜一切一定要绝对掌控的上层建筑事物。由此可见，上层建筑里的东西不仅不是没有实用价值，而是恰恰相反，上层建筑里的很多东西要远比经济基础有用得多。

所以，我的结论是，上层建筑里的大多数东西其实很有用，上层建筑里的某些东西甚至比经济基础或者说钱要有用得多，上层建筑里的所有东西中，最有用的就是权力。事实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最有用的东西从来不是钱，而是权力，这是为什么中共情愿给中国人民钱，但绝不愿给中国人民权。西方人看重人权，西方人时刻注意捍卫自己的政治权利，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实用主义，那些只懂得要钱，不懂得要政治权利的中国人，不是实用主义，而是贪小失大，只顾捡芝麻，却不知丢了西瓜的愚昧主义。而要改变当今中国愚昧主义泛滥的现状，最主要的障碍是党一贯的愚民政策和枪杆子的长期压迫。有些人爱从中国传统文化上寻找中国金钱至上泛滥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天生就是物质动物。如果中国人真的天生是马克思主义物质动物，中共为什么要不惜代价地牢牢控制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他们为什么那么怕宗教在中国的自由发展？如果中国人天生不在乎精神追求，中共只要掌握枪杆子就够了，为什么它还非要掌握笔杆子？掌握笔杆子，就是要掌控人民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普遍对上层建筑之实用价值的缺乏认知，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腐败问题的认识。很多中国人看官员腐败，眼睛只懂得盯着看他们贪了多少钱，有些人甚至因此得出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腐败的荒谬结论。我在网上曾经读到有人赞叹当年身为国家副主席的王洪文工资只有六十多块钱一个月的事实。的确，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官员里贪钱的很少，因为在毛泽东时代，金钱没有什么用，光有钱，没有票，也买不到东西，有钱还可能被当成阶级敌人，招来杀身之祸。在那个时代，权力才是唯一最有用的东西。虽然权力在任何国家都最有用，但在毛泽东式社会里，拥有权力的实用价值比在民主社会里要高出千倍万倍，拥有权力也比拥有金钱安全千倍万倍，有钱可能被没收，被革命，有权力才能万无一失，才能有一切，包括物质生活水平：有权力就有特供有特权，就可以得到普通民众有钱也买不到的许多东西。以王洪文为例，他虽然一个月只拿六十多块钱的工资，但他无聊了可以打猎消遣，可以骑摩托车解闷，更不要说其他从住所到生活服务上的各种特权，一个月挣六十多块钱的一般民众，其生活水平和待遇与王洪文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权力总是最有用的东西，权力的实用价值在任何国家都比金钱要高，在列宁式体制里，权力的实用价值更是绝对地高于一切，因此，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贪腐并不是贪钱，而是贪权。这里要插一句的是，我并不是说贪钱不可恶，而是说哪种行为更恶劣，哪种行为才是问题的根本，以中共官员的贪钱为例，中共官员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如此普遍地贪钱，是因为他们首先贪到了权。什么是贪权？用不正当手段获得金钱叫做贪钱，以此类推，用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力或使用权力就叫贪权，比如，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自己的老婆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副手林彪把自己二十几岁的儿子林立果从大学毕业生一步提拔为空军副部长，等等，都是最显而易见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力和使用权力的例证。如果你进一步细想一下，连毛泽东手中的权力都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赢得过中国人民的选票，他靠的是向境外反华势力出卖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来换得权力，而他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惜搞乱全国人民的生活，发动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难道不是不正当使用权力行为之极？我每次听到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腐就觉得实在好笑，一个自己滥用权力到不顾亿万国民死活的人，一个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把整个国家推入到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的人，这样的人难道他自己不就是腐败透顶？毛泽东提拔自己老婆做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显而易见的腐败之举难道不就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共官员再腐败，还没有人胆敢明目张胆地提拔自己老婆做政治局委员吧？

再进一步看世界上所有的列宁式国家，自从列宁式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有能力通过征服本国人民的民心，靠合法的民主选举上台，所有曾经在台上的和现在仍然在台上的共产党政权都只能通过不正当手段夺得政权，夺得政权后又都以不正当手段来保住自己的权力，有人曾说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共贪党，这种说法真是再名副其实不过了。毛泽东式的滥用权力之腐败行为在列宁式国家里比比皆是，斯大林在毛泽东之前就曾经为巩固自己的私权，在苏联搞大肃反运动，1937年到1938年两年之间每天平均枪毙一千个苏联人，苏联人民为斯大林个人手中的权力付出了极其惨烈的生命代价。毛泽东不过是斯大林的模仿者，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许多口号，比如“向党内资产阶级开炮”，要“继续革命，以防止党内干部变修蜕化”等等，与斯大林在苏联搞大肃反运动时使用的口号一模一样，斯大林和毛泽东滥用权力，对人民实施暴行都是共产党国家最高权力极度腐败的例证，今天，北朝鲜最高领导人还在天天上演着斯大林毛泽东式的腐败历史剧。共产党国家泛滥的最高权力腐败说明，列宁为共产党国家设计的体制反人性，反科学，从设计上天生就存在严重的致命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