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的“中国特色”是穿着马列破鞋的垃圾。中国文学，文学作品，是垃圾堆上的杂草和蛆虫。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侵略了我们的民族，侵害了我们的国家。”导致民族意识的丧失，民族自尊的丧尽，民族信心的破灭，民族意志的沉沦，因而丧失了自身的民族精神。共产党凭借马克思“反封建”的主张把秦始皇在前221年“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君主平民政府”到1912年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全盘否定，继而把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全部一扫光了，导致了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否定思潮。
毛澤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白表示，他不會容忍自五四运动以來知識份子所扮演的獨立批評角色，如果有人還不明白，“王实味事件”就是一個警告。“王实味事件”也顯示了教育與使用恐怖手段威脅的兩手策略。在後來的反右运动與文化大革命等邉又校泄惨辉偈褂敏Y爭王实味的方式來鎮壓反對者。
“王实味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剧性因素集中表现在：他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也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他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
在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极端民主化”主张的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被悄然建构起来。这种革命伦理与长期以来人们广泛认同的道理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张力。“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斩断了世俗伦常的亲情和友情，“党性”与“人性”似乎变得水火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结果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因素不断发展蔓延。（王实味因为批判“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当年延安的生平气象，写了《野百合花》，被毛的手下用钝刀砍杀于枯井。妻子刘莹探詢了31年才获知死訊）
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出版机关陆续被国有化，书刊的发行渠道被统一操控，作家也被作家联盟监控。严密的审查制度生效，而文学作品则以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导原则，强调作品的思想性。这段时候曾有一些因不符合党的文学原则而遭到批判及整肃，如胡适及胡风。社会现实主义成为既定的风格，这最终也引发政府与作家之间的冲突。
中国政府辖下的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审查将要公开出售的所有中国文学作品。这个机关有权审查及禁止任何形式在中国的印刷，电子或是互联网出版物。由于出版者须要得到这个机关的发牌许可，故此这个机关也有权力去否定人民出版的权利及勒令完全关闭不遵守这个机关指示的出版商。即使网络畅销书《鬼吹灯》也要在刊行前重写，并删掉有关超自然的部分。
习近平这个二百五，在北京主持召开专门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妄图与72年前（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提并论。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在赞扬中国文艺工作者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批评"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认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习近平只是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要为人民服务……却无一字谈到创作自由问题。事实上， 审查制度才是中国文学和艺术面临的鬼门关。只要这个制度继续存在，中国就不会有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只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遵命文艺、太监文艺、婊子文艺、马屁文艺以及法西斯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