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贾雷德·梅森·戴蒙德指出，较早出现粮食（包括家畜家禽）生产并且长期技术领先的，是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和黄河及长江中下游等地，但是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和北欧及其移民到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的社会后来居上，在技术上领先并且在政治和经济上支配世界。戴蒙德把新月沃土等粮食生产等技术领先和西欧北欧后来居上的原因基本上归结为地理环境。

首先，戴蒙德认为新月沃土未能在近代保持技术领先是因为生态环境脆弱而长期遭到破坏。

新月沃土包括黎凡特（今约旦、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的两河下游）和阿纳托利亚的一部分（今天属于土耳其）。

新月沃土沙漠化的原因，可能基本上是气候变化而雨量大减。去年10月BBC报导：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帕顿(Ash Parton) 团队发现，季风每过2.3万年都会深入阿拉伯腹地一次，使得那里的植物茁壮生长，动物繁衍生息。这一发现已经发表在《地质学》(Geology)期刊上。

帕顿说，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类祖先“在当今阿拉伯的很多地区都无法生存。”他说，“现在，印度洋季风只能扫过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所以其他地方都是沙漠。

帕顿和他的同事现在却证明，阿拉伯也曾经历过好几段雨量充沛的时期。这将在阿拉伯催生草原和林地，使之更适宜人类生存，从而支撑人类更早离开非洲的理论。

帕顿的团队研究了阿拉伯东南部干涸的河床。他们在一个采石场找到了Al Sibetah，那里保存着许多来自河流底部的淤泥和沉积物，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万年前。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那里曾经有过5段湿润的时期。在那些时期内，河流会从那里经过，淤泥逐步沉积。而在干旱时期，当地的水流匮乏，淤泥沉积量减少。第一个湿润的时期发生在16万至15万年前，最近一个时期大约在5.5万年前。

之前的研究表明，这些时期的降雨量的确有所增加，但并不清楚具体增加了多少。在炎热的沙漠中，如果增加的雨量不多，便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最新研究表明，新增的降雨足以支撑起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

中国也曾有较大的气候变化，我在旧文中引述过：

【竺可桢于1972年提出5000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他认为西周早期气候较为寒冷，到春秋时期趋于温暖，并一直持续到两汉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于4世纪前半叶达到顶点，估计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至4℃。7世纪中期，气候变得温暖，唐代的年平均气温也高于现代2℃左右。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到12世纪初，加剧转寒，直至15世纪进入小冰期。15世纪以来的500年间，17世纪特别是1650至1700年间最为寒冷，其年均气温要比现在冷2℃左右。（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张丕远、王铮、刘啸雷、周清波认为：历史上中国气温存在三次大的突变。分别位于280年、880年前后和1230至1260年间。在480至500年间降水量发生一次大转折，导致中国从湿润变得干旱。汉代温暖期延续到280年左右。在880至1230年的气候阶段，中国气候出现明显的混沌特征。1230至1260年间的气候突变是近2000年中最大的变化。（张丕远、王铮、刘啸雷：中国近2000年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辑》第24卷第9期(1994年)。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第51卷第4期(1996年)）】

其次，戴蒙德认为中国未能保持技术领先是因为东亚大陆大的半岛和岛屿少而各部分独立性小而且交通便利，因而自前221年秦统一之后很多时候保持统一，阻碍了创新，而西欧北欧大的半岛和岛屿多而各部分独立性大而且交通便利性中等，因而欧洲从未统一过，最大的罗马帝国也只征服了欧洲的不到一半，有利于创新。

再次，戴蒙德认为新月沃土、中国和欧洲都一直受到中亚草原骑马的游牧民族野蛮入侵的威胁，但受威胁的程度不同。蒙古入侵者终于破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灌溉系统，但中亚游牧民族没有一只在匈牙利平原以西的欧洲森林站稳过脚跟。

第四，戴蒙德认为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文明国家路途遥远，实际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孤岛。这种相对孤立状态导致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

第五，戴蒙德认为文化因素除了环境造成的，还有偶然的，例如中国长期使用难以学习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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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乐山水：宏大历史哲学的突破

（2016-1-24）

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三类：史料学、历史哲学以及二者的结合。历史学者大多做史料学，少数做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的结合，极少数做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又可以分为小型历史哲学和宏大历史哲学，后者更是罕有人迹。

宏大历史哲学的先驱是英国学者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1934至1961年出版了12卷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包含7个文明的历史，但被批评为对非西方文明的史料审辨不足。此后30多年无人敢于问津宏大历史哲学，都觉得太难了。

由于几位奇才的大作，宏大历史哲学从1990年代末以来可以说是已经获得突破。

第一位奇才是美国的贾雷德·梅森·戴蒙德 （Jared Mason Diamond，1937年9月10日－），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1997年出版《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这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基本观点是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发展。

戴蒙德说，这种观点被历史学者们认为是错误的或过于简单的环境决定论，或者认为了解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差异和社会差异太难了，但是一些学科提供的新知识提供了对上述问题的新眼光。这些学科有：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人类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戴蒙德青少年时的志向和学养受到父母的影响。他母亲是教师兼语言学者，父亲是儿童遗传病医师。他中小学时志向是医师，7岁时还曾狂热地观察和研究野鸟。从小学到大学主要受到语言、历史和写作训练，然后读生理学研究生，1961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研究分属两个领域，一是分子生理学，二是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生物历史的科学。

第二位奇才是以色列的尤瓦尔·诺尔·赫拉里（Yuval Noah Harari，1976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2012年出版《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4）。这也是一部人类发展史，从如下多学科角度考察：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心理学等。

赫拉里2002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专攻中世纪史和军事史。

第三位奇才是中国的刘仲敬（1974年12月10日－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现代史方向博士生。读博士两年，已出版专著5部：

《民国纪事本末》（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

《从华夏到中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

《安·兰德传 : 生平与思想 》（商务印书馆，2015年）

《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

《守先待后 : 思想、格局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刘仲敬从中国现代宪政史扩展到华夏政治史，旁及世界政治史。刘仲敬的文章网上很多，称得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刘仲敬12岁（1986年）和13岁之间，为消磨时间开始读《史记》，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这条线路引导他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刘仲敬1992年17岁考入华西医科大学。1996年21岁毕业后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法医10年。

刘仲敬说影响他最大的是约2003年之前读的三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他认为，“……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

刘仲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演化生物学的影响，比较像戴蒙德。

2009年34岁进入四川大学世界史专业读硕士，37岁获硕士。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和麦考莱《英国史》。2013年38岁进入武大历史学院读博士。

晶报访刘仲敬：智力优越的“游士”和极端脆弱的少数派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11398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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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胡焕庸线新表现、成因和起始

2015-12-10

旧文“一带一路等投资概念炒作和投资体制背景”中曾经引述过胡焕庸线：

【中国东南半边和西北半边自然条件天差地别，造成人口分布和密度悬殊。对此，地理学者胡焕庸1935年提出了瑷珲-腾冲线（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这是一条贯穿中国版图的假想直线段，从中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瑷珲区一直延伸到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腾冲市：

胡焕庸说，“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1935-2）1987年，胡焕庸修订说，“……东半部面积占目前全国的42.9%，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在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地区，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4%；而西半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6%……”（“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地区分布”）】

1987年的数字修订，胡焕庸根据中国大陆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排除二战后台湾光复和外蒙古独立导致中国版图变动的因素。中国大陆人口增长约1.5倍，1949年后历经多次向西部移民，这条人口地理界线依然效果不变。胡焕庸线可以在近年的中国人口密度图中显示效果：

近日见到胡焕庸线的一些新表现，例如QQ两亿在线用户分布图中，在线网民分布从东部密集到西部稀疏乃至空白的截然分界线：

再如中央气象台的中国雾霾日数实况图：

再如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布局方案图：

胡焕庸线的成因首先是中国地形三级梯状分布：

大图：

https://pic3.zhimg.com/62bf952efa10fa7f92a7a6ebe624355a_r.jpg#sthash.eVtS1POp.dpuf

中国地形造成了如下气候分区：

夏季海洋季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和冬季西伯利亚季风（温带季风）给胡焕庸线东侧送来降水，但被西侧的高山和高原挡住。这造成了接近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年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年降水量的东西部截然界线造成了接近于中国年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中国东部半湿润区与西部半干旱区的截然界限：

东西部地形的高低悬殊和海洋季风造成了接近于东北之外的胡焕庸线的中国年平均气温10度等温线：

胡焕庸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地形三级梯状分布以及海洋季风和西伯利亚季风，这是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虽然社会、经济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被很多人反对，可是胡焕庸线却强有力地支持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

胡焕庸线可能始于中国1230至1260年的气温降低突变。

竺可桢于1972年提出5000年来中国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他认为西周早期气候较为寒冷，到春秋时期趋于温暖，并一直持续到两汉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于4世纪前半叶达到顶点，估计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至4℃。7世纪中期，气候变得温暖，唐代的年平均气温也高于现代2℃左右。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到12世纪初，加剧转寒，直至15世纪进入小冰期。15世纪以来的500年间，17世纪特别是1650至1700年间最为寒冷，其年均气温要比现在冷2℃左右。（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张丕远、王铮、刘啸雷、周清波认为：历史上中国气温存在三次大的突变。分别位于280年、880年前后和1230至1260年间。在480至500年间降水量发生一次大转折，导致中国从湿润变得干旱。汉代温暖期延续到280年左右。在880至1230年的气候阶段，中国气候出现明显的混沌特征。1230至1260年间的气候突变是近2000年中最大的变化。（张丕远、王铮、刘啸雷：中国近2000年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辑》第24卷第9期(1994年)。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第51卷第4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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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再谈东亚两河法家帝国

（2016-2-1）

我在昨天的文章里说到东亚大陆法家帝国。实际上与包含阿拉伯半岛或其一部分的伊斯兰帝国相比，应该说是包含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或其一部分的法家帝国，可以叫作东亚两河法家帝国。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战国时期华夏（汉语族）族群占优势的地区。

昨天的文章说到法家帝国的九个阶段，其中有三轮循环。

第一轮循环包含第一阶段的大一统和第二阶段的南北分裂：

【第一阶段是第一华夏帝国（秦汉魏西晋）时期，从前221年秦灭六国到316年西晋灭亡。

第二阶段是南北朝时期，从317年东晋建立到589年隋灭南朝陈。南方是第二华夏帝国（东晋、南朝），北方是439年开始的第一鲜卑（蒙古）帝国（北朝）。】

东晋和南朝是比较纯粹的秦政制，而北朝以及后来的隋唐五代辽西夏金元清在东北亚等非华夏区继续实行部落联盟制，在华夏区继续实行秦政制。

第二轮循环包含第三第四阶段的大一统和第四阶段的南北西分裂和南北分裂：

【第三阶段是第二鲜卑帝国（隋唐）时期，从589年隋灭南朝陈到907年唐朝灭亡。

第四阶段是沙陀（突厥）帝国（五代）时期，从907年后梁建立到960年后周灭亡。

第五阶段是宋辽西夏金时期，从960年北宋建立到1278年元灭南宋。有第三华夏帝国（两宋）、契丹（蒙古）辽帝国、党项（羌和鲜卑的混合）西夏帝国和女真（通古斯）金帝国。】

东晋和南朝不能扩张到北方，因为华夏族群的军事技术和能力以及以战功获富贵的制度和风尚都已衰败。

鲜卑武士为主体的隋军征服南方，建立帝国。同样是鲜卑武士为主体的军队更征服朝鲜和大片中亚地区。

鲜卑武士腐化蜕变到不能打仗了，其他中亚武士成为唐军的主体，最后沙陀武士成为唐军的主体，建立帝国。建立后梁的军阀（节度使）朱温是汉人，但其军队的主体是沙陀武士，后四代开朝君主都是沙陀军阀。

北宋不是大一统帝国，而是南方帝国，与东北和燕云的辽金和西北的西夏鼎立。这是南方帝国较大的南北朝，而南宋和金更像南北朝了。

第三轮循环包含第六到第九阶段的大一统帝国：

【第六阶段是蒙元帝国时期，1278年元灭南宋到1368年元廷从大都（今北京）逃到漠北的上都。

第七阶段是第四华夏（明）帝国时期。从1368年元廷北逃到1644年李自成打进北京。

第八阶段是满清帝国时期，从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到1912年灭亡。

第九阶段是第五华夏帝国时期，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今。】

两宋如同东晋和南朝，不能扩张到燕云、东北和西北，还是因为华夏族群的军事技术和能力以及以战功获富贵的制度和风尚都已衰败。如果没有蒙古军队的向南征服，金军终将征服南宋。

元代华夏族群叛乱，借助于来自波斯的明教，如同太平军借助于来自西方的基督宗教。而明末饥民叛乱武装没有外来宗教整合，有了权力迅速腐化失败。

民初的名义上大一统，是全靠英国和日本支持的北洋军阀维持的。北伐军和解放军的叛乱成功，全靠苏联资金、军火和顾问援助以及革命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

中国终将跳出这种死循环，但是何时能跳出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