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伟大导师毛泽东，并以此纪念他以惊人的魄力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

这个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规模空前浩大的、有亿万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仍被中国乃至世界的反对势力，加诸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成千、成万奋不顾身为这次大革命献出宝 贵生命的革命同志，则被反对势力妖魔化为红毛绿眼、为非作歹的野心家和流氓匪徒。他们之中不仅包括在第一次资反路线中死难和受伤的工人、农民、战士、学 生、教师、干部以及社会人员，而且包括在“二月逆流”中，横遭各地党内、军内走资派镇压的死难同志;还包括此后因受走资派挑动，而在内战中牺牲的革命造反 派，和因受走资派蒙蔽而为走资派无谓牺牲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教师、干部以及社会人员。

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百万计的被强加与错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而事实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只有极少数人，且早已被革命造反派反对与打击)， 而遭难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在10月6日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阴谋发动的“苦迭打”中，遭到非法拘捕的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同志，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因此而遭受株连的所谓“三种人”，其中的大多数也属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献身的牺牲者。

我们不否认在这场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混进了一些乘革命之机、图谋不轨的不良分子，这是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但他们仅是大革命洪 流中的泥沙，而且不断受到大革命运动的冲洗。大革命运动受到了干扰，但大革命运动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前进着，其实干扰大革命运动方向的人中确有一些犯错误 的革命者，但更多的正是走资派培植的自己人或他们的同伙。有些事情，如“西纠”、“东纠”、“海纠”，和后来的“联动”中某些人的打、砸、抢和滥打、滥 杀，还有抓“516”反革命集团的扩大化，其中大部分就是各级走资派有意制造的。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它其实也是当年党内最大的走 资派邓小平等人鼓励和操纵的。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中，许多破坏文化革命的事情，竟然变成了革命行动。例如天安门反对文化大革命暴乱中的烧房 子、烧车、打人等等劣迹，却变成了革命行为，历史的黑白颠倒，莫此为甚了。

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对目前黑白颠倒的历史事实起一点匡正谬误的作用。我相信广大革命同志和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们，终能从历史材料的比较分辨中，认清什么是 血泪的事实，什么是无耻的谎言。一时弄不清的问题，许多文革历史之谜，也能随着当事人的最后证言和历史档案的解密，逐步弄清真相。

我们绝不否认，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由于组织队伍的庞杂和思想认识的差异，加上对毛泽东思想学习的不够和革命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在工作中确实 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工作的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客观上帮助了走资派。但是工作的失误毕竟不是反革命问题，把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文 化大革命运动视为“十年浩劫”，甚至污蔑之为文化反革命，把为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而与走资派路线生死斗争的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审判，处 以徒刑、死刑，恰恰从反面证实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是篡夺革命果实、压迫人民、危害人民、逆历史而动的社会公敌。

毛泽东思想万岁!人民万岁!

戚本禹

2016年1月12日

2016年5月16日，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标志性的日子。2016年5月8日，是我年届85周岁的生日。而在2016年2月24 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确诊我为腺癌晚期，且已转移扩散。但我能高兴地看到，“岁月留痕”，我的《回忆录》前后历五年时间的努力写作与反复修改，在香港中国 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的帮助下，能赶在5月16日前这个好日子里在香港出版了。

1986年1月，我从秦城监狱18年刑满释放，定居上海不久，就有一家美国的出版社找来，并先将40万美元的版费先行打到银行我私人的账号上，要买下我《回忆录》的版权。我知道他们想要我写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立即退回了他们已汇到我账上的40万美元。

这以后，这么多年，有许多人，有着各种各样动机的人，都来找过我，劝我，要求我写我的《回忆录》。我都婉拒了。我当然会写的，但不会受他人的观点思想左右。我也在思考、等待。加之回忆录中所述的，沉重的著述工作，几乎占有了我全部时间。这件我生前必须完成的任务，就这样一直拖到了现在，才有了这个结果。

《回忆录》是留给历史的我的最后作品。《回忆录》中表明的我的立场、我的观点、我的价值取向是鲜明的。读者看后都会了然。但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 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真实性负责。但大家知道的原因，我已没有查证档案材料的条 件，和访谈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能力，仅凭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不完整，或是遗漏的地方。如有不妥、错误之处，请知情人指正。但我更希望将来文革档案的解冻与 公开，能有相关的档案材料，佐证我《回忆录》中描述的全部事件与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 些事都是真的。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一切帮助我完成这本《回忆录》的朋友们。特别向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向都江堰的朋友彭伟致谢，五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与帮助!向先后参与和帮助我整理文稿的孟繁华、郭亚馥、高海清、冯国治、汪晖等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戚本禹

2016年3月21日于上海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