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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独立须民间持枪 香港民主靠年轻人勇敢
送交者: 樊斤品 2016年06月11日15:44:3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古希腊人的德性中包括勇气,这是中国古代德性基本不包括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最崇尚的德性,就是勇气。他们的神祗可能没有一个是完全高尚的,但没有一个不是勇武的。自由的秘诀在于勇敢,自由有如肌肉,越用越发达!正如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所说:“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当自由在窗外招手、虚弱的专制政权拼命挣扎、企图苟延残喘的时候,要获取自由,最需要的已经不是智谋,而一举挣脱松动的枷锁、破窗而出的血性和勇气!这个时刻,耽于一己利害得失的精于算计的头脑,反而是夺取自由的最大障碍!下面一个事例能说明这个道理。

 

美国科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头饥饿的狮子放入一座饲养着20只短尾猕猴的特殊饲养场,这个饲养场全封闭,且无可攀爬之处,结果猴群争相逃命,望一个角落挤成一大堆,强壮的猴子们占据着靠里面的位置,为之不惜把候群中的老、幼、弱者推挤到外面让狮子尽情撕咬……结果,狮子从从容容地把猴子一个个地抓出来吃掉。显而易见,聪明的猴子之所以被吃,纯属咎由自取,因为以它们拥有的锐利爪、牙,如果团结一致围攻狮子,完全可以把狮子打垮。与之对应,科学家把另一头饥饿的狮子放入另一座饲养着20只牛犊的特殊饲养场,出人意料的是,愚笨的牛犊们没有四散奔逃,反而排成半圆阵,以初生傇角对着狮子,严阵以待,饥饿之下,狮子发威进攻,咬死了一牛犊,其他的牛犊却一起上前把狮子死死顶住,狮子居然被顶死了!

 

面对恶魔,每只猴子无疑是精明的,因为抢先逃跑更有利于保存自己;而牛犊的举动,对个体来说,是非理性的、不明智的,因为上前顶撞狮子将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但是,个体行为的理性并不等于集体行为的理性,由于猴子的精明是以牺牲其他个体生存机会为代价的自私行为、也是放弃聚合集体力量抗敌的短期行为,反而造成了集体行为的非理性,从而被狮子各个击破。同样,个体行为的非理性也并不等于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牛犊个体不管三七二十一,个个上前顶撞狮子,最大限度地聚合成抗敌的集体力量,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你一头狮子纵有铁爪钢牙,又怎么拗得过20头不知死活的“疯牛”同时发飙的犟劲,因此,牛犊这种个体的行为的非理性反而造成了牛群集体行为的理性,从而得到了最好的结局:损失比猴子小得多,却打垮了天敌,彻底消除了危险源。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结局对比?猴子究竟比牛犊差在哪里?猴子差就差在比牛犊自私自利——精于个体的算计!在遭遇天敌时,猴子有足够的智商算计个体的利害得失,然而,也正因为个体利害的计较,猴子成了胆小鬼,成了“改良”的鼓吹者!

 

牛没有这种算计的智商,而且牛天生有一副犟脾气,脾气上来了不管后果,因此牛容易豁出去;牛犊更因为缺少经验,根本不知道狮子的厉害,对付狮子没有心理障碍,因此牛犊比成牛更为勇敢,素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说法。牛犊能够团结一致地顶撞狮子,最终把狮子顶死,不是因为牛犊能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牛犊中有“组织者”,而完全是因为一股没有算计的勇气——为自由而死的“革命”勇气。今天,香港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不怕死的“牛犊”。

 

在以上事例中,狮子象征着专制政权;牛犊,就象一举推翻齐奥塞斯库残暴政权的反专制群体;而猴子,恰似“经济动物”化的中国民众、犬儒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上,有时勇气本身也会带来一种冲力,会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从而战胜专制势力。为什么有人要“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呢?黑格尔说过:“主人(指公民)为了尊严(自由)而战,而奴隶却为了自己的口粮而妥协”。可见,贪生怕死就是奴性。奴才就是宁愿受奴役而鄙视抗争的,此所以心奴之为心奴。自由人是通过勇气与奴隶区分开来。近些年来,常常发生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愤而行凶杀人的事情。当事人都说得很明白,他们并不是没那份工资就没法活下去,他们是受不了那份窝囊气(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杀人是对的)。最让民工们愤愤不平的还不是贫穷本身,而是因为贫穷而被人瞧不起、被人侮辱、被人不当成人。古今中外,驱使人们铤而走险的,常常不是利益,而是自尊心,是那股子气,那股子血性,是要求得到承认的意志。

 

 

宪政民主的两个条件(台湾独立必须民间持枪)

 

力量均衡是宪政民主的前提,“一边倒”是专制的温床。古希腊的修希底德斯说:正义存在于强者之间。这并不是说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规则,而是不可能存在正义的规则。因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规则就是我将你打倒,让你服从于我,这就是唯一的规则,这是人的本性。一个持剑的人和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的争执,必然会一边倒。两个都持剑的人发生争执,或者一大堆剑客之间存在着永远的争执,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由于害怕同归于尽,所以大家终于坐下来谈判,决定终止互相追杀、互相毁灭的状况,签订一个大家都能继续活下去的社会契约,组成一个叫做“利维坦”的国家,然后社会就和平了。可见,力量均衡是规则、正义、权利和宪政的前提。因此,可以准确地说:正义的规则是力量均衡的产物,就象公正的奥运会本身就是勇敢者的游戏一样。

 

当某一集团准备使用暴力时,若有其它暴力集团对付它,就使其无法一党独大。这时有两种可能:一是相互混战到同归于尽;尚若出现各集团无意或无能力以暴灭暴的情况,唯一可行的就是妥协:这就是文明的表现。各集团如果要建立共同的政府,就必须约定掌权者必须平等对待对方,特别是不准以暴力对待反对方。你执掌权力就必须接受这个约束条件,否则就与权力无缘;于是统治者唯有接受进笼子为执政的约定条件了。这个限制政府权力的约定,就是宪政精神。宪政之所以能起作用,并不仅仅是宪政本身的力量,而是社会上已经储存了足够的制暴力量,让政府不能施暴。你掌权后若违约钻出笼子施暴,社会有足够的力量制服你。

 

希腊罗马文化是剑的文化,正义女神拿的就是剑和天平。渴望自由、正义的人们,当你们手中没有剑的时候,公平、正义不会来到你们身边的。公平、正义永远需要剑来护卫。剑最早用于对付野兽,后来主要用于人与人之间。剑是恶的,它满足我最野蛮的占有、毁灭、支配、统治的欲望;剑又是善的,它能捍卫我的食物、我的牛马、我的房屋、我的家人、我的信仰、我的尊严。

 

东方第一个近代化国家——日本,是武士用刀建立起来的,也不是读书人用理论和宣言建立起来的。所以本尼迪克特用来形容日本民族的归纳是两个词:菊与刀;或者说美和力量。日本存在过与中国不同,但是与欧洲近似的封建制度和武士(骑士)制度,这一点和他们能够建立东方第一个近代的、类似宪政的国家存在关联。余英时考证过中国古代的“士”,认为最早的“士”是既读书,又习武的,后来慢慢分化,读书的只管读书,舞剑的只管舞剑。至少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士还是可以佩剑的,好像刘伶就曾经喝醉了酒手持宝剑去砍苍蝇,不过他也只能是砍苍蝇而已,所以魏晋诠释的就是两个字:悲哀。中国的文明,自从士解下佩剑,就彻底没落了。

 

强权并非公理,公理也并非强权。人们不能单凭公理,没有力量是不能克敌致胜的。

 

第一个宪政国家——英国是贵族们用剑建立起来的。1215年英国的主要贵族加上部分市民的力量超过国王的力量,国王被打败,签定了限制国王征税的大宪章确立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奠定了“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大宪章蕴含了民主的本质性含义,即统治者只有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下才能进行统治,否则它将受到反抗。此后,英国贵族在历史上用剑“逼”着国王十多次地重申“大宪章”(1216年第二次武力逼宫,1258年贵族们武装冲进王宫颁布《牛津条例》,1263年俘虏了英王为第四次……),形成了遵守大宪章的传统。13世纪后期,英王为了赢得纳税人的合作,不得不建立一个以使纳税人能对政府的财政有所控制的机构——“国会”;进而在国会控制财政的局面下发展成为宪政民主,并且成为后世的榜样。英国的历史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贵族的力量与国王的力量呈均衡状态,所以必须妥协!市民力量支持贵族时候,贵族虽然站上风,但不容易推翻王位;因为贵族内部也是势均力敌的,难以形成众望所归的人物来取代国王。这导致最后走向了立宪的道路!

 

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夜,马萨诸塞议会通过了他们的印玺,那上面是一个民兵,他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大宪章》。美国国会入口处有一本英国约翰王签署的《大宪章》镶金复制本,文字说明:这是现代世界民主的起源。还有一幅著名油画,叫做“约翰王签署《大宪章》”,贵族们彬彬有礼,但执剑侍立在圆桌周围,约翰国王坐在桌边,一副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后来美国律师协会在英国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地立了《大宪章》纪念碑。

 

民间持有武器,容易构成势均力敌的制衡格局,从而走向民主。美国的独立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双方的正规军,而是北美的民兵;这就使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军,极力主张武装民众。美国的缔造者们深知:只有依赖民间的武装,才能切实有效抵制专制独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写着“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这条修正案的初衷,是保障人民在受到政府压迫时可以进行反抗。它是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人民监督、控制政府和军警的制约力量,它是抵抗外侵的威慑力量。

 

专制的国家,严禁民间持有武器: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融化;毛泽东连铁锅铜铲都公有化,由党控制,老百姓手无寸铁。没有持枪自由的权利,民众将丧失武装反抗暴政的机会,而只能任由暴政的欺虐。二战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在希特勒上台后,首先搞枪支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没收枪支,以致犹太人最后只能束手待宰,失去自卫武器正是犹太民族悲剧的原因之一。可以这样说,一切专制独裁政府对民众持有武器都是深怀戒惧的,它们总会用种种理由限制民众合法持有武器,从而维护其对武装力量的绝对垄断;最终的结果是:守法的人无法合法地拥有枪支,而不守法的人却能非法地拥有枪支;歹徒有枪做恶十分可怕,人们没枪抵抗更为可怕;出现有枪的黑帮是可怕的,但一个被贪官污吏、流氓、恶霸、奸商和打手把持的政府就更可怕。

 

胥瑞琦说: 瑞士2011 年 2 月公投,56% 反对票,否决 “枪支控制”——瑞士诸多左翼政党联合倡议限枪,要求私人家中禁枪,并将枪支上缴军火库统一保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瑞士是持枪率最高、枪支最普及的国家之一,也是凶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瑞士自由民主的传统和武器的民间化有关。正是武器的民间化使瑞士从德国独立出来。台湾要彻底独立,也必须使武器民间化。

 

第2个条件:正义价值观导向宪政民主,邪恶的价值观走向专制独裁

 

仅有力量均衡也不能产生民主!关键在力量均势下各方所都接受的价值观——为自己独财(视天下为朕一人享有的)强盗价值观,还是管住国家的钱袋子(别让国家钱袋子把人民的血汗吸干)正义价值观。惟有信仰上帝的基督教,它主张博爱、平等,为民主正义奠定了基础!唯物主义者眼里只有物质,为自己独财,象刘邦、项羽也势均力敌过,最终必然走向专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民主的。因马克思主义者信仰进化论,主张弱肉强食,不可能有公平正义,2008年11月中共又开始讨伐公平正义普世价值观,在他们看来,惟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才是“普世价值”,赵忠祥的“动物世界”就成了央视的主旋律!在列宁的一党制下,党内有过短暂均衡的时期或者有小范围党内选举,但由于人民管不住国家的钱袋子,国家支出越来越大,特权阶级吸食的民脂民膏越来越多。社会主义把一切都国有化了;钱都到国家的口袋去了,人民一无所有,成了国奴或党奴。这就决定它不能民主。

 

由此可见,只有“力量均衡和管住国家钱袋子”这两个条件都具备时才能走向宪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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