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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盤西化”的偉人福澤諭吉
送交者: 樊斤品 2016年09月15日06:44:0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全盤西化”偉人福澤諭吉

 

1754年日本醫生山脅東洋首次負責解剖被處刑的罪人的身體,日本首次證實了蘭書的正確性,在日本醫學界引起轟動,導致蘭學大盛。許多日本中心主義的國學家同時也是蘭學家,對西方充滿敬意。他們對被禁的基督教充滿了熱情,偷偷地弄到中譯的傳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瑪竇關於基督教優於儒教的理論,來論證其神道優於儒教的學說,並公開主張日本要向各種文化廣泛學習。

 

1774年杉田玄白翻譯的《解體新書》的出版,糾正了漢醫的錯誤,推動日本醫學徹底擺脫了漢醫學的糾纏,日本醫學水平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在社會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打破了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崇拜觀,確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觀;致力於蘭學學習的人群隊伍越來越壯大,甚至農民和村民等下層民眾都擁有了學習場所——寺子屋(TERAKOYA)。寺子屋的教學由醉心於西學的武士或醫生們擔任,這種形態在日本全國擴散了開來。

 

18世紀70年代,日本已經實現了由傳統世界秩序觀到現代世界觀的“無形”之變,開始了以攝取西方文明為主題的現代化運動。而同時期的中國,則仍陶醉於“天朝意象”之中,難以自拔,這使得兩國在現代化的啟動階段,已經存在一個不小的“時間差”,直接導致了兩國現代化的不同命運。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正式開始了學習西方的新政。在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又湧現了福澤諭吉(1834-1901)等思想家。福澤諭吉沒有赫赫之戰功,只是一介書生,其肖像印在目前流通的一萬日元的鈔票上,成了日本偉人和大英雄

 

福澤諭吉1834年出生在一個下層武士家庭,其父對漢學有很深的造詣,諭吉本人早年通讀《左傳》11遍。福澤從小就善於動手製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從不恥於做學士文人通常認為低賤的雜事和體力活,這和四體不勤的中國儒生完全不同。1854年,19歲的福澤離開故鄉赴長崎學習炮術,之後又轉到大阪鑽研物理和醫學。在這裡,福澤學習了近代科技知識,開始疏遠、鄙視封建的儒家文化。24歲改學英學。1860年25歲的福澤隨幕府官員乘船訪問美國,到美國驚奇地發現美國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現象;美國總統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一樣生活。美國社會文化給了他巨大震撼。

 

1862年27歲的福澤又隨幕府使節赴歐,由於聽說外國食宿不便,他們隨船帶了幾百箱大米、數十個鐵絲燈籠。可到了巴黎一看,他們住的旅館是五層樓,無數汽燈將室內外照得亮如白晝,飯廳里擺滿了山珍海味,“這時不管多麼討厭西洋人,心理也不會有‘攘夷’之念了”。福澤不禁慨嘆百聞不如一見,通過考察醫院、銀行、郵政、兵制、議會等,他深刻領略了西方的發達,深感日本的制度非變不可,同時對中國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他諷刺中國是“不擅變革之國,一兩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隨機應變,妄自尊大之風盛行……”。1865年32歲又隨幕府使節赴美,這三次出國使他親自體驗歐美文明。

 

福澤諭吉秉持着知識分子純粹的非功利的欲望。他拒絕任何官方職務,一直以報人和教育家的身份出現。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舊政權轉換時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別親近新的維新政權。福澤諭吉堅持自己的平民身份,拒絕成為政府官員:當時的明治維新政府“三顧茅廬”招請他入閣,但是他堅持拒絕進入仕途,堅持自己的”平民身份”,捍衛他的學術獨立和自由精神,避免他的教育立場受到官場和政府的牽制。他說,如果因為理想而變得貧困,那就在貧窮中生活,如果因此而變得富有,那就把錢隨心所欲地花掉。他還宣稱他只按自己的原則做事,其餘則笑罵由人,自己不喜不悲。福澤諭吉如果當時生在大清國,恐怕人早就“推到菜市口問斬”了。

 

1858年福澤諭吉創辦了慶應義塾,這所學校不再傳授漢學經典,主要教授英語和商科,培養實用人才,許多畢業生被三菱公司聘用,為日本現代化起了極大作用。直到1890年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認,成了“慶應義塾大學”,這個時期長達32年,很難相信有人會這樣不被官方承認,卻長期地堅持辦學。這是日本第一所符合現代文明要求的大學。今天,她與早稻田大學一起,稱為日本的”私學雙雄”,影響力僅次於國立的東京大學,培養出了日本大量的人才,包括多名日本首相如小泉等政要在內,更多的是日本的企業界領袖人才。

 

福澤諭吉開創了日本的“文明啟蒙教育”,讓日本從中華儒教的愚昧文化醬缸中爬了出來,走上了尊重事實、人格平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現代文明之路。

 

福氏於1866至1870年間,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紹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轟動。

 

福澤諭吉在1874年所著的《文明論概略》裡說:“追求歐洲文明,要先難後易,首先改革人心,接下來改變政令,最終達成有形的物質層面的改變。”

 

也就是說,一個民族要崛起,需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看是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中國從1840年以來就走捷徑,不搞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經濟改革,結果是全民腐敗,陷入了絕境。

 

福澤諭吉在“漢化”還是“歐化”的岔路口,選擇了“歐化”。他認為,“歐化”就是“文明開化”,就是“人的解放”。福澤認為現代化的根本動力不在於獲取先進的技術,而在於改變政治形態,使全體人民獲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主要意味着兩點: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進步。這“智德”的進步,實際上便是文明開化。他在《自傳》中寫道:“將東洋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比較一下來看,東洋缺乏的東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數理學,在無形的方面是獨立心”。“智”就是指“數理學”,“德”則是指“獨立心”,這兩點構成西方文明的本質——科學理性和人道主義。這兩點,恰恰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徵。

 

二是人慾的解放,以人慾的擴張為文明發展的動力。他說:“只有人慾才是文明開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動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這種人慾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斷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衝動。而“人慾的解放”,則要靠“殖產興業”。

 

“歐化”因勢利導,這樣擴張開來,就從“一身獨立”,發展為“一國獨立”。大學教育應培養人的獨立精神,獨立精神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關繫上,他強調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礎”,這就把國家主義的理想放在了個人主義的基礎上。

 

福澤諭吉1872至1876年間出版17卷的《勸學篇》,造成了全國轟動,成為風靡一時的暢銷書。在印刷出版不發達的情況下,彼時的日本人竟然差不多人手一本《勸學篇》。1872年福澤諭吉發表了《勸學篇》裡的第一篇單行本《學問的旨趣》,全文開宗明義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國的封建專制和儒教漢學,認為文明的關鍵是個人的自由和獨立,“個人獨立則一家獨立,一家獨立則國家獨立,天下獨立”。

 

但在之後的第二、三篇《論人與人平等》和《論國與國平等》裡,福澤諭吉平等的意思才開始和英美自由主義傳統合流,比如“人權平等”被定義為“人的基本權利是完全平等,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針對彼時日本人個人權利意識薄弱,在政府與個人的關係認知上存在的弊端,福澤苦口婆心地說道“假如個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則政府官吏亦不足懼”,這話現如今聽起來不算什麼,但在當時長期奴性,聽到政府就腿腳發軟的日本人聽起來,無異於在教唆民眾去犯“顛覆國家政權罪”。

 

福澤諭吉等學者於1873年6月,組織了啟蒙學術團體“明六社”,要“以卓識高論,喚醒愚氓”。明六社因建社的1873年是明治6年而得名。明六社從1874年3月起發行《明六雜誌》,共發表論文百餘篇,思想新穎,頗受社會歡迎。社員還譯着了20餘部著作,介紹民主科學思想。明六社還每月在築地“精養軒”舉行講演會兩次,聽眾很多。其中的一位青年植木枝盛(1857—1892)後來就成為自由民權運動的思想家。1874年起,自由民權運動激烈,明治政府進行鎮壓。1875《明六雜誌》停刊,明六社也被迫解散。

 

1875年福澤又發表了《文明論概略》,認為日本落後於西方國家,“全在漢學教育之罪”。福澤提出要全面學習西洋文明(“全盤西化”),包括醫學、金融、郵政、軍事、選舉、議會等。

 

他從受儒學影響的中、朝、日三國,在長達千年的歷史中,已遠遠落後西方這一事實出發,得出儒學文明已經玩蛋的結論。他認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三綱五常”只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體制是個宗法家族體制,只會造成裙帶政治,沒有制衡體系,結果就是專制。孔子完全為他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發展的。孔子沒有講解人類的本分,沒有確定萬世不易的教義,大半摻雜了政論,因而貶低了哲學價值,而尊孔者,亟亟於求官從政,求之不得,就惶惶然如喪家犬。對此,福澤嘆曰:我真為聖人感到可恥!從權力制衡上,福澤認為在漢儒理論影響下,“把至尊地位和最高權力合而為一,以統治人民,左右着人心的方向。在這種政治統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趨向必然偏執,胸懷狹窄,頭腦單純”。

 

(編者提醒:儒家強調忠於帝王的文化是幫派主義的立場文化。當你效忠於某人或組織,也就形成了明確立場,有明確立場通常意味着無條件站在此立場,俗稱“站隊”,意味着當真相與立揚不符的時候就要通過“父子相隱”的無數造假來掩蓋真相,真相、正義將不復存在,於是就形成了陰謀與不擇手段,為了打倒對手,於是就有義和團或紅衛兵。)

 

福澤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一面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全盤學習西方文明。

 

福澤不贊成中國人的“中學”“西學”的提法,認為你中國人學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國的學,何必計較是誰的學呢。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那麼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是一場空話。福澤於1899年初版的《自傳》中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必須推翻清政府,否則,再來100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預言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在中國的環境下的合理性。

 

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一文,全面地闡述了“脫亞入歐”的主張。他認為: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是未開化的野蠻國家,日本人和這些野蠻人在一起就會“近墨者黑”,就難免染上東亞人的壞毛病。日本要專心和歐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黃皮白心的香蕉那樣、具有白種人靈魂的黃種人。“脫亞入歐”口號一經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為圭臬,成為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列島上下喊得最響亮的口號。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舉國上下同心學習西洋文明,讓日本人放棄了“東洋道德,西洋技術”的錯誤觀點,使日本走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

 

福澤諭吉的維新啟蒙教育開展30多年後,1894年,日本就輕易擊敗了傲慢自大的大清國,大清無敵艦隊一觸即潰。日本的強大,其實就是教育的成功,是日本人素質提升的結果,這些東西是用多少錢都買不來的東西。日本政府通過這次決定性的戰爭,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教育”的好處,更堅定了“脫亞入歐”之路;甲午海戰後大清國的賠款,日本全部用於日本公立中小學的建設,而不是用於“三公消費”。甲午戰後10年,它又擊敗了“西方列強”俄國。第一次作為東方民族,居然擊敗了西方民族,這是不可思議,難以想象的結果。此戰引起了全世界的極大震動,讓西方人改變了對日本的看法。

 

1893年日本對日本人傳統上的排外、無知、自我陶醉、偏執等“島國根性”進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1945年日本敗戰後,再次認真向美國學習,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將軍國主義的日本改造成為民主主義的經濟大國。

 

在福澤諭吉身後百年,又一位日裔思想家福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寫下《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類》,在書裡他也認為,由於人類追求平等的內心動力,最終都會把不同文化的社會,推向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所以人類最後的歷史,一定是自由民主的歷史,而當人類都獲得了平等的認可,歷史也就終結了。不知福澤泉下有知,會否欣慰於學說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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