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的魔怔

6年前言论钳制宽松得多的胡温时代，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李扬警官在他的博客《鸵鸟国度》里，以《天才领袖毛泽东有精神病家族史》为大标题写道：

“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长期便秘，而且有严重的睡眠障碍，这个事实有大量细节被公开报道…但只有精神科专业医生才知道，严重的睡眠障碍就是精神病的一种，而且得这种病的人都由精神病专业医院负责治疗…既然说到毛泽东有精神病家族史，那么毛泽东的家人中也应该有精神病患者。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有严重的精神病，因为发病早，没有及时治疗，所以不能治愈；其实毛泽东的另一个儿子毛岸英也曾得过精神病，因为发病晚，有条件治疗，被情报组织用催眠术治愈了；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据公开史料记载，从1972年开始就得了精神病，一直反复，直到毛泽东去世才逐渐痊愈；至于毛泽东的嫡传孙子毛新宇，得了精神病后反复发作…而且毛泽东的庶传后代中也有精神病患者。”

这话可说开去了!

三年来唯家族夙敌毛泽东马首是瞻的总书记，7.09天津大审判后的风声鹤唳中，最终被舆情确诊为原先一直束缚于高危观察病房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接下来的风言自然是：“毛泽东的庶传后代中也有精神病患者。”大大是主席浩瀚的狂躁型精神病家族史中最后发现和最具学术价值的遗传基因。

让我们以日前发表的最新毛氏精神病家族科研论文，旅居瑞典女作家茉莉的《从心理学看习近平的恐怖政治》，作为本周妄议国情的主话题。

【读报补丁】

• 茉莉：从心理学看习近平的恐怖政治 博讯网 2016年9月21日 转载自争鸣
      
  中国刚度过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审判”如同一场卡夫卡式的荒诞噩梦，又如奥威尔的讽刺小说《1984》之翻版…“中国正在面临‘极权恐怖政策的复兴’。”深感困惑不安的人们寻找原因，但对这种畸形严酷的政治现状，传统的政治分析已经不敷使用。集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做出这个政治决定，不仅出于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考虑，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还有他本人的病态心理。习仲勋一家在文革时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难与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儿子掌权的这几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有一个“受虐—施虐—循环往复”的诅咒之链，如同巨大的魔咒笼罩在中国人头上？当年习家那个受虐的可怜孩子，长大后变成狂妄的施虐者，这一切绝不是偶然。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心理学作为补充，来深入认识习近平时期非同寻常的恐怖政治。至今为止，海内外媒体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学的分析上。对于这场在盛世出现的残暴的人权镇压，有人认为，当局有两个目的：一是惩罚活动人士，二是利用其来强调习近平的主张…分析家们的疑问是 ，为什么前一届胡温政府执政时期，自由派感觉要宽松一点，而在习政权治下，却发生了一个彻底反自由主义的逆转？专家们将之归结为执政者的一种恐惧，说是由于当前经济放缓、内部政治斗争激烈，使得习政权担心，公众对官员的极端腐败及滥用职权的愤怒，有朝一日会爆发为得到国外支持的公开反抗…传统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统治者做出的政治决定，一定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种理性算计的行为。然而在这场大审判里，人们没有看到习政权有什么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欺诈，疯狂的倒行逆施…在习政权的镇压中充满了精神病态的非理性成份，损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学的解释，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有时只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例如，毛泽东早年曾受过知识分子名流的轻视，他掌权后实行的仇视践踏知识分子的政策，被认为是为了满足其报复心理。由此可见，在政治个体研究中，引入心理学作为的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与理性有时会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个性心理特质严重影响他们的政治决策。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心理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多位评论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习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现代心理学家都一致承认：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有的影响是正面的，例如，因为童年曾遭受过苦难，有些人会终身致力于消除产生苦难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人权、环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数受过虐待的儿童，由于心理创伤过于深重，长大后变成施虐者。很不幸，习近平就是其中一个。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毛泽东、康生迫害，全家遭株连。当时才九岁的次子习近平成了“黑帮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视、欺凌和折磨。文革中，习近平曾被红卫兵追赶羞辱，被戴上高帽批斗，被威胁说要枪毙他。他挨饥受饿，被逼流浪，还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为犯人关押。后来他下乡在陕西最贫困的窑洞村，被变相劳改了七年。令这个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个事件，是他在落难时曾被自己的母亲告发。据媒体报道，当年习近平被关押时，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让妈妈给饥饿的他弄点吃的。但他没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斗时举手喊口号打倒他的妈妈，见儿子逃回家不但没给他东西吃，反而冒着大雨告发儿子去了。绝望的习近平只能痛哭着从家里逃走，第二天又被抓进少管所。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是“不带血的心灵杀手”，它的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精神虐待打击的是人的生命内核，会扼杀孩子对亲人的最后的一点信任感以及自我尊严感。遭受过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会人格破碎，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如果没有及时获得爱之温暖抚慰或者专业的心理治疗，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从此就带着残破冷酷的心灵生活…2000年，在接受《中国时报》采访时。习近平这样谈他对政治的认识：“几乎不曾有过权力的人，那些一直距离权力很遥远的人，往往认为这些东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过表面的东西——权力和鲜花，荣耀和掌声——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际关系。对政治我有更深层的了解。”心理学家一定会从这段话里认识到：这个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从未痊愈。因为父亲平反后重登高位的缘故，习近平在文革后仕途一帆风顺。虽然被前妻抛弃，但他后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这一切外在的显赫的成功都帮不了他，他那在成长阶段受到损伤的人格仍然支离破碎…一个“受虐—施虐—循环往复”的诅咒之链，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在文革过去五十年，中国残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辙，只是再也没有当年曾拯救过习仲勋的胡耀邦了。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掌权者可怕的心理病态，问题更在于一个权力不被制约的政治制度。这个丑恶的制度无法阻止一个病态的人继续糟蹋国家、祸害人民、摧残人性，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后制定的“拨乱反正”政策沦为具有反讽意味的笑话。从长远看，无论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灭的命运。但是，如何斩断眼前这个诅咒之链，解除这个巨大的魔咒，是当今中国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责任。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三十

林彪、叶群为儿子林立果找美女，选“妃子”的事，旱已传得沸沸扬扬，也屡见报刊披露，但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听途说，有的甚至是胡编乱造。我对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全国各地“选妃”的事，知之不多，但对他们在上海的“选美”活动，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在上海逮捕了林彪的心腹、空四军政委王维国。

周恩来总理指示王洪文在上海设立了一个王维国项目组，每天要把清查的进展情况当面报告给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林立果等人在上海“选美”的原始材料，包括笔记本、照相册以及伪装的照相机等，还有参与此事的有关人员的交代，当时就感到惊心动魄，难以置信而不得不信，现在我把它们实录下来，公诸于世，以正视听。

叶群派员来沪试探

叶群、林立果在上海“选美”，开始的时候只敢小规模偷偷地进行。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叶群通过她所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从北京派了一个干部，拿着海军李作鹏的介绍信，为她的儿子到上海“选美”，那个干部到上海后找了东海舰队高（希曾）副司令，说是要在上海物色几个女青年，调到海军系统的高干招待所当服务员。高副司令当时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就擅自给他出具了市革会某部门的介绍信，让他到基层去自己选拔。这个干部行动非常诡秘，一会儿穿海军军装，一会儿穿陆军军装，今天去学校，明天下工厂，东打听，西盘问，专找漂亮的女靑年，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向上级领导作了反映。上级领导派人查问此事，那个干部见情况不妙，赶快溜回了北京

林立来组建“找人小组”

这以后，林立果就亲自出马了。一九七○年五月，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开始时选了最贴心的八名核心人员，所以叫“八人小组“，后来又扩大成员，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关于这项“选美任务”，当时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林彪集团在上海的主要成员）对他的心腹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的意义的。”

林立果当时的身份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但在空军里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他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小组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长”，为“林副部长赴汤蹈火”，“绝对保守林副部长的机密”。“上海小组”的成员还要认真学习《入组需知》，该“需知”称：“本小组的任务，是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多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王维国也参与领导这个“上海小组”，他下令说：“小组的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

“上海小组”为林立果“选美”的行动，对外当然是絶对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连空四军的有些领导也不了解这个小组的内情。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上海小组”的成员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时缴获了《入组需知》，“誓言”、林立果题写的组标，“选美”用的照相机，照相簿以及其它工具，才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上海小组”成 员陶某的一本记录本。按照林立果的规定，关于他的任何活动，是不准留下任何文字痕迹的，但是这个陶某当时却忽发奇想，他把林立果在上海的毎一次活动，按照时间的先后作了详细的记录，等到林力果和林彪一起毁灭之后，这本记录本倒成了林立果作恶的重要罪证，使我们对于林立果在上海“选美”的种种丑态，有了比较真实而具体的了解。

“选美”据点：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

林立果毎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四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选美”。

“上海小组”的找人方式种种

小组的成员和集中在招待所里，基本上是两人一档，共同行动。而林立果自己往往也参加其中的一挡。

“上海小组”找人的方式很多，第一种是“盯梢”。这是旧社会上海的流氓、恶少惯用的伎俩：看见漂亮的女子，就死气白赖地紧盯在人家后面，不把人家弄到手决不罢休，不过，林立果所采用的是现代化的盯梢手段，那是过去上海滩上的洋场恶少，流氓地痞们所望尘莫及的。

如果是林立果参加的两人一组的轿车出动，左边握着方向盘开车的是“上海小组”的一个成员，右边前座上就坐着穿军装的林立果。轿车沿着马路边的人行道，缓缓地行驶，林立果就在车窗口伸着脑袋，蹙起他那又浓又黑的眉毛，用鹰隼一样的眼睛，寻找他的猎物。

他们盯梢的时间往往选择在工厂、学校、机关，商店上班的时刻，马路上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林立果发现了长得漂亮的年轻姑娘，马上命令左边的驾驶员跟上，轿车就慢速前进，紧紧尾随着被“盯”的姑娘，有时候，正好瞥到一个美貌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和轿车迎面交错而过，林立果就下令要轿车立即调头，继续跟上路边的姑娘。

这种轿车盯梢，一直要盯到那个姑娘走进某个工厂或者学校为止。林立果他们也就赶快下车，跟着她进门，认准她的具体去向。然后回过头去找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拿出部队的证件和介绍信，声称是来招特种兵的──部队文工团团员或是医务人员等等，向人事部门调阅有关档案，了解那个姑娘的姓名、年龄、婚姻史、家庭情况等，那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和热爱、又看到他们随带的证件齐全，手续齐备，对他们的要求决不会拒绝。

书面档案摘录好以后，林立果等又当场提出要和被物色的本人作一次谈话。于是，这个年轻的姑娘就被找到单位人事部门的办公室。面对两位军人，其中的一个人和她随便聊开了天，先是说明来意，然后问她想不想常演员或是医生，有哪些爱好和特长等等，另外一个穿军装的人偶尔也在旁边插上一两句话，但是更多的时间却在摆弄一只草绿色的军用背包。这只军军用背包普普通通，半新不旧，和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用的并无二致。这只背包放在桌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谁曾想到，就在这只毫不显眼的背包里，却隐藏着一架高级照相机。背包内层，四周用硬衬衬好，使它立在桌而上不会卧倒，背包的一侧，开了一个小洞，里面的硬衬上也相应地挖了一个小孔。照相机被固定在背包内壁上，它的镜头，正好嵌在硬衬的小孔里。通过背包上的小孔，照相机可以对准任何需要拍摄的对象，背包的另一侧，拖出一根线头，那便是照相机的快门按钮。当那位年轻的姑娘进来，坐下，谈话及出去的过程中，她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全身像、半身像、正面像，侧面像、说话（露齿）像，微笑像……统统都已经被摄入了镜头。

林立果他们“选美”活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相面”，这是从第一种方式发展而来的，因为“盯梢”虽有收获，但是费时费力，而且有一次差点出严重事故：林立果和旁边开车的“上海小组”成员，同时盯着马路上的女人看，结果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没有把稳，伏尔加轿车撞到了马路边的电线杆上。车撞坏了，亏得车速较慢，林立果没有受伤。气得他连声骂娘，从此以后，“选美”的方式就较多地采用直接“相面”了。“上海小组“的二十来人，分成两人一组的许多小小组、分片包下，直接闯进工厂、学校里去，通过各个单位的领导，一个一个车问，一个一个教室，挨着看过去，“重点”单位如剧团等文艺团体则由林立果亲去看演员排演，练功等，直接进行“相面”，那些正在工作，上课或是排戏的年轻女孩子，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来“相面”选人的。凡是被“选美”小组选中的人，就和第一种方式所讲过的那样、被叫到本单位的办公室谈话，然后偷偷地被拍了照……

“复选”对象编号人册

林立果等人把照片带回后，冲洗出来，再加以比较对照，进行复选，凡复选被选中的相片，就正式编号，粘贴进照相册。每本照相册中共贴有七，八十个年轻女性的照片，每人占一页，写有编号、姓名、年龄，工作（学习）单位，住址等，还特别注明了身高；文字纪录旁边就贴着这个女性的正面像、侧面像，半身像、全身像，甚至还有从人事档案材料上翻拍下来的本人照片。例如有一个面容姣好，身材优美的芭蕾舞演员，她的照片被贴在这本相册的第一页，编号为201。当我翻阅相册时看到这些照片，着实吃了一惊，因为这位演员是上海市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的主要演员，想不到由我直接主管的“样板戏”剧组，他们的“选美”触角也钻进来了。相册上除了这位演员的正面照、侧面照以外，还贴着一张她穿紧身的练功服正在练功的全身照片……

有了这些照相册，林立果就可以按图索骥，实行“点名”了。接下去，“上海小组”的成员便秉承林立果的旨意，给点中的女青年去做“工作”，动员她们参军、入伍。可怜的女孩子，她们有的是想去部队文工团当演员，有的是羡慕部队领导机关优越的工作条件，也有的甚至是为了穿上军装可以不再上山下乡……就这样，一些女青年被蒙在鼓里，经过体格检查，办了入伍手续。

“猎物”入伍进学习班与个别谈话

人伍以后的第一件事，先进学习班，重点学习“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这种学习班很特别，有时候只有一、两个人也办班。等到她们稍稍熟悉了部队生活以后，“林副部长”就找她们个别“谈话”了，“谈话”的地点就在巨鹿路林立果住的那幢花园洋房里。林彪垮台以后，王洪文和我到这个地方实地去看了一下，花园洋房的楼下是客厅和餐厅，大客厅的四壁都用古老的英国式雕花墙板镶嵌着，很有气派。

但是这个地方不够隐蔽，所以林立果不愿选定这间客厅作为“谈话”的地点。他看中二楼的一个大套间，外间布置成会客室模样，浅色面料的沙发套扶手上，覆盖着白色的花边，沙发背上放着织锦缎的软垫。会客室的一隅放着小桌子和软椅子，桌上铺着白色的台布。“谈话”都在晚上进行，到半夜十一点钟左右，招待所的厨师就会做好酒菜、夜点心，由值班的“上海小组”成员送上楼来。套间的里面是林立果的卧室，靠墙安放着一张席梦思的大床，床上铺着当时罕见的电热毯。大床的两侧，摆着两只长条形的进口立体声音箱，床边的柜子里，放着一架立体声收录机和当时一般人从未见过的大量盒式录音带。林立果把卧室和“谈话”客厅紧捱在一起，当然是别有用心的。

关于林立果在上海找人“谈话”的详细情况，在陶某的记录本和一些人的交代揭发材料中，都有记载。一旦林立果选中哪个已经人伍的年轻女性，就由“上海小组”的成员开车去把她单独接来，时间都在晚上七、八点钟以后，“上海小组”的成员就退到楼下大会客厅里等候着，这叫做“值班”。“值班”必须值到“谈话”结束为止，不得中途离开或擅自上楼，如果林立果临时按铃吩咐要办什么事，也只能由指定的人员上楼。

“副部长”“谈话”举例

等到陪同上来的人员退去以后，在二楼会客室的沙发上，林立果的“谈话”就开始了：“你请坐，叫什么名字呀？原来在什么单位工作？有些什么爱好呀？……”明明都是早已知道的，似是从这些问题问起，可以使气氛显得亲、自然些。

等到女青年女性的忸怩，紧张的心态开始转变，“谈话”进入一个比较松弛的气氛以后，林立果就逐步转入了主题：“你知这我是谁吗？”

“刚才带我来的那位同志不是介绍过了？你是林副部长……”

“不要叫职务嘛，可以叫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名字吗？”

“知道……人伍以后，听过您的讲用报告了……”

“噢，那只是一些学习体会，请多提意见……不过，这个报告的录音放给我爸爸听过，他还是赞成的……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不知道……”她确实是不知道，因为事先作过布置，不让“上海小组”的成员把底细告诉女孩子。

“你猜猜看……”

“那怎么猜得到呢？”

“先猜我爸爸是什么样的干部？”

“您都是副部长了，您的父亲肯定是个高级干部……”

“什么样的高级干部？”

“是将军吧？”

“哈哈，那太小了……”

“啊……”比将军还要大，莫不是元帅吧，可是不敢说出来。

“再猜猜，我爸爸在中央担任什么职务？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吧？”

“哈哈！那还太小……”

“哦……”简直不敢想象，面前坐着的竟是“接班人”的儿子。

“哈哈哈哈……没有想到吧……”看着姑娘的惊愕，简直难以置信的神情，林立果得意非凡，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谈话”到了这个时候，收到了他预期的出奇制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