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林达有一本谈美国政治和文化的书，名字就叫《总统是靠不住的》。其实，非但“总统”是靠不住的，“人民”同样是靠不住的，正如《圣经》中所说：“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

正是有了大多数的“肯听谎言的民”，才有了戈培尔和萨哈夫这样的“谎言天才”。戈培尔的成功，并非他拥有哲学博士的显赫头衔；萨哈夫的成功，也并非他拥有一张会夸夸其谈的嘴巴。他们成功的秘诀在于：经过特别地处理，民众的大脑和耳朵就像某种特制的天线，自动接收谎言，而将真话排斥出去。因此，最该警惕的，不是历史上是否会出现像戈培尔和萨哈夫这样邪恶的“谎言天才”，而是作为“大多数”的“肯听谎言的民”。

正是在这个意义尚，谎言的接受机制比谎言的生产机制更为关键。

群众是怎样默许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这个问题不单是针对德国人的，因为反犹主义在欧洲早已是一个默许的“传统”。民众是如何丧失对真理和谎言的辨别能力的？谎言即使重复一千遍不会变成真理，谎言依然是谎言，只是听谎言的人将其当作真理罢了。

谎言开始起作用的第一步是消除谎言与真理的差异，把质的差异变成量的差异，再把量的差异由大化小，由小化无。下一步呢？民众深陷于物质主义的泥潭，为获取或保有一丁点的利益，他们宁愿膜拜谎言的制造者，心甘情愿地接受集体催眠，拱手让出自己的未来。人们都患上了埃里克．霍布斯基所说的“撒谎综合症”——像电影《再见列宁》中一样。最后，他们甚至主动去参与对那少数坚持说真话者的迫害，粗暴地让他们闭嘴。谎言的接受机制在此发挥出了比谎言的制造机制更大的威力：让“人民”自觉自愿地成为刽子手。于是，这个世界彻底沦落为“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

老报人陆铿曾经是中国少数的几名欧洲战地记者，他在战后千疮百孔、饥荒蔓延的德国观察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接触到的德国人，战争给他们带来那么深重的苦难，但他们对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并未流露痛恨的情绪，而是默默地承受苦难。”其实，普通的德国人并不都是无辜的羔羊，他们都是“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而接受谎言、参与犯罪的“大多数”。这些德国人知道只是谴责希特勒并不能让自己顺利“过关”，他们只能保持沉默。

一个千古之谜：谁杀死了耶稣？是告密的犹大、是残暴的彼拉多、还是居心叵测的犹太教的拉比们？《耶稣受难记》是一部忠实于《圣经》的电影，每个细心的观众都能在那些过于血腥的画面背后发现谁是真凶：是“大家”一起杀死了耶稣。在“大家”手上，粘有比犹大、彼拉多和拉比们更多的血迹。“大家”成了谎言的俘虏，“大家”成了杀人的凶手。

必须把民众从谎言的接受机制中解脱出来。在“两把大麦”和“几块饼”之上，还有某种不可亵渎的、更高的伦理价值，那就是爱与真。要把“拒绝谎言” 当作日常生活的准则，要像约伯那样毫无亏欠地宣布：“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决不当面说谎。”（《约伯记》六章二十八节）此时此刻，爱与真是抵抗谎言的最后一道屏障。

当某些学者故作姿态地宣称“启蒙已死”的时候，我仍然坚信启蒙的意义——启蒙不是讲诉什么高深莫测的哲学道理，启蒙乃是去除谎言的接受机制，乃是让民众恢复对谎言和真话的基本判断，乃是让民众恢复对爱与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