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一个耻辱者的生日感怀

2016-12-28 01:40:19

•  ——生日感怀

 昨天是我57周岁生日。一早起来就想写点什么。然而自去年冬小外孙出生后一直作“准保姆”的我，白天要么被小家伙的嬉闹啼哭所困，要么要做家务。晚上十点之后才有时间写东西。所以拖到今晚才完稿。

最近屡屡萌生写回忆录的念头——我不是悲观主义者，自信不会那么快去陪上帝，然而近年越来越反常的大气候告诉我：在一个习惯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表达意见的异/见者，时刻可能成为砖政机关的宾客。果真如此，想写也未必有机会了。

此文只作是我下来写回忆录的一个粗略框架吧。

农历1959年11月28，我出生于一个与江西定南县、寻乌县交界的广东省龙川县一个山高林密的客家村子里。为何记农历？皆因那时乡人为赶集方便只记农历。所以，从小只知自己生日是农历11月28日。身份证之处以有“591128”号码，也是因使用农历。

我的老家

母亲生了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二。除最小的弟弟早早夭折外，其余四人皆长大成人。

“常山赵子龙，一身都是胆！”我呢？一身都是苦难、屈辱、耻辱：上小学开始，经常看到父亲隔三差五被“革命群众”或押着游村示众，或被捆粽子一般捆着跪在大会主席台前接受批斗。透过父亲脖子上挂着的牌子，我才知道父亲是双重坏人：“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

看到父亲脖子挂着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不知是啥意思。后来听大人议论才知道：原来父亲年轻时当过国民党兵。

每当开“批斗大会”时，看到台上五花大绑、面无表情的父亲；看到周边同学异样的眼神，心里既羞愧也极自卑。听到“革命群众”上台揭发父亲的种种“反动罪行”后，心里也认定他“对党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也认定他是“时刻想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因而一度十分痛恨父亲——不知有多年没叫过“爸爸”。到了十七八岁渐渐懂事后，才很不习惯地开始叫“爸爸”。

小时候听奶奶说，我出生在村里的“育婴房”里。因为那时“人民公社”搞“大跃进”运动，村里人或一窝蜂上山砍木头搞土法炼钢，或聚集在田里搞“深翻”、“密植”……公社干部亲自督战，每天起早摸黑，十分紧张。为方便劳动力管理和调度，村里的小孩、孕妇都集中起来由专人负责照顾。这，就是我出生在“育婴房”的原因。

五十多年前农村的“育婴房”，与现在医院的“育婴房”绝对不是一回事——前者只是几间极其简陋、没有任何现代卫生设施的老房子。只有一位学习过“接生”的接生员。以及几位不能干重体力劳动的老弱女人。

奶奶告诉我，我出生后没几天，“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因为没有粮食解散了。村里开始发饥荒，越来越多人发“水肿”、死人。所以，我出生后没几天，便从“育婴房”里回到早已空空荡荡的家中。

奶奶还告诉我：我们这个近千人的村里，当年共出生了四个小孩，我是其中之一。在村里全面断粮的情况下我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靠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外公、姥姥隔三差五送一点粮食。因母亲坐月子不但吃不上酒肉，而且稀饭也不能吃饱，所以极少奶汁供我喝。在如此情况下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奶奶没跟我多说，我也没多问。只知道自己从小非常弱小、多病。隔三差五由母亲背着去打针。幸好那时药费不贵，而且可以赊欠……

听奶奶说，我出生前几个月，父亲便被抓去县里拘留所了。原因是：正当收割稻谷的农忙季节，村里的主要劳动都被“人民公社”的干部赶到山里砍木头、烧炭，大炼钢铁去了（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炼钢”任务，几乎全国都如此），我父亲是个急性子的人，看到生产队的稻谷烂在田里也无人收割，与“人民公社”的干部吵了起来，结果被打成“破坏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然而因为我父亲“认罪态度不好”，在批斗会上与大队、公社干部吵架，再加上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于是被判处一年徒刑。后来在劳改期间逃跑，结果被哨兵发现开枪打伤。于是再加判三年徒刑，直到我四岁之时才释放回家。

前面说过，好强、爱面子的母亲极少谈及我幼时往事。但偶然一次谈起，却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父亲被抓半年后，母亲身上揣着外婆给的十多元钱，背着刚满月不久的我到离家乡一百多公里的县城看守所探望父亲。来到县城的当晚，因为吃了不洁食物我患了急性肠炎，母亲星夜带我到人民医院治疗。因为没钱住院，在我生病的三天期间，母子都睡在医院走廓的活动床上。没人送饭。母亲三天三夜几乎没有睡过觉……

母亲谈起这宗往事时，只讲了故事的大概轮廓。并淡淡地说了一句：那次我以为你要丢掉小命了，好在贱人有贱命。

青少年时代的苦难，与幼年时代的苦难一样沉重……

祖屋龙兴围，我出生于此

十四周岁那一年，我初中毕业了。各科成绩一直名列第一的我，视读高中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然而，结果却如此残酷无情：那一年，因受北京中关村小学黄帅的“反潮流”事件影响，升高中取消了传统的考试制度，而采用学校、大队、公社三级“革委会”推荐的办法推荐家庭出身好的所谓“又红又专”的学生直接升高中。而我呢？虽然出身“贫下中农”，而因父亲曾经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诚然也就不符合“又红又专”的条件。所以，我班有五个升高中的名额，最终全给了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

当班主任宣布升高中同学名单，和学校“革委会”要其他学生“回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定之后，经受不住打击的我，不禁当着几十名同学的面痛哭失声……

或许有人会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也承认，爱哭的男人是没出息的。但我想解释的是：我那时还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小孩！——在此之前，面对可怕的贫困现实，我心头一直燃烧着这样一个强烈的理想：发愤读书，上高中，上大学。然后成为一个吃“公粮”的人……正因为如此，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十分勤奋读书，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我就非常喜欢阅读各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把书中的主人翁梁生宝、萧长春等人为偶像，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他们一样的人，带领村里的贫下中农战天斗地过上幸福生活。无情的严酷现实却早早地碾碎了我的少年之梦……

当得知自己从此不能再上学之时，还是孩子的我，怎经得起理想幻灭的沉重打击呢？

更让我幼小而脆弱的心灵不堪打击的是：班主任不但不安慰我，还当场批评我“学习态度不端正”、“资产阶级人生观十分严重”、“中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流毒”……回家后，望子成龙心切、性格暴戾的父亲，不但不安慰鼓励我，而是不问原由无端斥责我，莫明其妙地冲我发脾气……只有忧心忡忡的母亲含泪劝慰我……这晚，我没有吃饭，蜷缩在阁楼的床上痛哭、沉默，然后迷迷糊糊睡去……毕竟才不满十四周岁，没有太强的“革命意志”和“忍辱负重”能力。

上学的权利被剥夺，还要“正确对待”，否则，就是“资产阶级人生观十分严重”，就是“中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流毒”……世上竟有如此荒谬绝伦的逻辑！

从此，未满十四周岁的我，便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位“社员”——或扛着锄头下田，或跟着成年人上山伐木砍柴……

记得有一次，因不堪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病倒了。病中，我从一位知青手中借到一本没有封面的查理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年幼丧父的大卫•科波菲尔小时虽然也历经太多不幸，但他自始至终得到慈祥的妈妈，外冷内热的姨婆，善良无比的辟果提，温柔多情的艾妮斯等等亲友的诸多关爱和呵护。正是有这些人的关爱，使大卫•科波菲尔的心灵创伤得到及时的疗治，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品德高尚的人。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在几天的阅读时间中，我有时被书中的情境感动得热泪盈眶，有时又悲从中来，失声哭泣：从懂时起命运如此悲催，然而除了母亲可怜的眼泪之外，没有任何亲人抚慰、开导……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是莎士比亚笔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一句名言。我呢？从年轻时开始，屡屡被这个“哈姆雷特之问”所深深困扰——直到现在。

上述苦难，只是人生无数苦难的几个场景而已。篇幅所限，这里不详谈。之后的人生道路就是：14周岁失学。曾砍柴、伐木。曾做过木工、竹匠。1979年冬，“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刚满二十周岁的我，与一位比自己大两周岁的女子结婚。两年后生下一对儿女。完成了“传宗接代”的光荣任务之时，埋下一辈子痛苦的祸根……

1980年，不甘愿再窝在山沟里的我，二十出头，开始从事长途木材贩运。曾成为最早的“万元户”。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我，在村里还没通公路的情况下，便花几万元在乡下建起了一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楼。八十年代末，又到江浙京沪“跑单帮”做皮包生意。32岁之时摊上大事坐牢，直到41周岁才出狱……

建于1985年的房子（左侧），三十年多了，自己在这大概住了一年吧。

出狱之后，来到广州赤手空拳从零开始打拼——严格而言是从负数开始，因为坐牢前还欠下不少债……），经过十多年打拼，终于还清债务并买下房子。儿女也分别成家。

我真正引以为幸的是：自己人生实现了质的飞跃——从一位“认命”者、怨天尤人者，成为一位勇于反省、忏悔的基督徒。并成为一位公民写作者——屡屡获得凤凰十大名博，以及“影响中国十年百大名博”，多次获得“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称号。

今年10月在香港参加国际中文笔会时，我特地与澳洲籍的76岁的笔会副会长齐家珍大姐合影。因为她自始至终的乐观向上精神，给近年有些暮气沉沉的我极大感染和鼓励

看过余华小说《活着》的人，都会为主人翁福贵在深不见底的苦难的面前的麻木和“认命”的生活态度而震撼。而福贵的命运，以及面对苦难的态度，其实是数千年来这个民族命运和民族精神的缩影。而我与福贵的苦难也是相似的，不同的是面对苦难的态度：虽然年少失学，之后历尽无数苦难，但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在广州创业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开一个小士多店生意不好，还要靠开摩托车送煤气维持生计之时（那时女儿刚上大学，几百公里之外的母亲经常生病需要寄钱回家），仍挤出几千元钱到天河城的二手电脑市场买了一部旧电脑，从简单的电脑操作和五笔打字学起，然后晚上学习博客写作。生存环境之恶劣，体力、精力付出之大，真的难于想象。

参加”影响中国十年名博“授奖典礼（右三执话筒者）

我之所以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挤出钱买电脑学习写作，是一种本能的写作冲动使然——因为经过长期的苦难折磨，我已经从一位怨天尤人者成为一位思考者、思想者。写作冲动积蕴在心太久、太久——我的苦难、屈辱、耻辱，又何尝不是这个民族群体成员命运的一个缩影？

左图1989年摄于上海外滩；右图2011年摄于福建土楼

光阴似箭，不觉已近花甲之年。大半辈子，先是像奥威尔像《动物庄园》的动物一样地听任拿破仑、斯拉奎们的忽悠，默默忍受苦难、咀嚼耻辱。梦醒之后，青春不再、遍体鳞伤，眼看大多数同胞仍然被拿破仑、斯拉奎的子孙们更精致的谎言所忽悠、所蒙蔽，以能吃饱喝足的圈养式生活为幸福快乐，深感不能再沉默，不能再认命！

为了儿孙辈不再生活在荒诞和K惧之中，必须挺直腰杆站出来为自由而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此为一个耻辱者的生日誓言。

李悔之  草于2016年12月27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