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晚年曾相信：他的理論更適合俄羅斯；也就是俄羅斯歷史文化更適合共產。今天看來，適合共產的就是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例如，印度的邦有共產黨競選上台執政的，美國的州就沒有。美國現在只一家人是共產黨。二戰結束的時候，美國要求國、共兩黨靠大選來執政，就是希望中國象印度的民主制度，可惜誰都不聽，尤其是共產黨一直在陰謀內戰奪權。

有人說“馬列共產主義純粹是外來的異端與邪教！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試問，為什麼馬列在中國成功了？在歐洲等地都失敗了？這就說明，中國文化與馬列主義臭味相投。在蘇聯東歐拋棄馬列後，中共還死抱馬列不放，大唱紅歌。這是中國人的問題即文化問題或思想問題。因為中共都是中國人。有人死活不承認當代中國災難源於思想文化，硬要全推給共產制度。那麼這制度是怎麼來的？他說是蘇俄強加的。為什麼蘇俄能強加給中國而不能強加給日本、土耳其？把中國赤化的責任全部推給蘇俄是不嚴謹的，顯然忽視了內因。

在共產主義於俄奪權100周年之際，特以此文拋磚引玉，以期深入檢討。

一，地緣因素是次因，文化落後是主因

蘇三說：“到了工業時代，全球工業文明的核心轉移到了英國；離英國越遠越落後。東方的落後國家以為制度就能挽救落後的命運，紛紛戴了個最先進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帽子，結果雞飛蛋打。我認為最重要是文明水平，制度是表面的，是蒙人的，地緣都比制度管用。只要距離英國近的，不用說制度，自然都是先進的。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文明實質水平接近。”

北大教授尹保雲說：俄國和中國等國家引進了馬克思主義，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落後。馬克思主義與這些國家的傳統社會觀念一致，對上了胃口。

馬克思強調暴力革命，對上了我們古已有之的造反文化。共產主義消滅“三大差別”的思想與農家君主和人民“並耕而食”的理想——人人勞動，無商業欺詐，不存在體力勞動、腦力勞動的社會分工的思想類似。《老子》的天道平均主義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和馬克思的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平均主義思想類似。而老莊思想進一步深化就是無政府主義。1907年李石曾、吳推暉、張靜江等就在巴黎創辦了中文的《新世紀》周刊向國內宣傳無政府主義，後來蔡元培也成為其中的要角。1912年惲代英開始信仰“無政府的共產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通過援引《禮記.紀法篇》“黃帝明民共財”之言宣傳社會主義學說，認為“共財”二字“足證太古以前確為共財之制”，並主張“財產廢而為公共，無食人與食於人之分”。1914年江亢虎概括說，社會主義的形態是“三無”、“二各”，即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正是由於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存在着諸多相似性，所以中共“一大”時的很多人，都是從無政府主義陣營進入馬克思主義者行列的。

老子的高下相依禍福轉化的辯證法思想，宇宙的本源——道的物質性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是契合的。尹保雲說：西方主流認為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沒有大問題，辯證法卻是沒什麼價值的前科學的東西。伯恩斯坦說得很清楚：馬克思的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陷入了黑格爾辯證法的陷阱，運用黑格爾的矛盾原理以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提出了原始社會-剝削社會（階級社會）-共產主義的人類道路。馬克思一直強調暴力，就是因為他的辯證法需要質變階段，暴力革命就是質變階段，不通過矛盾雙方你死我活的質變（革命），就不可能發生生產方式的質的變化，不可能消滅資本主義而轉向共產主義。這就是受到黑格爾辯證法的毒害。不過，黑格爾說的辯證法運動是單純的精神運動，危害不是很大，若用來解釋社會歷史就糟糕了。馬克思的最大問題就在於他對人類的歷史、人性、自由、民主等好多問題沒有很深入的思索，而陶醉於他的黑格爾式的階級鬥爭邏輯之中。共產主義的設想倒是誘人，但根本實現不了。黑格爾說精神決定世界歷史的進步，他說的“精神”包括人類的知識、藝術、道德、技術等等。他論證人類的每一步進步都是由“精神”進步所決定，“物質”（進步）只能是“精神”（進步）的產物。這本來是正確的。馬克思偏要發明一套物質第一性、存在第一性的道理，豈不是誤導人們思維？

孔子“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是中國牌的烏托邦，它經過了康有為的改裝，更具有現代色彩，所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與馬列“烏托邦”所幻想的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簡直是一對孿生姐妹。難怪毛澤東把它們捆到一起，惋惜康有為只是寫了《大同書》，卻沒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張五常說：到了19世紀末，地價急升；有些學者認為獲取這些“不勞而獲”的升值是剝削。持有這種觀點的首要人物是美國的亨利.喬治（H.George）；他以極有煽動性的文字寫成《進步與貧窮》，提倡加大對土地徵稅。孫中山是個醫生，對經濟一無所知，跑到美國讀了《進步與貧窮》，提出了平均地權的“三民主義”。孫中山視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天下為公”為一回事，最後聯俄聯共。國民黨的發起人宋教仁認為共產主義就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朱執信1906年用文言文翻譯了《共產黨宣言》；此後他讚譽俄共的赤衛軍“就是國內勞農階級的乳母”。胡漢民、邵力子、宋慶齡、戴季陶、廖仲愷等人均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其均分財富的理想，這就是廖仲愷在黃埔軍校大力引進共產黨人的思想基礎。而且，陳炯明在孫中山聯俄聯共以前，就邀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到福建廣東任教育廳長，為共產黨壯大創造了條件。

國民黨的高層人士，以及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早年都是儒學之士，他們主動接受共產文化，說明中國文化適宜於共產。正如王蒙所說：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於我們信服共產主義。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會使人想到理想社會。中華傳統文化包括老子與孔子都提倡的“無為而治”，與馬恩國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遙相呼應。20世紀的中國接受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絕非偶然。

二，中國文化中野蠻因子類似共產文化

1.不擇手段、無惡不作的文化基因。

 馬克思的無神論思想和中國文化的無神論思想是大致契合的。《道德經》沒有神創宇宙的思想，顯然是無神論。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祭神如神在，也是內心不信神的。無神論的嚴重後果就是沒有道德底線，無惡不作。太監、人殉、酷刑、纏足、吃人、貞潔牌坊這種非人制度和現象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儒家的仁義道德是殺人的，女人失去貞操自殺、死了丈夫殉夫，而且死後還立貞潔牌坊。這種沒有人權因子的文化，就是一種野蠻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這種叢林文化接近俄羅斯共產黨的不擇手段、毫無道德底線的作風。這源於它們都曾是中亞草原人的殖民地或後裔。

馬克思大學時代就加入了魔鬼撒旦教，成為魔教成員。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詩中表示要毀滅世界；在劇本《Oulanem》中宣稱要毀滅人類。《共產黨宣言》直言不諱的標榜自己是魔鬼邪教，肆無忌憚地踐踏人類的道德底線。“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幽靈在英語中原文是惡魔、魔鬼、鬼魂之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狂妄地叫囂：“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也就是要與人類文明的價值——同情心、博愛心決裂，暴力奪權不擇手段，對“階級敵人”格殺勿論。

眾所周知：愚昧和貧窮是產生極權的土壤。明治維新後日本大力發展教育驅除了愚昧，明治維新取消特權壓迫驅除了底層的貧窮。更重要一點是：日本沒有為了權力不擇手段的外儒內法的非人制度如太監、人殉、纏足……，脫亞入歐徹底排出了中國文化的病毒。日本文明程度高於中國和俄羅斯，因此，雖然俄羅斯用巨大的資金收買日本人成立日本共產黨，但應者寥寥，翻不了大浪。

反觀中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從北京大學發起馬列學習小組，被蘇俄小額資金就收買了，他們甘願為蘇俄效勞，並迅速地擴大隊伍，滲透到了工農兵群眾中。其效率極高，遠遠超過了國民黨和當今的民主派的效率。國民黨中的隱蔽的共產黨員即特務是共產黨克敵制勝的特洛伊木馬。熊飛駿說，紅軍之所以在中國能生存並迅速發展，不是因為他們得了民心，而是因為他們極端野蠻，其恐怖程度是空前絕後的，紅區的民眾不得不支持它。

2.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

中國社會一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國奴制階段。中國的一切財富都歸皇帝所有，所有的官僚都為皇帝效勞。政府隨意剝奪私人財產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在政府可以任意侵犯私有財產的地方，絕對不會有“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孔子包庇攘羊賊，搞“父子相隱”，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從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開始，連年的混戰，中國的私有產權只能在夾縫中偷生，連民國大佬閻錫山都深惡痛絕私產制度，1921年他提出“土地公有私種”，和今天中共的農田承包製類似。

在西方，古希臘梭倫改革就健全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深入人心，共產主義就只能是一種理想，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再到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一種理想而存在於書本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而具休的實施步驟則是藉助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沒收私人財產。但是這一宣言在西歐和北歐一直都沒有獲得響應。然而《共產黨宣言》發表70年以後在俄國、100年以後在中國卻像蝴蝶效應一樣掀起了消滅私有制的翻天風暴。而這一消滅私有制的運動，在俄國的表現和中國又不相同。斯大林的集體農莊運動在許多地方遇到強烈反抗，引起流血鬥爭。這是因為俄羅斯在19世紀下半葉廢除了農奴制，實施了土地私有制，俄羅斯人私有制觀念比中國人深厚。蘇維埃政權調動軍隊，屠殺了一個又一個用生命保衛土地私有權的村莊，而把另外一些村莊夷為平地，將村民流放到西伯利亞。而在中國，只需藉助1955年夏季“肅反運動”的稍稍震懾，農民就敲鑼打鼓地乖乖把土地證交了出來。中國人的血液中，早已融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而蘇聯的農民卻沒有這種怯懦觀念。

所以，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等歐洲國家的成功只是一場歷史的誤會，而在中國的勝利卻是有其文化基礎的。俄羅斯人在信馬教74年後，重新信仰了上帝。這就證明，信仰上帝就是信仰了真理與正義。因為：“十誡”規定“不許盜竊”，“不可貪圖別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愛別人的妻子、奴婢、牛驢或其他東西。”這就是申明了“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主張為了民族國家而犧牲個人利益尤其是犧牲私有財產，所以，它們都反對基督教。中國的國歌要求為了國家而犧牲自己的“血和肉”，而民主首先是保護的是個人“私權”，而“私權”是需要基督信仰支撐的。

有人說信基督是叛祖背宗。其它國家的人怎麼不這麼想呢？韓國、台灣虛心地學習先進的國家，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韓國85%人信仰基督。這些無神論者承認人的遠祖是猴子，若真象他們所說不背祖叛宗，他們應該生活在樹林裡，而不應該用基督教徒發明的微軟系統上互聯網。可見，無神論者就是言行不一的騙子。中國人奴性入骨，沒個祖宗拜着就不會活。他們不拜馬列，就拜孔子老子。中國的民族主義反對非民族的思想、盲目排外，主張回到祖宗那兒去，“只做中華兒女”，是極不理智的。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通過否定別的民族長處而順利成長。如果我們要尋根，那應該到人類的共同歷史中去尋找。西方的希臘羅馬以及猶太基督文化傳統就是屬於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應為全人類繼承。

3.愚民反智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被共產黨發揚光大。

中國文化落後，無語法無邏輯。1974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就把邏輯學列為人類文明七大基礎學科；全世界的學校必修課都有邏輯學，唯獨中國不開設邏輯課，中小學不開，甚至大學裡也只有部分文科專業才開設邏輯課。因為不會邏輯思維，漢人便成了“什麼都懂，什麼都會，什麼都敢信，什麼都敢說”的民族，李大釗就相信赤旗滿地球。中國的愚民們因為無知，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什麼壞事都敢做；因為無知，把地獄當作天堂，所以要去解放全人類。

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都是愚民反智的提倡者。而共產黨政權更是反智主義政權。這是二者野蠻性的合拍。馬克思主張暴力革命，革命就要權威，而權威最討厭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共黨要依靠盲從、容易被煽動的無產者來建立獨裁的黨國，而其它較為富裕的階級往往保守、獨立、不喜歡獨裁專制，所以被馬克思視為“反動”。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只承認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麼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還說地租、利息是剝削收入。這樣，地主、資本家與店員、知識分子就成了寄生蟲和半寄生蟲，屬於被消滅之列。

1918年11月16日，在慶祝協約國勝利的大會上，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這和蘇共的口號相同。1919年列寧給高爾基寫信談到：俄國知識分子只不過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資本走狗。實際上他們絕不是什麼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列寧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51卷第48頁)。1919年下半年中國的《平民教育》上發表了署名為“德”的文章說，“念書人是什麼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社會的蠹民嗎？”1920年“五一節”，陳獨秀對碼頭工人演說道，“我以為只有做工的才最有用最貴重！”中共誕生時，有人主張消滅知識分子，在中共“一大”會議討論中，劉仁靜表示：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1925年10月匪黨中央規定了勞動者3個月、知識分子6個月的入黨候補期。而毛澤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始作俑者，後來中央蘇區肅反，延安整風以及建國後連綿不斷的運動，首要任務就是整殺知識分子。

這就充分說明，狡詐的共產主義害怕自由知識分子的邏輯及其批判。所以，共產黨想盡一切辦法實施信息封鎖、篡改歷史真相，使人們愚昧化、勞動化、工具化。人們越愚昧，狡詐的共產主義越容易推行。而破除共產主義愚民政策的最好方法，就是翻牆上網。一旦廣大人民不再受騙，拒絕謊言，只說真話，勇於爭己之正當合法權益之日，即是共產黨政權徹底跨台之時！

三，中國已經無力維持一個大國的存在

劉仲敬說：東方和西方的區別在哪裡？不是地理上有差別，它們的差別就是：西方能夠自己治理自己，而且還能夠統治別人；而東方沒有能力統治自己，只能被人統治，沒有能力為自己發言，只能由別人代他發言。中國在秦政以後喪失了自己統治自己的能力，因此變成了內亞草原體系開發的資源。中國是文明的輸入者，不是生產者。中國大多數時候處在文明輸入的狀態，中亞和印度對東亞文明的輸出要多得多。這個格局自古如此。絕大部分統治技術，包括軍事和行政技術，都是從內亞輸入中國的。這樣，就把垂死掙扎的中國體系又救活了，多延長了一段時間。但是這種吃人的殭屍體制，消耗了自己的秩序資源，而使自己也漸漸地走上新一輪的衰亡。這就是秦政以後中國歷史的基本輪廓。

許多人認為，俄羅斯侵略中國導致中國赤化。問題是，俄羅斯侵略奧斯曼帝國更深入，它們戰爭了數百年，一戰結束後，列寧也援助過凱爾末反抗西方帝國主義，但土耳其軍方拒絕了赤化實現了民主。而孫中山卻是默許了赤化。這是因為東方社會一盤散沙，沒有回教組織的強大的抵抗力，因此共產主義能成功滲透。楊天石說：蔣介石早年很革命，極“左”，他早年有一段日記說，怎麼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呢？說中國的問題不在軍閥，也不在官僚，中國的問題是在資本家。中國要把資本家全殺光，中國就有希望了。1923年，蔣介石在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蘇共領導人跟蔣介石講，中國革命不僅要沒收外國資本家的財產，還要沒收本國資本家的財產。蔣當場表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第二步解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遂決定發展蔣介石當黨員。蔣介石以未請示孫中山而拒絕了。

中華民國建立了新體系，但地方割據勢力各自為政，最終只能依靠戰爭。戰爭的主要結果證明了：憑中國自己的資源和意識形態無法建構現代國家，國共兩黨必須依靠從蘇聯輸入的一黨專政體系來解決問題。如果國共兩黨沒有從列寧那裡取得支持，可以推斷中國的前途可能和墨西哥帝國一樣，其結果是進一步解體。中華民國之所以有一部名義上的憲法，靠的是殖民主義在東亞的餘威，能夠遏制惡秩序輸入進來。秩序不能容忍真空，排除一個秩序之後，一定會有另一個秩序來替代。俄共暗中鼓動“五四”運動迫使英日退出中國後，蘇聯迅速填補真空，中華民國憲法體系就無法維持了。帝國主義撤出中國的直接結果是大大削弱了核心區對邊緣區的文化輸出，最大受害者是中國本身。這點很容易理解，在沒有殖民主義的壓力下，成吉思汗、張獻忠、洪秀全似的隊伍就會蜂擁而至，民國被顛覆了，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被“亮劍”殺死了。

總之，社會主義在中國興起，不是少數激進份子的鼓動，而是有它深刻的社會歷史的緣由。一是中國傳統的烏托邦文化和國奴制的深遠影響；二是辛亥革命失敗與袁世凱稱帝這一慘痛教訓，使許多人感到民主救不了中國。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給了中國人巨大的刺激。中國人反西方帝國主義情緒高漲。四是蘇俄收買中國人，在中共鼓吹下，“走俄國人的路”就成了理想的選擇。1923年12月，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搞了一次民意調查，在對各種主義的回答中，被調查的1007人中，贊成社會主義的就有291人之多，贊成民主主義或民權主義的僅有69人，其它幾種主義，除了三民主義，大多僅有幾人。這就說明，社會主義成了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有影響的思潮。

四，祖宗崇拜的孝文化使中國難以擺脫赤禍

中國人喜歡到列祖列宗那裡去尋找文化自信，這是祖宗崇拜的儒家文化的必由之路。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為社會的一切，古已有之，後人只要複述出來就可以了。這種文化傳統在一家一戶里也有普遍性，比如靠老祖宗吃飯，光宗耀祖，其實也就是誇讚祖宗，為祖宗活，到現在中國特色的“官二代”、“紅二代”，無不是祖宗崇拜的結果。

習近平復興儒家文化，提倡孝道興家，意在祖宗崇拜。那些鼓吹傳統文化崇拜的人恰恰成了當局的同盟者。習近平反覆說：馬列毛祖宗不能丟，紅色文化基因要代代傳。習近平主導的2008年奧運會，中國就出現了文革復辟勢頭。當局鼓動學生遊行示威衝擊家樂福超市，因為法國總統會見了達賴喇嘛。主張給西藏人自由的王千源在青島的住所被人用石頭攻擊、被人潑糞以及塗寫“殺全家，殺賣國賊”等字樣，其中學開除其學籍，官方還在網上揭露其隱私。無論是奧運火炬遊行，還是衝擊家樂福的示威；中國的便衣警察以及五毛們都隱身在隊伍中，以便隨時打擊要自由的群眾。奧運會後，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使“文革”勢力迅速崛起。2012年薄熙來倒台時，“文革”勢力受到了批判和抵制。但很快在當年9月的反日遊行示威中，文革的“打砸搶”惡習復辟了。習近平上台後，高舉毛旗；利用毛粉打擊自由派，發動一波又一波的亮劍鎮壓行動。他用義和團似的紅衛兵打擊有良知的文人，然後就剩下山呼“毛主席萬歲”的聲音，看來，“習主席萬歲”的時代就要到了。延續了四五百年的古希臘城邦制度甚至根本就沒有君王，羅馬也有過近500年沒有君王的歷史，因為他們不喜歡有這一個角色。相反，中國不可一天沒皇帝。直到今天很多國人的夢想，仍然是能有一個強大的領袖來領導中國，而非民主憲政。

推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一類人如中共的近代史教育，總是說中國的屈辱是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每次戰爭失敗，總是說人家武器太先進，我們武器太落後，很少去反思中國的錯誤與缺憾。一類人把百年災難都推給蘇俄，說是蘇俄邪教強姦了中國。如果東歐人這麼說有幾分道理，蘇俄確實是用槍炮強姦了東歐國家。而中國不是被強姦而是野心家主動賣身，正符合中國文化“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的特點。把中國赤化的責任全部推給蘇俄，不對本國文化的反省批判，是夜郎自大的民族主義。網上一旦有批評中國的言論，都會被認為是“唱衰中國”，會引起部分國人的強烈不滿甚至謾罵。這不僅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歡反省，普通人也難以接受不好聽的話。資中筠說：我為年輕人被虛假歷史蒙蔽憂慮得徹夜難眠。中國大學，特別是以北大清華為代表的名牌大學，招收的是中國最聰明的學生，卻用充滿謊言的偽史謬論來毒化摧殘他們的大腦，讓中國真正的思想種苗斷後絕育，葬送中國的希望和明天，是招天下英才而毀滅之，這是傷天害理的行為。劉仲敬說：中國是文明耗盡以後的灰燼，能否構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中國目前沒有足夠的德性和能力誠實地學習，沒有表現出將來可能生產文明的任何跡象。至於現實政治意義上的崛起，那是一條自取滅亡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