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地主周扒皮半夜鸡叫，几代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小学课本中的《半夜鸡叫》选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被用来进行所谓的"忆苦思甜"教育，号召人民一定要仇恨"万恶的旧社会"。

但是，只要用常理去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半夜鸡叫》的真实性大有问题：假如周扒皮真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半夜假装鸡叫、催促长工到地里干活，那四周漆黑一团，长工能干什么农活？你要是地主，你希望长工在黑夜里去糟践你的庄稼地吗？

最近，一位早年在大连新闻单位供职的退休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问：

" 我那时担任农村部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死去多年。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作‘地主崽子'。当时陪同我一起采访的乡干部还帮我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满足我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的愿望。结果当时的交谈大出我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

一位姓阎的老人对我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子，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

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指《半夜鸡叫》的作者），真是造孽，本来某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某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了。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可怜我们几代中国人，就这么在"半夜鸡叫"中被骗了一代又一代，让无中生有的仇恨在心里发了芽。

搞政治的《白毛女》

说起《白毛女》，即使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中，听说过这出戏的恐怕也不少。它问世于抗战后期的华北"根据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变白，被迷信的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想当年，解放军打到哪里这出戏就演到哪里，它的上演成了白与黑、善与恶的分水岭，从此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开始。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出戏享受过如此"殊荣"，在朝代更迭中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然而，若是细究它的由来，揭开其"创作"过程的内幕，还有很多应知而未知的故事值得一提。

先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晋察冀一带民间好几百年就一直流传着一个"白毛仙姑"在夜间显灵向村民索要献供的传说(《人民政协报》1993年7月13日曾载流沙河先生的长文，详细考证古籍中的这一传说的流变)。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其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其次说它的演变。延安的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文人对这题材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足，他们组织了以贺敬之为首的创作班子，冥思苦想，无中生有地发掘其政治意义，硬是将它升格为一部表现"阶级斗争"主题--即地主压迫农民，农民起而反抗的戏剧。此为《白毛女》创作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1948 年8月，周杨建议将这出戏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对其主题再次"提炼"，这回归纳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时，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 "的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当时高层对这出戏非常关心。这出戏将中国划为阴阳两重天，虽然神神鬼鬼但据说有"生活原型"，令人真假难辨，因而被视为宣传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

多少年来中国的观众，习惯于在舞台上看到一些单纯的故事，有谁会想到一出鼓吹惩恶扬善的戏剧背后有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呢？有谁想到自己作为观众的义愤填膺，恰好是一手精心策划和操纵的结果呢？这就是政治宣传和艺术创作相结合所产生的特殊效果。这是只有深懂人性的弱点，绝无道德的顾虑，不择手段只为夺取权力的宣传老手才能做到这一点。

到了文革时代，每年的除夕，广播中都要播出这出戏，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

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就在此时，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却传出了幽怨的《白毛女》的旋律。要让人们在与"旧社会"的对比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并产生由衷的感恩。

然而真正的悲剧在现实中一直上演着，一演就是六十年。

也许，中国近代史上最残酷之处就在于真实的苦难被虚构的罪恶所掩盖。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代真正把人变成鬼的话，那也统治下，无数的人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乃至生存权利，被殴打、被关押、被驱逐，甚至被残杀，六十年来，杀害人民的屠刀从未放下过。在此意义上，"白毛女"的所谓人变鬼鬼变人的主题，倒成了某种令人恐惧的谏言。

可怜"草原英雄小姐妹"

发生在四十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而最近被披露出的整个事件真相，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知情者陈弘莘女士，当年事件发生不久她曾亲自采访过"草原小姐妹"龙梅、玉荣和其他当事人，她说：整个事件和后来新闻报道的内容大相迳庭，真实情况是：龙梅、玉荣的父亲那天跑去喝酒，把羊交给了两个小孩，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真正救了龙梅的是一位被下放到当地的"右派"。他当时到车站送儿子，回来的路上，隐约看到一大群羊和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在风雪中，感觉不妙，于是跑过去查看。当时十一岁的龙梅已神志不清，只是下意识的跟着羊群走，嘴里反覆叨叨 "还有妹妹"。那个人把龙梅抱到了车站办公室，站里用手摇电话通知寻找另一个女孩。当时九岁的玉荣已冻僵倒在了山坡上，后来被一个扳道工发现。

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因为怕真相败露，那个好心的"右派"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他要强奸龙梅和偷公社的羊。龙梅甚至按照指示，在万人批斗大会上指控她的救命恩人。玉荣却觉得这样做愧对良心而保持沉默。而当时的知情人士都怕被打成反革命被迫害，为保全自己而不敢说出实情。

就这样，谎言被成千上万遍轰轰烈烈地宣传着，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然而，用这样的手法制造的"故事"又何止这一个呢？而谎言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只能是残忍与丑恶.

"地雷战"真相

因为我们这里是抗日根据地，所以有机会听到许多教科书上没有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现在教科书还会提到抗日军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中共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一提起"地雷战"就急了，并深恶痛绝地说："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不待见"是当地方言"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为什么？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说："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村里的党员干部只好干。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是为了保他们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马上就转移。鬼子可凶了，要是炸了鬼子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躲没影了。抗日那会儿，咱这一带地区没听说几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百姓被伤了不少。"

埋雷的干部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不少来自美国苏联。当时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还没有经过训练。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挖出来，一不当心就会送了命。一到晚上，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弄清村民都回来了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埋雷。天亮前为了赶在乡亲们出去干活儿前把雷挖出来，睡觉都不敢睡死。有个长辈记得他负责埋雷的一天，睡醒一看天都亮了，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别的村就发生过把早起晚归的农民炸死的事。

这些真实的情景与我们在电影《地雷战》中"革命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英勇机智抗敌的故事情节大相迳庭。哪一个才是"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写照呢？主要战场上到底是谁在和日军作战呢？

《飞夺泸定桥》纯属虚构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们一行五人去四川康定旅游，经过泸定城，少不了要去参观泸定桥。

我们在一家餐馆遇到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我问："大爷，请您讲一下当年红军是怎样飞夺泸定桥的，行吗？"大爷非常生气地说："打哪个嘛（打谁呀）！人都跑光了，打哪个嘛！""大爷，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桥板撬掉没有？"老人告诉我们：桥板是撬了的。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泸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听说**要来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国民党的军队落在红军一百多公里之外。当时守泸定桥的是一个民团。因为泸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康熙年间修好泸定桥后就一直有民团守桥，民团是守桥的，而不是对付红军的。红军的先头部队来到桥对面时，民团向桥对面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跑了。红军没有还枪，他们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滩上就睡着了。等到大部队来了后，把老乡的门板取了两个换搭着过桥，然后用城里的门板把桥铺满。红军是排着队过的桥，队伍过完后就放火把桥头堡烧了，说是为了阻挡国军的追击。红军另一支队伍从安顺场过河后，沿公路向泸定城来了，先派来了一个探子，然后来了两个探子，后来又来了三个探子，最后大队伍就来了。讲完后，大爷用质问的口吻说："哪里打过仗嘛？！"

听完大爷的讲述，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子马上说："我上党校时，有一节党史课讲《飞夺泸定桥》。老师走上讲台，把教科书往桌上一摔说，不看这些，我们讲点真实的历史，飞夺泸定桥--没有这回事......"

一个参加过中越战争的亲戚，听我讲了这件事后，约了战友专程去泸定考证。回来后对我说，他们在泸定桥的两头仔仔细细查看过，的确没有打过仗的痕迹。

泸定之行，令我非常震惊。"飞夺泸定桥"这样一个荒唐的骗局，竟冠冕堂皇地写进了教科书、党史，甚至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我时常在思考，到底还制造了多少弥天大谎？还要继续愚弄欺骗多少国人？

好一个"邱少云"

湖北省安陆市乡村教师廖忠明把小学教材《我的战友邱少云》课文情节失真的疑问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他说，至少有三处内容不符合军事常识。

1·邱少云在战斗前被烧死，他随身携带的武器（如手榴弹、爆破筒）在燃烧过程中为什么不爆炸？武器是怎样处理的文中只字未提。

2·邱少云埋伏的地点距敌人只有60多米，能听到敌人的讲话声，这让人疑问。烈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周围的冬草一烧也都光了，居高临下的敌人大白天为什么不能发现目标？

3·文中数据表达模糊。一个"中午时分"就是几个小时的误差，整个潜伏部队究竟多少人？在山坡的草丛中能潜伏一支多大的部队？歼灭的"全部敌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些数字老师都不知所云。

课文中还这样形容邱少云："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挪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这篇课文给小学生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邱少云能忍受被火灼烧长达30分钟的巨大痛苦。可人被火烧时，那种条件反射的动作是很难被大脑控制的（不用实验，也可以想像）。

为什么现在有教师出来质疑呢？课文中的描述都太不合常情常理了。如果教材都能造假，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这样的"人造英雄"又何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