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人绝对骂不出文明与民主，只会骂出野蛮的人吃人。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血液循环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赫尔德《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国》

一，最喜欢骂人的民族

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丰富多彩、酣畅淋漓，为人类之冠。网上逼字泛滥。“屌”成了流行电视《非诚勿扰》的口头禅。2017年3月初，到处可见，中国人游行示威的横幅标语是：“操乐天祖宗”，“日他娘。”中共国的国格一下子就提升到强奸犯的高度。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角。柏杨先生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开阔。而我们很多人，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毒地谩骂攻击。”

中国的网络环境是很肮脏的。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骂、也最善骂的民族。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是举世罕见的。

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有这种思维方式，文革发生有中国，并不奇怪。中国人的骂是骂错了对象的，经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来骂，把坏人当成好人来供，因为他们的巫术思维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又不愿意去深思、去听解释。

崔永元在网上不断骂方舟子，“道法自然”派不断骂转基因“断子绝孙”，骂挺转者是汉奸卖国贼。众所周知：转基因乙肝疫苗注入儿童体内，都三十年过去了，谁断子绝孙？可见，反转者就是义和团似的流氓。转基因直接注入人体血管都是安全的，吃到口里，就更安全了。1980年代，转基因乙肝疫苗被研制成功。其原理是，将乙肝病毒基因中负责表达表面抗原的那一段“剪切”下来，转入酵母菌里。被转入乙肝病毒基因的酵母菌生长时，就会生产出乙肝表面抗原。而酵母菌是一种能快速生长繁殖的生物，于是乙肝表面抗原就被大量生产出来。转基因乙肝疫苗又便宜又安全，广泛注入儿童体内，阻止了乙肝的传播。1980年代初，美国一家公司通过转基因技术实现了人体胰岛素的工业生产。其原理是，将人的基因中负责表达胰岛素的那一段“剪切”下来，转入大肠杆菌或者酵母菌里，通过后者的快速增殖达到人体胰岛素的大量生产。由此，全球大多数糖尿病人才得到了很好的胰岛素并注入自己的体内，延长了生命。

事物本质不会因为谩骂而改变。骂一个人是猪是狗，他仍然是人，谩骂不能把他变成猪狗。但好骂仍然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出色的人来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总是别具一格，在难以包容不同观点的中国，他就会总是挨骂。没有人能够完全地不在乎别人的谩骂。在中国，你想要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需要强大的心脏与粗壮的神经，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秽，才能不至于在人们的口水中淹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脏与神经，他们怎么办呢？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离开。离开的总是最出色的人。对于骂人者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骂人者自己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实际上还造成了他们的思维的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骂街泼妇。

二，中国的骂人历史悠久，堪称世界之最

中国文化的源头——圣人们就喜欢骂人。孔子骂人最早最厉害。学生白天睡觉，他就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何其毒也。学生睡觉是自然现象，他不问清楚原因，就破口大骂，假如学生是身体不舒服有病呢？所以圣人也是骂人者。而且很脏，粪土之墙，不是很脏吗？而且狠毒，朽木不可雕，朽木，侮辱人格。那时，木匠或陶工制作人偶即俑作为陪葬品，孔子骂制作者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赞成活人陪葬的礼制。有人说，孔子是仁者爱人，怎会支持活人殉葬？其实，仁者爱人是忽悠人的口号。孔子在齐鲁两国国王会见的时候，就砍了跳民间舞的舞者的手脚；他还以言论罪杀了少正卯；而且孔子殷商的后代，殷商人就是搞活人殉葬的人吃人的民族。孟子骂墨子兼爱是禽兽。老子道德经对不同观点的批判都是寥寥数语，没有论据和逻辑，近似于骂人。可见：圣人们不仅无逻辑，而且只会骂人。汉人有人这样的榜样，因此就成了非理性的骂人民族。

大家公认：理性即逻辑，逻辑即理性。也就是说，没有进化到普世正义的逻辑思维阶段的民族就是非理性民族。汉族就是这样的非理性民族。逻辑是人类精神中成为最大公正性和客观性的那种趋势。逻辑的同一律强调认识世界要求标准同一，一视同仁，不能因人而异。可见，逻辑理性是正义的根源。人在理性方面基本是一致的，这是人人平等的认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质是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的一切思想行为的前提就是理性。理性是文明的核心和前提，如果没有理性，那么文化及人的思想行为必然处于混乱中，无文明可言。儒家没有提出理性，而是以丢人和羞耻心作为道德良知的起源。儒家没有认识到人是具有理性的人，只能借助政治势力而加以强制。学而时习之，不是出于理性的自觉，而是被动的，这样的学习是无效的。至今人类的最伟大的认识和发现就是----自我的本身的理性。而且人类的文明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丧失理性，文化也随之成为灾难，成了厚黑的互害文化。

三，丑陋的国骂

中国人缺少公共话语权，也没有什么文化，他们表达愤怒的几乎唯一的手段就是骂人，骂人的核心，就是侵犯对方的母亲。这一标本被鲁迅先生固化，定义为国骂。除了访问母亲以外，“国骂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鲁迅语，见《论“他妈的”》）。此外，国人还转而攻击对方的出身，这与母亲有一定关联，但已不在对方母亲身上做小动作，可以归类为国骂推论版。鲁迅先生曾经说明，国骂实际上是已经做了雅化处理的，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应该说已经相当雅了。然而，绅士淑女们对于已经雅化了的国骂仍然难以启齿，于是进一步用更加委婉的“三字经”来概括。

人在表达生气的时候为什么要去访问对方的母亲？又为什么要去攻击他的家族呢？这就涉及到性政治中有关性问题的早期历史。就两性关系而言，由于生理条件的不同，雄性往往处于主动地位，但两性并无高下之分，其结合乃是“两情相悦”的结果。早期的人类也是如此，我们现在还可以从孔子删定的《诗经》里，找到不少的例证。然而，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男性以其体力优势逐渐取得上风，女人便也成为男人所要占领的一种财产。此时的男女关系，已经被蒙上了占领者与被奴役者的烙印。男人与女人的交合，男人在心理上开始占有上位。而由于私有财产继承的需要，人们极为注重血统的纯净。尤其在古中华这块国土上，巫术文化提倡“百善孝为先”，血统至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家谱、家族、门阀，便成了人们在社会里政治地位的先天要素，而祖宗父母，也就成了每一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图腾。恶意侵犯对方的图腾，心理上站到上位，又攻击了对方的要害，杀伤力自然大，于是就出现了国骂。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其他民族很少有我们这样子的表达方式，显然是野蛮文化所致。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国骂及其推论版做如下的分类：一是直接意淫对方的母亲或其他亲人，二是贬低对方母亲的身份地位，三是贬低对方父亲的身份地位，都是为了达到羞辱对方的目的。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国骂在各地方言中是百花齐放。北京人所用的“你丫的”，四川人的“龟儿子”、“龟孙子”，苏北人口中的“婊子养的”，“囚攮的”，“小娘养的”，东北人说的“大姑娘养的”，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就是指责对方出身低贱。

有两个国骂原生态很有点研究的价值。老蒋的口头禅“娘希匹”，其实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这是国骂的方言版之一，流行于浙江宁波一带。其准确的写法应是“娘死胚”。这与国骂有一点区别，它不是直接去访问母亲，而是指责她制造了一个不合格产品。老蒋口中的骂人话，应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

广东人的“丢那妈”颇有深意，非粤籍人士恐怕难以理解。丢，今天我们理解是扔掉或失去的意思。但广东骂人话里的“丢”，用的倒是古意。丢，就是性高潮。这在《肉蒲团》中作者通过书中人物未央生的口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两个抱住睡了一刻，玉香醒转来道：‘我方才死了去你知道么？’未央生道：‘我怎么不知道，这不叫死叫做丢。’玉香道：‘怎么叫做丢？’未央生道：‘男有阳精女有阴精，干到快活尽头处那精就来了。将来未来之时，浑身皮肉连骨头一齐酥麻起来，昏昏沉沉竟像睡去一般，那精才得泄。这就是丢了。’（第三回：道学翁错配风流婿，端庄女情移薄情郎）”。这种用法，在古典禁书中比比皆是，比如《金瓶梅》第八回（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中描写潘金莲和西门庆于武大郎丧礼进行过程中宣淫时，潘金莲说的是：“只怕和尚来听见。饶了奴，快些丢了罢！”，在第五十一回（打猫儿金莲品玉，斗叶子敬济输金）中写道：“睡的没半个时辰，妇人淫情未定，爬上身去，两个又干起来。妇人一连丢了两遭身子，亦觉稍倦。”《肉蒲团》中还有：“未央生扑两扑道：‘心肝，我知道你要丢了。这椅上难为人，到床上去完事罢。’”由此可以知道，广东人的国骂是有很深的色情文化底蕴的。

国骂是经过加工的，老百姓气急了，标准国骂并不解气，于是，为了表示进一步的侮辱，可以从“他妈的”变成其他令人心烦的角色，比如“你奶奶的”，“操你祖宗”。此外，还会根据生气程度的大小，在主句之外加上若干修饰。其中有些是有相当创造性的。湖北一位老倌破口大骂“我操你祖宗八百代！”八百代是多少年呢？一代以20年计，八百代就是一万六千年。这位湖北佬，想要访问的竟是北京山顶洞人的老奶奶。

国骂固然侮辱人，但如果理解这只是表达对方的怒意，就可以淡然处之，不必计较。北洋军阀时代的张宗昌是个出名的粗人，但他倒也有些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事见《中华民国时期各色人物脸谱》）。张的这一典型表现，活脱脱是阿Q自轻自贱精神的再现。它与圣雄甘地的“你们喜欢打人是吧，我们排了队让你打，直打到你心慌手软为止”的非暴力不抵抗主义的羊群送死战术，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一个创造性应对源自一位重庆婆娘。两小儿连打带吵，其中一位骂了一句“日你妈哟”，被骂小儿的母亲立马跳了出来，高声吼道：“你来嘛龟儿子！老娘夹也要把你夹死！！！”怕被夹死的小儿哪里敢来招架，自然是落荒而逃。

文革期间下农场“锻炼”，大学生们也以是否带着粗口作为是否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标志。几个大学生拿国骂来消遣。一个骂“操你妈”，另一个就骂“操你祖宗”。“操你哥”，“操你姐”，“操你老婆”，“操你姥姥”，“操你大爷”，一直不停地操到“操你爹”时，一个愤怒极了的极其孝顺父亲的同学突然大吼一声：“我操你！！！！！”立时把大家都吓傻了，静场了约有两分钟，最后还是一位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同学对那位想对男同学使用暴力性侵犯的同学骂了一声“他妈的，不像话”，这场争斗才算了结。

四，骂人的原因

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中国人不仅擅于骂人，也很喜欢骂人，甚至骂人成癖、成瘾。一日不骂，则胸闷气短、精神委靡；恶言一出，则心情舒畅、心花怒放、精神抖擞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

原因很多，首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懂逻辑，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耐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第二，从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就当了长辈，在精神上便胜利了。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本想施展平生绝学——精神胜利法，将王胡骂为“毛虫”，精神上便可获得胜利的快乐。谁想这王胡偏不买账，不但反骂阿Q为“癞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辫子，将阿Q的头在墙上连碰了五下，给了阿Q这生平第一件屈辱。可想，精神胜利法抵不过拳头。你就是再能骂，抵不过一个大嘴巴。

第三是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精神上的寄托，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中国人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社会没有统一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行动。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汉人自己。当代的汉人都上过学，都知道骂人是缺乏教养的、粗鲁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骂呢？特别是在网上骂呢？因为在网上骂，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当他想要骂的时候，他就会有所顾忌，担心神的惩罚。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讲“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制约，他一个人的时候，是精神上完全自由的。而有信仰的人则不存在“慎独”的问题，因为神始终与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没有“独”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他时刻都需要言行谨慎。

第四是缺乏教养。正如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所言：中国人有教育，没有教养。笔者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倾向于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炼。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