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人絕對罵不出文明與民主，只會罵出野蠻的人吃人。中國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塗着陳腐的香料，描畫着象形文字，包裹着絲綢，它體內血液循環已停止，猶如冬眠的鱉類，它對一切外來事物都採取敵視、窺測、阻抗的態度，它對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無興趣，更不喜歡，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終日沉浸在自我封閉的漫長黑暗之中。-----赫爾德《人類歷史的哲學思想·中國》

一，最喜歡罵人的民族

中國人擅罵，罵人語言豐富多彩、酣暢淋漓，為人類之冠。網上逼字泛濫。“屌”成了流行電視《非誠勿擾》的口頭禪。2017年3月初，到處可見，中國人遊行示威的橫幅標語是：“操樂天祖宗”，“日他娘。”中共國的國格一下子就提升到強姦犯的高度。中國人罵中國人的時候，往往比罵外國人更有勁、更興奮、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也是中國人窩裡鬥傳統的最精彩的注角。柏楊先生曾談到這樣一件事：“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我們看到候選人的辯論，從不揭露對方陰私，因為這樣做選民會覺得你水平不夠，喪失選票。中國人的做法就不一樣，不但專門揭露陰私，而且製造陰私，用語惡毒。競選總統這麼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開闊。而我們很多人，卻為了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惡毒地謾罵攻擊。”

中國的網絡環境是很骯髒的。看看各大網站的評論，到處是污言穢語，臭氣衝天。這充分證明了，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罵、也最善罵的民族。很多謾罵，其用語之下流、卑鄙、惡毒，是舉世罕見的。

很多人動不動就罵人家是漢奸、賣國賊，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從深層次的心理來看，這種人是希望藉助政治力量幫助自己獲得論辯的勝利，足以稱得上是卑鄙。文革遺風，不減當年。有這種思維方式，文革發生有中國，並不奇怪。中國人的罵是罵錯了對象的，經常把好人當成壞人來罵，把壞人當成好人來供，因為他們的巫術思維很容易對一個人的觀點產生錯誤的理解，他們又不願意去深思、去聽解釋。

崔永元在網上不斷罵方舟子，“道法自然”派不斷罵轉基因“斷子絕孫”，罵挺轉者是漢奸賣國賊。眾所周知：轉基因乙肝疫苗注入兒童體內，都三十年過去了，誰斷子絕孫？可見，反轉者就是義和團似的流氓。轉基因直接注入人體血管都是安全的，吃到口裡，就更安全了。1980年代，轉基因乙肝疫苗被研製成功。其原理是，將乙肝病毒基因中負責表達表面抗原的那一段“剪切”下來，轉入酵母菌里。被轉入乙肝病毒基因的酵母菌生長時，就會生產出乙肝表面抗原。而酵母菌是一種能快速生長繁殖的生物，於是乙肝表面抗原就被大量生產出來。轉基因乙肝疫苗又便宜又安全，廣泛注入兒童體內，阻止了乙肝的傳播。1980年代初，美國一家公司通過轉基因技術實現了人體胰島素的工業生產。其原理是，將人的基因中負責表達胰島素的那一段“剪切”下來，轉入大腸桿菌或者酵母菌里，通過後者的快速增殖達到人體胰島素的大量生產。由此，全球大多數糖尿病人才得到了很好的胰島素並注入自己的體內，延長了生命。

事物本質不會因為謾罵而改變。罵一個人是豬是狗，他仍然是人，謾罵不能把他變成豬狗。但好罵仍然對中國人的心理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於一些出色的人來說，他的觀點總是與眾不同，總是別具一格，在難以包容不同觀點的中國，他就會總是挨罵。沒有人能夠完全地不在乎別人的謾罵。在中國，你想要發表一點自己的觀點，需要強大的心臟與粗壯的神經，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穢，才能不至於在人們的口水中淹死。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心臟與神經，他們怎麼辦呢？或者沉默不語；或者離開。離開的總是最出色的人。對於罵人者來說，又得到了什麼好處呢？罵人者自己不但沒有得到什麼實質的好處，實際上還造成了他們的思維的簡單化、極端化、情緒化，他們變得越來越愚蠢，越來越像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罵街潑婦。

二，中國的罵人歷史悠久，堪稱世界之最

中國文化的源頭——聖人們就喜歡罵人。孔子罵人最早最厲害。學生白天睡覺，他就罵“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何其毒也。學生睡覺是自然現象，他不問清楚原因，就破口大罵，假如學生是身體不舒服有病呢？所以聖人也是罵人者。而且很髒，糞土之牆，不是很髒嗎？而且狠毒，朽木不可雕，朽木，侮辱人格。那時，木匠或陶工製作人偶即俑作為陪葬品，孔子罵製作者斷子絕孫。“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孔子贊成活人陪葬的禮制。有人說，孔子是仁者愛人，怎會支持活人殉葬？其實，仁者愛人是忽悠人的口號。孔子在齊魯兩國國王會見的時候，就砍了跳民間舞的舞者的手腳；他還以言論罪殺了少正卯；而且孔子殷商的後代，殷商人就是搞活人殉葬的人吃人的民族。孟子罵墨子兼愛是禽獸。老子道德經對不同觀點的批判都是寥寥數語，沒有論據和邏輯，近似於罵人。可見：聖人們不僅無邏輯，而且只會罵人。漢人有人這樣的榜樣，因此就成了非理性的罵人民族。

大家公認：理性即邏輯，邏輯即理性。也就是說，沒有進化到普世正義的邏輯思維階段的民族就是非理性民族。漢族就是這樣的非理性民族。邏輯是人類精神中成為最大公正性和客觀性的那種趨勢。邏輯的同一律強調認識世界要求標準同一，一視同仁，不能因人而異。可見，邏輯理性是正義的根源。人在理性方面基本是一致的，這是人人平等的認識論基礎。亞里士多德說，人的本質是理性，人是理性的動物，人類的一切思想行為的前提就是理性。理性是文明的核心和前提，如果沒有理性，那麼文化及人的思想行為必然處於混亂中，無文明可言。儒家沒有提出理性，而是以丟人和羞恥心作為道德良知的起源。儒家沒有認識到人是具有理性的人，只能藉助政治勢力而加以強制。學而時習之，不是出於理性的自覺，而是被動的，這樣的學習是無效的。至今人類的最偉大的認識和發現就是----自我的本身的理性。而且人類的文明就是以理性為基礎的，喪失理性，文化也隨之成為災難，成了厚黑的互害文化。

三，醜陋的國罵

中國人缺少公共話語權，也沒有什麼文化，他們表達憤怒的幾乎唯一的手段就是罵人，罵人的核心，就是侵犯對方的母親。這一標本被魯迅先生固化，定義為國罵。除了訪問母親以外，“國罵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真是猶河漢而無極也”（魯迅語，見《論“他媽的”》）。此外，國人還轉而攻擊對方的出身，這與母親有一定關聯，但已不在對方母親身上做小動作，可以歸類為國罵推論版。魯迅先生曾經說明，國罵實際上是已經做了雅化處理的，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為第三人稱，應該說已經相當雅了。然而，紳士淑女們對於已經雅化了的國罵仍然難以啟齒，於是進一步用更加委婉的“三字經”來概括。

人在表達生氣的時候為什麼要去訪問對方的母親？又為什麼要去攻擊他的家族呢？這就涉及到性政治中有關性問題的早期歷史。就兩性關係而言，由於生理條件的不同，雄性往往處於主動地位，但兩性並無高下之分，其結合乃是“兩情相悅”的結果。早期的人類也是如此，我們現在還可以從孔子刪定的《詩經》裡，找到不少的例證。然而，隨着階級社會的出現，男性以其體力優勢逐漸取得上風，女人便也成為男人所要占領的一種財產。此時的男女關係，已經被蒙上了占領者與被奴役者的烙印。男人與女人的交合，男人在心理上開始占有上位。而由於私有財產繼承的需要，人們極為注重血統的純淨。尤其在古中華這塊國土上，巫術文化提倡“百善孝為先”，血統至上，“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於是，家譜、家族、門閥，便成了人們在社會裡政治地位的先天要素，而祖宗父母，也就成了每一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惡意侵犯對方的圖騰，心理上站到上位，又攻擊了對方的要害，殺傷力自然大，於是就出現了國罵。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其他民族很少有我們這樣子的表達方式，顯然是野蠻文化所致。

大體上，我們可以把國罵及其推論版做如下的分類：一是直接意淫對方的母親或其他親人，二是貶低對方母親的身份地位，三是貶低對方父親的身份地位，都是為了達到羞辱對方的目的。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國罵在各地方言中是百花齊放。北京人所用的“你丫的”，四川人的“龜兒子”、“龜孫子”，蘇北人口中的“婊子養的”，“囚攮的”，“小娘養的”，東北人說的“大姑娘養的”，基本上是一個意思，就是指責對方出身低賤。

有兩個國罵原生態很有點研究的價值。老蔣的口頭禪“娘希匹”，其實並不是他的發明創造，這是國罵的方言版之一，流行於浙江寧波一帶。其準確的寫法應是“娘死胚”。這與國罵有一點區別，它不是直接去訪問母親，而是指責她製造了一個不合格產品。老蔣口中的罵人話，應該說還是比較溫和的。

廣東人的“丟那媽”頗有深意，非粵籍人士恐怕難以理解。丟，今天我們理解是扔掉或失去的意思。但廣東罵人話里的“丟”，用的倒是古意。丟，就是性高潮。這在《肉蒲團》中作者通過書中人物未央生的口給出了明確的定義：“兩個抱住睡了一刻，玉香醒轉來道：‘我方才死了去你知道麼？’未央生道：‘我怎麼不知道，這不叫死叫做丟。’玉香道：‘怎麼叫做丟？’未央生道：‘男有陽精女有陰精，干到快活盡頭處那精就來了。將來未來之時，渾身皮肉連骨頭一齊酥麻起來，昏昏沉沉竟像睡去一般，那精才得泄。這就是丟了。’（第三回：道學翁錯配風流婿，端莊女情移薄情郎）”。這種用法，在古典禁書中比比皆是，比如《金瓶梅》第八回（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燒夫靈和尚聽淫聲）中描寫潘金蓮和西門慶於武大郎喪禮進行過程中宣淫時，潘金蓮說的是：“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在第五十一回（打貓兒金蓮品玉，鬥葉子敬濟輸金）中寫道：“睡的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爬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肉蒲團》中還有：“未央生撲兩撲道：‘心肝，我知道你要丟了。這椅上難為人，到床上去完事罷。’”由此可以知道，廣東人的國罵是有很深的色情文化底蘊的。

國罵是經過加工的，老百姓氣急了，標準國罵並不解氣，於是，為了表示進一步的侮辱，可以從“他媽的”變成其他令人心煩的角色，比如“你奶奶的”，“操你祖宗”。此外，還會根據生氣程度的大小，在主句之外加上若干修飾。其中有些是有相當創造性的。湖北一位老倌破口大罵“我操你祖宗八百代！”八百代是多少年呢？一代以20年計，八百代就是一萬六千年。這位湖北佬，想要訪問的竟是北京山頂洞人的老奶奶。

國罵固然侮辱人，但如果理解這只是表達對方的怒意，就可以淡然處之，不必計較。北洋軍閥時代的張宗昌是個出名的粗人，但他倒也有些急智。當年在張作霖手下混事的時候，張作霖委託郭松齡整肅軍隊，郭早就想拿張宗昌開刀。一次視察張宗昌的部隊，兩下一碰，話說岔了，郭張口便罵，操娘聲不絕於口。誰知張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隨即給郭松齡跪了下來，害得比張宗昌年輕好多歲的郭松齡紅了臉，整肅也就不了了之了（事見《中華民國時期各色人物臉譜》）。張的這一典型表現，活脫脫是阿Q自輕自賤精神的再現。它與聖雄甘地的“你們喜歡打人是吧，我們排了隊讓你打，直打到你心慌手軟為止”的非暴力不抵抗主義的羊群送死戰術，倒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外一個創造性應對源自一位重慶婆娘。兩小兒連打帶吵，其中一位罵了一句“日你媽喲”，被罵小兒的母親立馬跳了出來，高聲吼道：“你來嘛龜兒子！老娘夾也要把你夾死！！！”怕被夾死的小兒哪裡敢來招架，自然是落荒而逃。

文革期間下農場“鍛煉”，大學生們也以是否帶着粗口作為是否與工農兵打成一片的標誌。幾個大學生拿國罵來消遣。一個罵“操你媽”，另一個就罵“操你祖宗”。“操你哥”，“操你姐”，“操你老婆”，“操你姥姥”，“操你大爺”，一直不停地操到“操你爹”時，一個憤怒極了的極其孝順父親的同學突然大吼一聲：“我操你！！！！！”立時把大家都嚇傻了，靜場了約有兩分鐘，最後還是一位平時不怎麼愛說話的同學對那位想對男同學使用暴力性侵犯的同學罵了一聲“他媽的，不像話”，這場爭鬥才算了結。

四，罵人的原因

中國人難以接受不同觀點，對不同觀點的批駁往往會演變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擊以及人身的辱罵。中國人不僅擅於罵人，也很喜歡罵人，甚至罵人成癖、成癮。一日不罵，則胸悶氣短、精神委靡；惡言一出，則心情舒暢、心花怒放、精神抖擻矣。中國人為什麼這麼好罵？

原因很多，首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懂邏輯，不會辯論，不會講理，只會謾罵。講理講不過，打又不敢打，只能動動嘴皮子。同時又缺乏耐性，聽不得不同觀點，一聽對方的觀點與自己不同，就奮起反駁，而不去考慮人家的觀點到底有沒有道理。他們總是會忘記那句大家都會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第二，從心理上來看，罵人無疑是一種精神勝利法。罵別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與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樂。在語言上搞了別人的媽，那別人就成了他的兒子，他就當了長輩，在精神上便勝利了。如同那阿Q，看見王胡捉虱子，本想施展平生絕學——精神勝利法，將王胡罵為“毛蟲”，精神上便可獲得勝利的快樂。誰想這王胡偏不買賬，不但反罵阿Q為“癩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辮子，將阿Q的頭在牆上連碰了五下，給了阿Q這生平第一件屈辱。可想，精神勝利法抵不過拳頭。你就是再能罵，抵不過一個大嘴巴。

第三是缺乏信仰。中國人沒有信仰，沒有精神上的寄託，也就沒有了精神上的制約，中國人缺少統一的精神支柱，社會沒有統一的道德意識和真理意識，每個人只相信他自己，每個人按自己的意志行動。由於缺乏信仰，中國人沒有罪惡感，沒有虧欠和內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無罪，這導致中國人的殘忍和冷漠，縱觀中國整個歷史，最殘忍的爭鬥和屠殺都來自於漢人自己。當代的漢人都上過學，都知道罵人是缺乏教養的、粗魯的行為，但為什麼還會罵呢？特別是在網上罵呢？因為在網上罵，是匿名的，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他便沒有了精神上的制約，想說什麼便說什麼，想怎麼罵就怎麼罵。而對一個有信仰的人來說，當他想要罵的時候，他就會有所顧忌，擔心神的懲罰。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講“慎獨”？正是因為中國人沒有精神上的制約，他一個人的時候，是精神上完全自由的。而有信仰的人則不存在“慎獨”的問題，因為神始終與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沒有“獨”的時候，他會覺得神無時無刻不在關注他，他時刻都需要言行謹慎。

第四是缺乏教養。正如華人科學家朱棣文所言：中國人有教育，沒有教養。筆者深以為然。對於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傾向於肆無忌憚。這個時候，就特別需要後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煉。但遺憾的是，中國人的教養同樣不夠。中國的教育表面上重視德育，而實際上是分數至上，學生精神道德上的教養長期受到忽視，使得中國社會道德水平出現了整體的滑坡。學生們不懂得尊重別人，不懂得用理性來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傷害別人及社會，而表現為言行無所顧忌，其實可以稱之為“有知識的野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