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点看法
2014.06.25 

    “文化”这两个字包含的内容很广，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现在我们讨论的文化，愈来愈集中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从理论上讲：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逆定理也成立，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这是哲学家研究的问题。现在谈文化革命的问题，侧重在意识形态。所以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概括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具体为“斗私、批修”四个字。

    一、文化革命不是共产党的专利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任一个朝代都无例外搞文化革命，以适应新的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文化革命是秦皇朝，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皇朝，他采取了一系列文化革命措施，其中中央集权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些成功的文化革命措施，同秦始皇反孔夫子的儒学是分不开的。秦皇朝的垮台，我认为主要垮在秦二世的腐败。但另外，用现代语言同秦始皇粛反不彻底也有关系。决不是坑了400多个儒过头了，而是没有把赵高之流杀掉。历史上另一类文化“革命”，就如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为复辟奴隶制而效力。我称孔老二这样的“文化革命”为文化复辟运动，即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复辟。历代没落阶级代表人物，都骂秦始皇暴政，但他们干的并不比秦始皇手软，文字狱比秦始皇厉害得多。如近30多年，“爱护知识分子”、“和谐”、“民主”不离嘴，把孔老二请到天安门广场，“孔学院”遍布国内外，但文字狱空前，连 13、4岁初中生都不放过，都得“批倒”、“批臭”。毛主席对孔儒作了精辟的总结（大意）：历史上凡推翻腐败政权时，总是以反孔开始，但一旦取得政权而逐渐腐败后，又以尊孔告终；如果共产党也要靠尊孔维持统治，共产党也就差不多了。因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文化反革命复辟运动。

    我曾在发表的文章中讲过，如果中国不是孔儒文化复辟的破坏，世界上第一个开设自然科学高等学府的很可能是中国，蒸汽机、电、电子计算机等很可能是中国发明。中国决不会做了两千多年“之、乎、者、也”的秀才文章。只要大家想想在那么早时代的中国“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史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又为什么从此就裹挟在孔老二的八股文而再没有大作为？！再想想批孔的27年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又恢复了生机：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长江大桥、两弹一星等。但不否定孔老二有些话是可借鉴的，例“不耻下问”……。

    以上足以证明，文化革命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专利。但是，像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自下而上、全国老老少少积极投入的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宽、影响之大，在人类史上是第一次。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其他任何人和政党决没有这个胆略、威望和资格发动和领导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如此大规模的反修、防修人民大民主运动，仍能保持国民经济两位数增长、物价稳定、社会安定而夜不闭户和路不拾遗……。因此，我们现在研究的文化大革命，既有一般文化革命的内容，又有其特殊的独特的意义。是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推上新高峰，对世界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作岀了空前的伟大贡献！

    二、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5.16通知”指出：“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再如：“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以及多次反复对同志和某些外宾一再重复讲的问题，其中讲得最透彻是：‘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选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我认为这就是毛主席提岀搞“文革”的内因，也是“文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其外因是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苏联一夜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到勃列日捏夫当政，一再对我们策动反革命政变。这是发动文革的外因。

    追溯历史，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我们是进京赶考，有些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是英雄，但一定要警惕进城后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不要当李自成。但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刘邓的矛盾，一解放关于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矛盾就开始了。到1956年的开门整风，刘邓又借少数右派借整风想把共产党赶下台之机，把不少真心实意帮党整风的同志打成右派，使反右扩大化100倍，整风几近夭折。同时，刘邓反对1956年的合作化，尤其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刘邓先以形“左”实右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接着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连续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期，刘邓利用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为刘邓大刮浮夸风造成的损失而承担责任作的自我批评，刘邓又以右的面貌提出“三自一包”，煽动解散人民公社。接着是毛主席为社教运动，亲自主持制定了“前十条”，而刘邓紧接着搞了同前十条相背的“后十条”，并搞了个“桃园经验”，把社教运动又引上了邪路。于1964年，毛主席不得不又主持制定了 “二十三条”，明确提出了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而不整群众，这是毛主席同刘邓的矛盾第一次在全党公开。但刘邓仍不收敛，“根据贺龙子女的回忆：贺龙和刘少奇话不投机，并当面批评了刘少奇：196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刘少奇不预先通知就突然来访。刘少奇坐了一会儿，沉着脸走了。爸爸气得在屋里走来走去，愤怒地自言自语：‘想搞什么名堂？有什么了不起？不尊重毛主席，我就要批评，就要提意见，……’。表明：刘少奇在文革前夕极力拉拢串联贺龙并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刘少奇同样希望能获得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取得同毛泽东斗争的资本，同毛泽东抗衡”（参见《新发现的周恩来》第772至773页）。互联网有文章披露：“毛泽东被逐渐的架空了。有一次会议，邓小平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毛泽东坚持要参加，刘少奇说，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毛泽东作为一把手，但在讲话时，刘少奇竟不断的插话，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说，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他老打断毛泽东的话，对毛泽东很不尊重。第二天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上一坐，毛泽东说，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最后，特别是许多军队的将领都站出来骂，哪个混蛋敢不让你讲话？”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毛主席对刘邓的问题，一再宽容、到反复引导和批评、帮助、教育，甚至伤害了一些反对刘邓的其他同志，扶他们走上正路。但毛主席所费全部苦心都成了白费精力。正如毛主席所说：犯了路线错误，改也难。才不得不于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被刘邓逼出来的。即便到了这个地步，毛主席在文革一开始还是放手让刘邓领导，但刘邓又把文革引上了邪路，即刘邓领导的50多天文革，制造了大量打砸抢破坏党的威信的丧天害理的事件。直至同年8 月，毛主席不得不亲自写“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刘邓的问题公布于众，文革才逐步在全国拉开序幕。我的这一段叙述，希望大家千万别理解成文革是由于毛主席同刘邓的矛盾而引起的。毛主席去世后的30多年“改革开放”大量史实证明：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证明，没有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有华小平、叶小平、胡小平、赵小平、江小平、狐小平……。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处理武汉问题时对周总理说：“看来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估计过高，包括我。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只能正确认识，因势利导”。

    三、文化大革命过程

    关于文革期的红卫兵大串联、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各地的群众组织、斗批改等等，当今60岁以上的同志都亲见、亲历，而且各类新闻媒体都有大量文章报导。尤其是文革期的各种报纸，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传单等等大多都还可以查到。因此，关于文革的一般过程就不赘述了。主要对当前争论较大的问题谈一些个人意见，供商榷。

    1、文革全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过的“5.16决定”至8月5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阶段即为我们通称为刘邓领导的50多天的文革，我称其为“前文革”。这50多天内，文革史上是所谓“斗黑帮”时期。后来《红旗》杂志调查员对这个时期的有个形象的描述，叫做“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注：摘自清华大学群众组织414一位头头发表的文章）。仅北京市26所进驻工作组的高等院校，一篇达20来万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对“前文革”的情况介绍说：“刘、邓派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另外《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是中共中央的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老总进行严历批判（注：毛主席不在北京，当时更无“四人帮”），把朱老总批成了“野心勃勃”的“大野心家”，这件事正好发生在“5.16通知”后第七天；会议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处理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这50多天的“前文革”，刘邓开创了我们党史上颠倒敌我、混淆是非、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先例，撕掉了他们“保护老干部”的伪装。全国性大搞打砸抢、群众斗群众等各类武斗。这是造成文革期武斗和打砸抢的总根源。这就是真正该清查的“三种人”犯下了破坏文革、败坏党的威信的罪行。但后来都被陈云等人包庇了。华叶叛徒集团篡权后，不仅不对此进行清查，而把罪责转嫁给了下面介绍的毛主席领导的“文革”和文革派，并利用操纵的各类新闻媒体大肆宣传，造成了对文革认识上的极度混乱，他们借此混水摸鱼。

    第二阶段：从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1969年4月九大胜利召开，历时约两年八个月。这一阶段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主流是工人阶级、各条战线文革派是运动的主力，包括广大革命干部。但走资派在这一阶段，严重干扰和破坏文革，尤其是叶剑英、聂荣臻等军中走资派，接过“支左”的旗号，大量镇压文革派，发生了青海赵永夫屠杀造反派，以及武汉“7.20事件”等等。这期间毛主席领导的中央有效清算了刘邓破坏文革的罪行，并及时粉碎了叶剑英等走资派破坏文革的种种伎俩，促使了群众组织大联合，清洗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立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文革胜利结束。可以说文革每取得一点胜利，都来之不易，都是在军内外走资派疯狂破坏下取得的。因此，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第三阶段：从1976年10月6日华叶叛徒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至1981年6月27日，邓小平抛出了翻案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 “决议”）。我称其为“后文革”，这是叶剑英宣布用“文革的办法”清算“文革”的文化大复辟运动，据网文报导有4000多万文革派被迫害和屠杀，是中华民族史上最血腥的反革命统治，折腾成了集封资修大成的人类史上最腐败的反动政府，也就是我们通称的：“飞船上天，而红旗和人头落地”。也是人类史上唯一冤狱遍地的警察国家，至十八大前，一年用于镇压人民反抗的“维稳费”超过了军费，达6000多亿元人民币，警察等“维稳武装”超过了“国防军”（注：军队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解放军）。

    上述三个阶段，第一和第三两个阶段是走资派叛徒集团一手操下的文化反革命复辟运动，第二阶段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真正的人类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也遭到了走资派疯狂破坏。

    2、文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了

    这个问题在文革派内部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此，仅举一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及其编者站在反文革的立场，迎合邓小平的翻案书“决议”，为文革“失败论”大肆鼓噪，搅乱了人们思想，尤其是未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

2003年12月，由逄先知等任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出版，其中“临终的日子”一章，记载了毛主席在1976年6月15日，关于“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同“华国锋等”的这样一段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段话后面有《传》的编者加的注：“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他们还作了这样一番议论：“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2013年12月，同样是由逄先知等任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其中第六卷第649页，对毛主席1976年6月有关“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的谈话，有这样的记述：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后面也有一个编者注：“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流传一种说法：（此处全文引用《传》的记载，略）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1976年3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印发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其中第二部分是有关文化大革命各个方面问题的论述。从 1966年至1976年，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随着这次革命的不断进行，在不同的时段有过多次评论。《毛主席重要指示》中的这样一段话，应该说是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评价，也就是全面的总结：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以上三段文字，都关乎毛主席对文革的评价，而前两段均是逢先知等主编的出版物，而且均选自叶剑英同一次讲话，但都未经毛主席本人审阅，前后竟有质的差别。这不能不提出质疑：逄先知、金冲及如此不负责任，究竟想干什么？关于第三段，凡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过来的人，都清楚毛主席关于文革的这一客观总结。这就证明了文革是胜利结束了。关于三分错误，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整了 1亿人，死了2000万人”。但叶剑英很高明，没有讲是谁干的，而成了反文革余孽恶毒诽谤和攻击文革和毛主席的“重要根据”。

    3、是谁把文革搞乱的

    毛主席总结了文革存在的问题：“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个结论是很客观的，但是这是谁干的？叛徒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接着于1981年6月27日，邓小平抛出了翻案书“决议”，不仅诽谤毛主席，并且全盘否定文革。这就煽动了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一小撮走资派、反文革余孽、反动文痞，大肆编造阴谋史、流氓史，以及“伤痕文学”……。出现了全局性的文化复辟运动，造成了我国社会倒退了50年。因此，是谁把文革搞乱的？是必须澄清的问题。对此，我从2008年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史料，直至去年2013年6月5日发表了《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一文，可以说才把这个问基本上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篇文章较长，不少互联网包括一些国外网站转载了。在此仅概括介绍几句：

    除前述“前文革”和“后文革”已介绍的内容外，文革期的“乱”基本上是刘、邓、叶为首的走资派叛徒集团一手挑动、策划制造的。例如全国闻名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北京“大兴大屠杀”、“青海大屠杀”等等都是走资派叛徒集团一手策划的，其情节惨无人道、目不能睹。特别是叛徒叶剑英，于1967年2月，一方面大闹怀仁堂即史称“二月逆流”，把手指都拍断了；更严重的是他利用军委秘书长职权，以传达《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以下称“规定”）中央文件的名义，伪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于2月10日召开了各大军区有关领导同志到北京京西宾馆，在派人监视下让到会人员看了他伪造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并规定只准看而不许记录。正是这个规定，引起了我高度警惕，认定其中有鬼，下功夫核查此事，史料足以证明叶剑英让看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叶剑英伪造的，叶剑英伪造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据参加叶剑英召开的会议的原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宸回忆主要内容：“毛主席指示：造反派冲军区，抢你们大楼，攻占大楼，你们不要让，坚持在上头。他们在东头，你们在西头，把他们包围起来，开展政治攻势，抓坏头头”（注：摘自程万里编着2012年12月《时代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昌平印刷厂印刷《赣江苍茫》一书。这是一本批判文革、歌颂“决议”的书）。关于中央文件即“规定”被叶剑英扣压了而没有闻世。这一传达，正如《赣江苍茫》一书所述：“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端山少将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战略部署’具体化，对南昌军分区布置说：‘你们抓人要有计划，一批一批地抓，不要零打碎敲，声势要大，影响要广，通过抓人，取缔组织，他们一下子就跨了’。” “江西省军区按照（所谓）中央要求的精神己陆续派岀军代表联络员进入全省223个重点单位。然而，这些军代表、联络员下去后，表态支持保守派的有207 家，支持造反派的只有一家，其余未表态”。“军队介入，不仅没有能够迅速稳定局面，反而使武斗由棍棒升级为枪炮，愈演愈烈”。叶剑英把中央文件“规定”不准开枪，变成了动用枪炮镇压文革派。紧接着叶剑英还背了中央，让由他一手指使的制造青海大屠杀文革派的赵永夫，到叶剑英主持的全军军以上干部大会介绍镇压文革派的“经验”，造成了全局性的对文革派的大屠杀。直至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毛主席察觉了全国支左部队有75%以上不是支持文革派。从此下决心“武装文革派”“文攻武卫”，并派野战军支左，才把走资派叛徒集团制造的混乱平息下去，同时对少数混入群众组织的坏头头，采取了果断措施；例如 1967年8月10日，中央关于江西省问题专门发了《中发[67]343号文件》，批评了江西省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调整了军区领导班子。保证了文革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1969年工业总产值比1968年增长约30%高速发展的奇迹（参见《毛泽东传》下册第1556页）。真可谓革命、生产双丰收。

   整个文革期间，毛主席不只一次讲，对走资派这类犯政治路线错误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据我所知，文革期间所有中央领导、包括中央文革成员，都没有超出这个原则的讲话和文件。1967年，7月，毛主席说：“前一段时间报刊点名打倒成风。我就要王力限制报纸点名。我让他搞了个单子，列出已经被中央和各地报纸点名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据《毛泽东大传》一书，文革点名批判的，原仅20多人，后来为40多人。可见，即便点名批判的，数量也不大。关于两派群众组织，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方面不仅有中央领导不少讲话、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专门给周总理亲笔写信，现抄录如下：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文革期被批判的干部，没有一个判了刑的，更没有被杀的。大多都安排在医院等地养了起来。薪金没少拿一分钱，服务员照有，仍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邓小平还照样打牌、抱孙子；有的还照样荒淫无度……。他们最大损失就是少当了几天官，一段时间不能横行霸道欺压人民群众。对此，他们篡权后，就大诉“文革苦”，什么“关牛棚”、“残酷迫害”……，更有一些反动文痞，大搞“伤痕文学”，算文革的账。但我说：按某些人说几年后全民达“小康”，到那时，可能一般人民群众还享受不到前述走资派诉苦的“牛棚生活”和“伤痕文学”丑化的走资派的生活水平。如若不信，我们走着瞧。

    4、邓小平攻击文革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个问题，我在发表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用文革大事记把每年的主要成就都抄录了，在此不重复。

    文革期间工业产值翻了一翻多，农业翻一翻弱一点。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对毛主席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1.9倍，每年递增11.9%，这个数目还可以。”（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709页）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对解决了中国十亿人吃饭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那些复辟派们“崩溃论”是有力的回击。

    邓小平在大肆制造“崩溃论”的同时，却把600吨黄金运往美国；花巨额军费出兵赿南，替美国在中国抗美援越战争中的失败捞回点面子；并连续几次大幅度增加工资，收买人心。把毛泽东时代高积累、低消费，高速发展“四个现代化”的经费消耗一空，然后诬蔑毛主席搞文革“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用王震同志的话说：只有狗娘养的才如此反毛主席。

    中国卫生部《中国卫生发展简报》称：“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这是当时发展中国家难得的成就。到2008年中国人均寿命增加到72岁”。从这组数据可见：前29年，人均寿命增加了33岁，平均每年增加1.138岁。这个数字，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史上都是奇迹。这个奇迹，唯有在高举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创造的奇迹。人均年寿命的增长，我认为是最集中反映国力增长的综合指标。而“改革开放”的30年，人均寿命由68 岁增加到72岁，共增加4岁，平均每年增加0.133岁，还低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人年均增长寿命，这才是对歌颂“改革开放”的“春天”、“第二次解放” 最有力的讽刺！而且，“改革开放”，造成了粮食由自给自足，到十八大前约折合8亿亩土地生产的粮食靠从美国等进口转基因粮，合缺两亿多人口粮；上千万工人和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有5000多万中青年丧失生育能力，仅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无锡市就有10万人丧失生育能力；仅西安市就有30多所高校大学生体力不支长跑运动，谁能站出来说这同吃进口转基因粮无关？而我这位被诬陷为“吃不饱、饿肚子”从“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时代大学毕业过来的80多岁的老朽，至今仍能每周轻松爬1至2次香山。世界就如此有“特色”！

    5、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仇恨文革

    死不改悔的一小撮走资派及一伙社会垃圾，出于反动阶级本性，以百倍疯狂反对、造谣诬陷文革，证明他们是一伙投机革命的假革命。他们叛党篡权复辟资本主义30 多的历史充分说明：他们正是文革决定5.16通知所说，他们是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由于文革严重阻碍了他们进城后要做李自成、欺压人民而作威作福、特别严重影响他们搜刮钱财暴富和荒淫腐败。2010年10月（总第5期）香港岀版的《外参》杂志，首页用大字标题“中共新元老：安排好自己的子女”：“ 过去是‘龙生龙，凤生凤’，元老当高官，儿子也当高官，元老当将军，儿子也当将军。现在则‘广开就业门路’；除了继续保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家可安排一个子女担任省部级官员’的不成文的光荣传统，其他子女可以是跨国企业总裁，可以主持私募基金，可以倒卖地皮、房地产，可以在通讯、能源、交通、信息等行业当龙头老大………”。本文中一小标题为“中国人的‘元老包袱’有多重？”：“据前述200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那份资料显示：2004 年，12名亨受最高级离休特权待遇的高干公费开支，共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而退休政治局委员这一级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万元。”（注：以上均为人民币）。

    全国官员三费（吃喝费、车马费、旅游费）消耗民脂民膏9000多亿元（比五年计划投入水利建设的总投资多2000亿元）。所以，一大帮精通猫论的“公务员”都蜕变为体大肥粗的硕鼠。一个“村官”竟有人舍得化千万元贿选；报导称许宗衡化巨款到北京买个深圳市长“官衔”，他的油水即暴利该多大？不仅如此，历来的清水衙门中科院，在改革开放中炼就了一天吃掉40万元的过硬本领，显示了知识殿堂的硬功夫，换来了中国科技落后西方50 年。与此相对应，最近接连看到报导，大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据报导称绝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是大亏债户，有称：有的县政府的债务，按其现财政收入，400年还不清的债。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400年还不清债的“人民政府”。但卖国政府富得流油，而慷慨激昂宣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一掏就是上万亿美元以买美国债券为名，实际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前段时间境内外互联网披露：军委某前领导人腐败的情况更触目惊心，创了人类史之“最”。最近报导中央电视台腐败，都是空前的。陈香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中国腐败带头人就是邓小平。

    可以回想一下文革期间邓小平等等敢明目张胆疯狂复辟、腐败吗？这就是他们拼命反文革、仇恨文革的主要原因。大家只要查查反文革余孽，基本上就是这伙民族败类。

    四、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文革最大的历史意义是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防止反革命复辟，找到了一条靠人民群众用大民主监督各级干部最有效的办法。“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农民参加管理，有效防止了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和腐败。特别是毛主席不仅继承了马列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更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特别强调防止中央出反革命修正主义。从苏联赫鲁晓夫篡权变修，和中国当时的实际，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当时的八级工资制等，同旧社会差不多，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并强调全民斗私、批修，意义非常深远。仅就这些，对照一下这30多年飞船上天而红旗落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就会更深刻理解文革的伟大意义。毛主席无愧地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列主义推上了新的顶峰！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岀了最伟大的贡献！

    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在文革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文革期毛主席提出了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并极力主张在 “三大革命”实践的大风大浪中培养。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千年一律的“十年寒窗”闭门造车的封闭式培养方式。这不仅为文革期间各条战线创了不少人间奇迹，而且中国走资派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就没有像苏联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反对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那么容易，而是遭到了大量不怕坐牢、掉脑袋的捍卫社会主义的英雄们的坚决抵制。在走资派叛徒集团法西斯统治下，据公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新浪网对毛泽东投票：全面肯定毛泽东，并拥护回归毛时代的大政方针的，占72.67%；全面肯定毛泽东，宜采纳毛时代部分大政方针的合理成分的，占6.65%；大部分肯定毛泽东，宜采纳毛时代部分大政方针的合理成分的，占 2.87%；这三项加起来占82.19%。总之拥护毛泽东占82.19%，反对占17.81%”；“2013年凤凰网百万人（929844人）投票：支持文革：788984票，占84.8%，反对文革：139166票，占15%，保持中立：1694票，占0.2%”。可是占统计数15%的反文革派，多年来矢口辱骂占统计数84.8%的文革派为“文革余孽”，这样的国际笑话闹了30多年。现在文革派应当理直气壮地把颠倒的历史倒过来，公开宣布一小撮反文革派，才是合格的反文革余孽。

    文革推动了群众性学习马列毛著作，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学习马列毛著作热潮。以《毛主席语录》为例，《毛主席语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泽东主席名言警句选编本。发行量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据有关部门统计，仅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亿多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可见，假设每本语录仅一个人看，则中国和世界各国就有50亿人看了《毛主席语录》。还不包括《毛泽东选集》以及一些文章的单行本。如此广泛的群众性学习马列毛著作，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改造和提高，促成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我没有注意查看当今世界上成立了多少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但可以预料，从马克思关于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原理，这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将非常巨大。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代人，所以能建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两弹一星”的创业精神这一精神财富，同读马列毛著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是分不开的。

    大家只要看“改革开放”的30多年，有报导称中国当前是世界上平均每人看书最少的国家之一，外国人形象地说中国现在随处见一些人拿一个手机拨拉，很少见在看书的。

    2013年8月10日，《京华时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官场风水学’是面照妖镜”的文章，文章说：“日前，新华社记者在一些地方调查发现，不少机关单位，存在‘狮子’成群、‘转运石’成林、‘风水球’扎堆的怪现象，所谓的‘官场风水学’很是盛行”；“石狮镇宅、瑞兽辟邪，奇石转运，一些官员不惜代价弄这些玩意儿，并不是在追求什么建筑艺术，而是一种心里寄托。他们相信风水之中自有某种神秘力量，可以让自己逢凶化吉，锦上添花，官运亨通……”。文中还介绍了不惜花几万、几十万民脂民膏搞这些玩艺，并从中套取回扣。

    2008年11月28日《文化艺术报》报导“红墙里的阅读”一文报导了邓小平读什么书？“鬼书武侠爱好者，邓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2009年2月 24日《文化艺术报》报导“一些县官现在读的什么书”一文，报导现在一些官员读的是“《官经》、《厚黑学》、《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观》、《曾国藩用人识人术》、《古代帝皇驭人术》、《蒋介石的权术》、《孔子为官之道》、《官场文化与潜规则》、《教你如何聪明工作往上爬》、《阴阳风水学》、《八字与官运》、《办公室风水学》、《八卦透解财官运》、《官运桃花》……。有46%的干部一年里不读书。”可见这伙“共产党”官员从上到下不信马列毛而信鬼神、风水学。真是千奇百怪，群魔乱舞。所以，就难怪钱学森同志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些年培养不出人才来？十八大前，有互联网报导：（改革开放）30年，我国科技落后西方50年。我估算了一下，每“改开”一年，同西方的差距就拉大一年多。而把共产党折腾成了分产党、卖产党、卖国党，腐败不堪。

    这一比较，可以很形象而生动地让我们看到精神“食粮”的重大意义。

    仅举以上几例，就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较集中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说他把马列主义推上了新的顶峰，也有人说是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是当之无愧的。

    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革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其不足的一面。对此，同样应认真总结，对无产阶级革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一伙走资派叛徒集团和反文革余孽，自毛主席去世以后，以吃奶的力气在搜寻文革的问题。由于他们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总结不出文革真正的教训。他们所谓的 “文革的教训”，恰恰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作岀的最大贡献。例如他们否定党内有走资派……。可他们这30多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党内确实有走资派。又如，他们利用毛主席总结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叶剑英就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就凭这一条，文革就“罪该万死”。但遗憾的是，文革期“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如前查明，是包括叶剑英本人在内的走资派叛徒集团，反文革余孽，为了破坏文革、败坏党的威信而干的，他们表演了一场贼喊捉贼的鬼把戏，无损毛主席和文革半根毫毛。这类西洋镜一穿帮，反教育了人们，拥护文革的人急剧上升。这也让人们更认识到反面教员的作用。

   我在出版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中，总结了四条重要教训：

    1、关于接班人的问题

    很多同志都能熟背：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不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而且花了不少精力解决这个问题。恕我直言，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既完整又深刻，但实践操作上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毛主席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尤其是鞍钢宪法等等培养接班人的措施是非常英明、成功的。我这里指的失败仅是对毛主席晚年一再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基本是失败的，符合事实。为什么失败？很值得总结。因为这个问题的失败，同毛主席去世尸骨未寒，叛徒集团武装右派政变，篡夺了政权，而高速复辟变修，密切相关。我认为从中应吸取的教训是：

    1）把接班人看作是选一个人的问题

  不管是刘少奇、林彪还是华国锋，在人们心目中，所谓接班人，就是选一个人，等毛主席百年后当主席。看看这三个人，无一例外，当上接班人后，都背叛了无产阶级、都结党营私、积极搞非组织抢班夺权反党阴谋活动。另外，选这三个人，除林彪外，其余两位被选为接班人，大多平民百姓都感到惊讶，用土话说：“半夜出了个陈妖精”。另外，为树这些接班人，还都无例外地打击了一些对接班人持异议或反对态度的老同志。结果是三个接班人都走上邪路而垮了，但为此被打击的老同志，有不少并没有真正平反，甚至没有平反。

    在此，顺便谈谈对王洪文的看法。“文革”期，林彪岀了问题以后，王洪文一下成了接班人。我认为选这个人接班有些太仓促。当然，也有同志说不如邓选的好。这不好比，我们讲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选的修正主义接班人，没有可比性。王洪文在被捕后的被招安的投降表现，足以证明他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江青在同这个世界临别时对王洪文在狱中的评价也说他下跪求降了。关于华国锋，从目前所有见到的资料，没有见到毛主席把他定为接班人。

    没有把接班人的问题，看作是中央一个完整的领导班子统盘解决，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关于老干部终身制

    没有这30年沉痛教训，对老干部终身制问题还认识不了有多大问题。我发现和注意观察研究这个问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的。四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每天仅开两小时会，原因就是老同志太多，精力够不上。当时最突出是朱老总，不仅几个人用轮椅把他抬上主席台，几个健壮人把他抬到座位上；尤其当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宣读到最后一段时，总理想提高嗓门讲下去，结果不仅没有提高，反声音低了下去，明鲜力不从心了。这时朱老总竟宣布：现在宣布散……。坐在一旁的吴德同志反映特快，要紧把朱老总扶着坐好，才把那个“散”字后面的“会”字没有讲出来，没有造成打断总理作报告。现在很清楚，当时总理己病重在身，朱老总、毛主席都不例外。这三个国家三方面的一把手，都病到了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正是这种状况下，为几个野心家积极地从事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大大创造了有孔可占的有利条件。

    尤其是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个80岁左右的军队“老革命”，依仗终身制，以老卖老，大搞非组织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最终造成右派武装政变，使无产阶级几十年革命建成的社会主义江山，毁于一旦。人们普遍惊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如果不搞终身制，毛主席、周总理都健在时，就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央集体领导班子，并有严格的互相监督的制度和体制，放手让他们干。毛主席、周总理等兼个名义职务，在重大方针问题上指点指点，起个传帮带的作用。因为不搞终身制，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个野心家手中无权了，他们篡党夺权就很难得逞。

    2、军权旁落

    毛主席总结的“枪杆子出政权”；我看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都要抓枪杆子。“文革”期间，只要毛主席健在，枪杆子绝对能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文革”中不管遇到什么乱子，就因为枪杆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所以不管是青海问题、还是武汉问题、尤其是林立果搞武装政变等等，翻不出大浪，都能很快平息。但是林彪问题以后，不久毛主席的健康每况日下，自然法则已使他再不能指挥自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而这十分关键的时刻，毛主席把军权交给了自始至终反对“文革”的叶剑英。另外，林彪事件中起了异心的汪东兴，毛主席不仅没有对汪东兴采取任何措施，还让他仍掌握着中央警卫师的大权。毛主席从病危到去世，叶、汪的合伙，说白了，在北京城里，就没有他们干不成的事。从前面介绍叶剑英自己说在毛主席病重时就打算绑架江青等，没有敢动手是：一是怕有风险，尤其在这前1975年的较量，邓小平也感慨没想到毛主席病重还有那么大的力量，而惨败了；其次叶剑英自述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已病重而不岀兵等诸葛亮死后再说，很形象地勾勒了叶剑英急着等毛主席去世后再篡权，才万无一失。在战争年代，没见叶剑英有何了不起战功，但玩权术是有两下的。有个重大历史问题很值得研究：长征路上，叶揭露张国焘偷袭毛主席和中央的阴谋问题。据所见公开资料，可以说至今未见有第二个人证明有这回事；当时四方面军核心成员徐向前同志也从未证实有此事，而明显有否定这件事的言谈。另外，张国涛虽叛逃国外，当他得知毛主席去世时，而感叹共产党的前景将不好了。如果叶的揭发是虚构的，则骗取了“大事不糊涂”的赞誉，把军权交给了叶，其后果就更清晰了。林彪问题以后，毛主席的军权旁落；尤其是“文革”期间的“三支两军”，和各级三结合的革委会，相当数量是军队干部当了一把手。可以说文革后期的主要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军队手里。所以毛主席也说：军队支左，实际上把“文革”交给了军队，而支的也不都是左派。到毛主席病重时，毛主席终于发现：他死后，几个老帅要造反，要岀军中赫鲁晓夫。但已晚矣！

    另外，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机构，从实而言，极大部分的领导班子，上从中央政治局，下到一个生产大队、工厂车间。中、年青干部基本上是摆式，有职无权。大家拜读一下陈永贵同志晚年的回忆，这个问题就看得清清楚楚。

    处于这种局面，走资派武装政变就很容易。而且借用人民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善玩权术的阴谋家，随便编几段谣言，都能把你骗得跟了团团转。所以，中国的走资派武装政变后，能欺骗那么多共产党员、人民群众跟着高呼“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放着鞭炮庆祝资本主义复辟，就不难理解。

    3、正确对待左派的问题

    “文革”中最奇特的现象是：喊了几年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在“文革”期，许多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和批示等等，都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但“文革”从始至终，没有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当作走资派批斗的人可不少。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邓小平的问题，批了十来年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而1975年四届人大会议传达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邓小平）人才难得。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怎么一下变成了“人才难得”？没有人解释这个问题。到1975年底，又成了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可见，“文革” 期，对走资派又批又恋恋不舍。从良好的角度理解：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但从这30年走资派篡权复辟造成党变修、国变色的后果，应当说“文革”中对走资派的处理，心慈手软，犯了右倾错误。我们从中应吸取的教训是：大部分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但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他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思想教育能改造人，但不是万能。我在“文革”前不了解邓小平，但他篡权后，除认识他不学习、理论水平很低，很霸道，真认识不了他有什么“人才难得”。

    同样“文革”期间，从中央主席到各级干部，都异口同声要支持左派。但“文革”期间大凡被称为左派的，相当的数量是反复被整的对象。而且整起来毫不手软。全国最有名的是写了篇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同志，可能被整得不轻（他这些年发表的某些文章观点本人不认同）。但后来毛主席自己也一再担心出军内赫鲁晓夫。何况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还有林彪、叶剑英。又如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未见任何证据，就被说成“5.16”后台，也整下去了。关于杨成武同志，打倒他的理由：当时传达林彪的讲话说因为杨成武是少数，……。谁听了也不好理解，少数就该打倒？回过头来看由左派组成的中央文革，一再进行清洗，到最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了。至于“文革”期间一些左派“小官”、群众组织的左派头头的遭遇就更不用说了。右派武装政变成功后，左派更成了走资派恨之入骨的反攻倒算的重点，所谓清查“三种人”，实质是一次全国性支一派镇压一派的大迫害、大清洗左派的资产阶级复辟运动，左派从各级领导班子被一扫而光，不少左派同志为“文革”甚至献出了生命。

    对走资派宽大处理，而左派遭一而再的从严处理；甚至是无故被处理，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但其中少数人因蒙冤而转不过弯，反成了反毛、反“文革”的成员。对这少数人，是不是左派？值得研究。这少数人的出现，让我们从实践中认识了毛主席提出研究《水浒传》的重大意义。对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即便蒙冤，也不能动摇自己的信仰和革命意志。谁还比毛主席蒙的冤更多吗？

  4、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党的建设涉及面很广，在此仅谈组织建设，组织建设也仅谈发展新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看到的材料中，看到毛主席谈了发展党员问题，解放后不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入了党。但最近花精力找这段话，怎么也没找到，我也忘了在哪本书中看到的了。

    解放后，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发展新党员的问题比战争年代遇到的问题复杂多了。即便在战争年代，虽然入党要冒生命危险，但照样有投机分子入了党，一伙走资派就是活标本。解放后，问题就更复杂。党员成分的复杂化，也是右派篡权、复辟变修，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你只要对当前某些掌权人作些分析，他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也曾是“革命”热血青年，甚至喊万岁比谁都响亮，也曾举着手高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并被培养他们“成才”的母校一再引以为荣。但为什么其中有的也成了反马列毛、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叛徒、卖国、走资泒、反动官僚、腐败分子？而让人民群众称谓：100个当官的，抓他99个，还有一个可能是漏网的。尽管这句话讲过了点头，但腐败官员很普遍，这是事实。为什么红旗下出来的，有这么多党员腐败官僚？虽主要是叛徒集团篡权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选拔、培养的产物。但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毛主席在世时入党的，这就不能不认真总结一下解放后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而决不应学叛徒集团文过饰非。

    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崇扬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许多旧小说、戏剧等等赤裸裸宣扬“十年寒窗”，升官报私仇。解放后，这些封建流毒没有肃清，又加上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的毒害，以及解放后过多宣扬党员光荣，而宣扬党员为人民服务不够。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社会，有些人就是为了光荣、做官而入党的。讲句讽刺话，这样的人要求入党时，你让他围了党员或党员领导转、甚至让他在党员裤裆下钻他都干，一旦入了党就盛气凌人，这就是常说的这伙人有韬光养晦的 “天才”。你只要看看那些変了质的解放牌“党员”，而成了共产党叛徒、走资泒、反动官僚、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卖国贼的，是不是这样。而且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多数。其中又以老子是不愿改造的走资派和四类分子不愿改造的子女占不小的比例。让这伙人混进了党内，一旦他们掌了权，不反党、反马列毛、反社会主义才是怪事。这就是旧戏剧等宣传的当官报仇论。

    但应当肯定，不管是老党员还是解放牌党员，其中多数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另外，虽然领导集团变修了、叛变了。但广大党员是好的、比较好的。但有些老同志，只想到自己没变修，而否定党变修的现实。其实，这些同志对毛主席一再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没有真正的认识。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权后，苏共变修了，开头绝大部分党的干部和党员也没有变修，但决定着党的命运的领导集团变修了，制定的政策、路线也就变修了，成了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随着进一步变修，党员的成分等等都随着修正主义路线急剧变修。不承认这些事实，决不是马列主义者。

    至于近30年靠走路子、掏钱买了入党的，这类问题就只能说腐败透了。就更不是共产党了。

    补充讲一点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对亲者严，对疏者宽”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但确实又存在严过了头和宽过了头的问题。仅举两例：例一是，1974年批林批孔时，叶剑英向毛主席表面是作“检讨”实为告黑状，说江青批评他走后门。毛主席不分青红皂白批评江青同志：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这一批示，发至全党。大张了叶剑英的威风，灭了江青同志的志气，从此走后门合法化，搞得群众有意见也不敢讲。例二是批评江青同志不能团结人。主要指叶、聂几个元帅。但事实己证明，那几个老帅能同江青团结吗？毛主席甚至不惜作了最大的谦让，现在事实证明，那两个老帅除邓小平能同他们合污外，他们同谁也团结不了。这些问题看似很小，但造成的后果严重。另外，文革初期把群众组织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但在实践中最后改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上述关于文革存在的四点教训，在互联网和《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公开发表两年多以来，无一人提出非议。

    关于“文革”中一些问题，虽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我认为对全局有影响的，主要是上述四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当毛主席一去世，有利走资派能顺利武装政变成功，背叛无产阶级而高速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对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消极的因素，而看不到光明。我曾讲：文革是毛主席提出，并经中央一致赞同通过，毛主席和中央发动和领导，取得了伟大胜利。可以说，只要毛主席健在，将永远是胜利的，这已被事实证明，推翻不了的结论。所以有人说文革失败了，不符史实。但毛主席去世后，党内走资派背叛了马列毛、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社会主义，这只能看作中国第二次文革的萌芽和前奏。在这个问题上，要用毛主席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论加以认识，才不迷失方向。

    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次试验，出现一些不足之处是难免的。即便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还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只要我们不忘记：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我们就不会对文革中出现的问题，感到大惊小怪。何况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起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政权取得全国胜利，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经验和教训？！只要主义正，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

    最后介绍林一章同志在“大地微微网”发表的《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一文，毛主席是如何一字之改、一词之改、一句之改、一篇之改？现仅举其中一例：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

    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独立成篇，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时候，毛主席作了重要的修改，其中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这样改定的：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主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严谨作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对我们认真研究文革，同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决不能学某些人，轻率地研究和对待马列毛主义和历史问题，甚至胡乱提出一些伪科学的口号如“正能量一说”，更不能搞反马克思主义的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口号，“开国际玩笑”，制造混乱。也不能信口雌黄，胡乱捡一句话就当作行动方针，如当前大吹特吹的“梦”。“梦”在我们江南地区是个贬义词，例如某人乱说了、或胡说了，旁人就会说是不是在说梦话、或者说还没睡醒吧？这就说明必须谨慎从事。中国历来有一种歪风：少数人在领导人面前唯唯诺诺，抬轿子吹喇叭，哪怕领导放个屁，他们也能据典论经地吹成“创新理论”。我常说中国历来不缺汉奸，更不缺李莲英式的奴才。同样，总有一些人官帽一戴，就爱吹不爱批。这股歪风，严重阻碍了实事求是研究问题。最后介绍的毛主席修改文章的严谨作风，为我们实事求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研究文革，很有现实意义。

    以上对文革的一些看法，难免有错误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恽仁祥

                                                   201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