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仁祥：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幾點看法
2014.06.25 

    “文化”這兩個字包含的內容很廣，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方面面，可以說是包羅萬象。但現在我們討論的文化，愈來愈集中到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方面。從理論上講：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但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因此，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逆定理也成立，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就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這是哲學家研究的問題。現在談文化革命的問題，側重在意識形態。所以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概括為“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具體為“斗私、批修”四個字。

    一、文化革命不是共產黨的專利

    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任一個朝代都無例外搞文化革命，以適應新的統治階級的統治需要。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文化革命是秦皇朝，秦始皇滅六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封建皇朝，他採取了一系列文化革命措施，其中中央集權制、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等，一直沿用到現在。這些成功的文化革命措施，同秦始皇反孔夫子的儒學是分不開的。秦皇朝的垮台，我認為主要垮在秦二世的腐敗。但另外，用現代語言同秦始皇粛反不徹底也有關係。決不是坑了400多個儒過頭了，而是沒有把趙高之流殺掉。歷史上另一類文化“革命”，就如孔老二的“克己復禮”，為復辟奴隸制而效力。我稱孔老二這樣的“文化革命”為文化復辟運動，即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文化復辟。歷代沒落階級代表人物，都罵秦始皇暴政，但他們幹的並不比秦始皇手軟，文字獄比秦始皇厲害得多。如近30多年，“愛護知識分子”、“和諧”、“民主”不離嘴，把孔老二請到天安門廣場，“孔學院”遍布國內外，但文字獄空前，連 13、4歲初中生都不放過，都得“批倒”、“批臭”。毛主席對孔儒作了精闢的總結（大意）：歷史上凡推翻腐敗政權時，總是以反孔開始，但一旦取得政權而逐漸腐敗後，又以尊孔告終；如果共產黨也要靠尊孔維持統治，共產黨也就差不多了。因此，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典型的文化反革命復辟運動。

    我曾在發表的文章中講過，如果中國不是孔儒文化復辟的破壞，世界上第一個開設自然科學高等學府的很可能是中國，蒸汽機、電、電子計算機等很可能是中國發明。中國決不會做了兩千多年“之、乎、者、也”的秀才文章。只要大家想想在那麼早時代的中國“四大發明”，對人類文明史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又為什麼從此就裹挾在孔老二的八股文而再沒有大作為？！再想想批孔的27年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自然科學又恢復了生機：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長江大橋、兩彈一星等。但不否定孔老二有些話是可借鑑的，例“不恥下問”……。

    以上足以證明，文化革命不是共產黨、毛主席的專利。但是，像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自下而上、全國老老少少積極投入的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其規模之大、涉及面之寬、影響之大，在人類史上是第一次。也可以說：如果沒有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其他任何人和政黨決沒有這個膽略、威望和資格發動和領導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如此大規模的反修、防修人民大民主運動，仍能保持國民經濟兩位數增長、物價穩定、社會安定而夜不閉戶和路不拾遺……。因此，我們現在研究的文化大革命，既有一般文化革命的內容，又有其特殊的獨特的意義。是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推上新高峰，對世界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作岀了空前的偉大貢獻！

    二、毛主席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1966年“5.16通知”指出：“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內、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再如：“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以及多次反覆對同志和某些外賓一再重複講的問題，其中講得最透徹是：‘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選自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我認為這就是毛主席提岀搞“文革”的內因，也是“文革”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其外因是列寧創建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由於赫魯曉夫叛徒集團篡奪了領導權，蘇聯一夜就變成了修正主義。到勃列日捏夫當政，一再對我們策動反革命政變。這是發動文革的外因。

    追溯歷史，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就告誡全黨：我們是進京趕考，有些人在拿槍的敵人面前，不愧是英雄，但一定要警惕進城後不要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擊中，不要當李自成。但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同劉鄧的矛盾，一解放關於是搞社會主義革命還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矛盾就開始了。到1956年的開門整風，劉鄧又借少數右派借整風想把共產黨趕下台之機，把不少真心實意幫黨整風的同志打成右派，使反右擴大化100倍，整風幾近夭折。同時，劉鄧反對1956年的合作化，尤其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劉鄧先以形“左”實右破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接着從1959年開始的三年連續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期，劉鄧利用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為劉鄧大刮浮誇風造成的損失而承擔責任作的自我批評，劉鄧又以右的面貌提出“三自一包”，煽動解散人民公社。接着是毛主席為社教運動，親自主持制定了“前十條”，而劉鄧緊接着搞了同前十條相背的“後十條”，並搞了個“桃園經驗”，把社教運動又引上了邪路。於1964年，毛主席不得不又主持制定了 “二十三條”，明確提出了社教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派，而不整群眾，這是毛主席同劉鄧的矛盾第一次在全黨公開。但劉鄧仍不收斂，“根據賀龍子女的回憶：賀龍和劉少奇話不投機，並當面批評了劉少奇：1965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劉少奇不預先通知就突然來訪。劉少奇坐了一會兒，沉着臉走了。爸爸氣得在屋裡走來走去，憤怒地自言自語：‘想搞什麼名堂？有什麼了不起？不尊重毛主席，我就要批評，就要提意見，……’。表明：劉少奇在文革前夕極力拉攏串聯賀龍並不是子虛烏有的事；劉少奇同樣希望能獲得軍隊高級將領的支持，取得同毛澤東鬥爭的資本，同毛澤東抗衡”（參見《新發現的周恩來》第772至773頁）。互聯網有文章披露：“毛澤東被逐漸的架空了。有一次會議，鄧小平說，這會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參加了。毛澤東堅持要參加，劉少奇說，參加可以，但不要發言了。毛澤東作為一把手，但在講話時，劉少奇竟不斷的插話，主席說，四清主要矛盾是群眾與走資派的矛盾，劉少奇說，我個人認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他老打斷毛澤東的話，對毛澤東很不尊重。第二天毛澤東拿着黨章和憲法到會上一坐，毛澤東說，第一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二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大家說有人不讓我參加會，也不讓我講話，對不對？毛澤東的話震動很大，全場氣氛緊張。最後，特別是許多軍隊的將領都站出來罵，哪個混蛋敢不讓你講話？”這一系列的事實說明：毛主席對劉鄧的問題，一再寬容、到反覆引導和批評、幫助、教育，甚至傷害了一些反對劉鄧的其他同志，扶他們走上正路。但毛主席所費全部苦心都成了白費精力。正如毛主席所說：犯了路線錯誤，改也難。才不得不於1966年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被劉鄧逼出來的。即便到了這個地步，毛主席在文革一開始還是放手讓劉鄧領導，但劉鄧又把文革引上了邪路，即劉鄧領導的50多天文革，製造了大量打砸搶破壞黨的威信的喪天害理的事件。直至同年8 月，毛主席不得不親自寫“我的一張大字報”，把劉鄧的問題公布於眾，文革才逐步在全國拉開序幕。我的這一段敘述，希望大家千萬別理解成文革是由於毛主席同劉鄧的矛盾而引起的。毛主席去世後的30多年“改革開放”大量史實證明：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間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證明，沒有劉少奇和鄧小平，還有華小平、葉小平、胡小平、趙小平、江小平、狐小平……。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毛主席在文革期間處理武漢問題時對周總理說：“看來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估計過高，包括我。客觀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你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改變。只能正確認識，因勢利導”。

    三、文化大革命過程

    關於文革期的紅衛兵大串聯、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各地的群眾組織、鬥批改等等，當今60歲以上的同志都親見、親歷，而且各類新聞媒體都有大量文章報導。尤其是文革期的各種報紙，包括群眾組織的小報、傳單等等大多都還可以查到。因此，關於文革的一般過程就不贅述了。主要對當前爭論較大的問題談一些個人意見，供商榷。

    1、文革全過程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過的“5.16決定”至8月5日毛主席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一階段即為我們通稱為劉鄧領導的50多天的文革，我稱其為“前文革”。這50多天內，文革史上是所謂“斗黑幫”時期。後來《紅旗》雜誌調查員對這個時期的有個形象的描述，叫做“遊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註：摘自清華大學群眾組織414一位頭頭發表的文章）。僅北京市26所進駐工作組的高等院校，一篇達20來萬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對“前文革”的情況介紹說：“劉、鄧派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另外《劉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會》（是中共中央的檔案館，保存的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老總進行嚴歷批判（註：毛主席不在北京，當時更無“四人幫”），把朱老總批成了“野心勃勃”的“大野心家”，這件事正好發生在“5.16通知”後第七天；會議最後鄧小平宣布了中央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處理決定，與會者一致通過。這50多天的“前文革”，劉鄧開創了我們黨史上顛倒敵我、混淆是非、保護一小撮、打擊一大片的先例，撕掉了他們“保護老幹部”的偽裝。全國性大搞打砸搶、群眾斗群眾等各類武鬥。這是造成文革期武鬥和打砸搶的總根源。這就是真正該清查的“三種人”犯下了破壞文革、敗壞黨的威信的罪行。但後來都被陳雲等人包庇了。華葉叛徒集團篡權後，不僅不對此進行清查，而把罪責轉嫁給了下面介紹的毛主席領導的“文革”和文革派，並利用操縱的各類新聞媒體大肆宣傳，造成了對文革認識上的極度混亂，他們藉此混水摸魚。

    第二階段：從1966年8月5日毛主席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到1969年4月九大勝利召開，歷時約兩年八個月。這一階段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進行的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主流是工人階級、各條戰線文革派是運動的主力，包括廣大革命幹部。但走資派在這一階段，嚴重干擾和破壞文革，尤其是葉劍英、聶榮臻等軍中走資派，接過“支左”的旗號，大量鎮壓文革派，發生了青海趙永夫屠殺造反派，以及武漢“7.20事件”等等。這期間毛主席領導的中央有效清算了劉鄧破壞文革的罪行，並及時粉碎了葉劍英等走資派破壞文革的種種伎倆，促使了群眾組織大聯合，清洗了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立了各級“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文革勝利結束。可以說文革每取得一點勝利，都來之不易，都是在軍內外走資派瘋狂破壞下取得的。因此，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

    第三階段：從1976年10月6日華葉叛徒集團反革命武裝政變至1981年6月27日，鄧小平拋出了翻案書《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稱 “決議”）。我稱其為“後文革”，這是葉劍英宣布用“文革的辦法”清算“文革”的文化大復辟運動，據網文報導有4000多萬文革派被迫害和屠殺，是中華民族史上最血腥的反革命統治，折騰成了集封資修大成的人類史上最腐敗的反動政府，也就是我們通稱的：“飛船上天，而紅旗和人頭落地”。也是人類史上唯一冤獄遍地的警察國家，至十八大前，一年用於鎮壓人民反抗的“維穩費”超過了軍費，達6000多億元人民幣，警察等“維穩武裝”超過了“國防軍”（註：軍隊已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人民解放軍）。

    上述三個階段，第一和第三兩個階段是走資派叛徒集團一手操下的文化反革命復辟運動，第二階段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真正的人類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也遭到了走資派瘋狂破壞。

    2、文革是成功還是失敗了

    這個問題在文革派內部也是爭論不休的問題。在此，僅舉一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一書，及其編者站在反文革的立場，迎合鄧小平的翻案書“決議”，為文革“失敗論”大肆鼓譟，攪亂了人們思想，尤其是未經歷過文革的青年人。

2003年12月，由逄先知等任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出版，其中“臨終的日子”一章，記載了毛主席在1976年6月15日，關於“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同“華國鋒等”的這樣一段談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這段話後面有《傳》的編者加的註：“據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他們還作了這樣一番議論：“毛澤東這番話，充分表現出他的複雜心態。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顯然是不適當的，也不符合實際。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麼重。明知對這場‘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怎麼交這個班？毛澤東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和不安”。

  2013年12月，同樣是由逄先知等任主編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出版，其中第六卷第649頁，對毛主席1976年6月有關“我一生做了兩件事情”的談話，有這樣的記述：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同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談話。毛澤東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把蔣介石趕到台灣，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一件是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後面也有一個編者註：“毛澤東說的這段話，轉引自1977年3月22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關於毛澤東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情，在一些書刊中曾流傳一種說法：（此處全文引用《傳》的記載，略）對上述說法，本書編者沒有查到檔案根據或其他第一手權威材料。”

  1976年3月3日，毛主席親自批示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印發由毛遠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其中第二部分是有關文化大革命各個方面問題的論述。從 1966年至1976年，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隨着這次革命的不斷進行，在不同的時段有過多次評論。《毛主席重要指示》中的這樣一段話，應該說是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的評價，也就是全面的總結：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以上三段文字，都關乎毛主席對文革的評價，而前兩段均是逢先知等主編的出版物，而且均選自葉劍英同一次講話，但都未經毛主席本人審閱，前後竟有質的差別。這不能不提出質疑：逄先知、金沖及如此不負責任，究竟想幹什麼？關於第三段，凡從1975年下半年開始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過來的人，都清楚毛主席關於文革的這一客觀總結。這就證明了文革是勝利結束了。關於三分錯誤，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整了 1億人，死了2000萬人”。但葉劍英很高明，沒有講是誰幹的，而成了反文革餘孽惡毒誹謗和攻擊文革和毛主席的“重要根據”。

    3、是誰把文革搞亂的

    毛主席總結了文革存在的問題：“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個結論是很客觀的，但是這是誰幹的？叛徒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接着於1981年6月27日，鄧小平拋出了翻案書“決議”，不僅誹謗毛主席，並且全盤否定文革。這就煽動了對黨、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懷有刻骨仇恨的一小撮走資派、反文革餘孽、反動文痞，大肆編造陰謀史、流氓史，以及“傷痕文學”……。出現了全局性的文化復辟運動，造成了我國社會倒退了50年。因此，是誰把文革搞亂的？是必須澄清的問題。對此，我從2008年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史料，直至去年2013年6月5日發表了《是誰把文革搞亂的？》一文，可以說才把這個問基本上還了歷史的本來面目。這篇文章較長，不少互聯網包括一些國外網站轉載了。在此僅概括介紹幾句：

    除前述“前文革”和“後文革”已介紹的內容外，文革期的“亂”基本上是劉、鄧、葉為首的走資派叛徒集團一手挑動、策劃製造的。例如全國聞名的湖南“道縣大屠殺”、北京“大興大屠殺”、“青海大屠殺”等等都是走資派叛徒集團一手策劃的，其情節慘無人道、目不能睹。特別是叛徒葉劍英，於1967年2月，一方面大鬧懷仁堂即史稱“二月逆流”，把手指都拍斷了；更嚴重的是他利用軍委秘書長職權，以傳達《關於軍隊在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中不准任意開槍的規定》（以下稱“規定”）中央文件的名義，偽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於2月10日召開了各大軍區有關領導同志到北京京西賓館，在派人監視下讓到會人員看了他偽造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並規定只准看而不許記錄。正是這個規定，引起了我高度警惕，認定其中有鬼，下功夫核查此事，史料足以證明葉劍英讓看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是葉劍英偽造的，葉劍英偽造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據參加葉劍英召開的會議的原福州軍區副參謀長石一宸回憶主要內容：“毛主席指示：造反派沖軍區，搶你們大樓，攻占大樓，你們不要讓，堅持在上頭。他們在東頭，你們在西頭，把他們包圍起來，開展政治攻勢，抓壞頭頭”（註：摘自程萬里編着2012年12月《時代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昌平印刷廠印刷《贛江蒼茫》一書。這是一本批判文革、歌頌“決議”的書）。關於中央文件即“規定”被葉劍英扣壓了而沒有聞世。這一傳達，正如《贛江蒼茫》一書所述：“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吳端山少將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戰略部署’具體化，對南昌軍分區布置說：‘你們抓人要有計劃，一批一批地抓，不要零打碎敲，聲勢要大，影響要廣，通過抓人，取締組織，他們一下子就跨了’。” “江西省軍區按照（所謂）中央要求的精神己陸續派岀軍代表聯絡員進入全省223個重點單位。然而，這些軍代表、聯絡員下去後，表態支持保守派的有207 家，支持造反派的只有一家，其餘未表態”。“軍隊介入，不僅沒有能夠迅速穩定局面，反而使武鬥由棍棒升級為槍炮，愈演愈烈”。葉劍英把中央文件“規定”不准開槍，變成了動用槍炮鎮壓文革派。緊接着葉劍英還背了中央，讓由他一手指使的製造青海大屠殺文革派的趙永夫，到葉劍英主持的全軍軍以上幹部大會介紹鎮壓文革派的“經驗”，造成了全局性的對文革派的大屠殺。直至震驚全國的武漢“7.20事件”，毛主席察覺了全國支左部隊有75%以上不是支持文革派。從此下決心“武裝文革派”“文攻武衛”，並派野戰軍支左，才把走資派叛徒集團製造的混亂平息下去，同時對少數混入群眾組織的壞頭頭，採取了果斷措施；例如 1967年8月10日，中央關於江西省問題專門發了《中發[67]343號文件》，批評了江西省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調整了軍區領導班子。保證了文革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並取得了1969年工業總產值比1968年增長約30%高速發展的奇蹟（參見《毛澤東傳》下冊第1556頁）。真可謂革命、生產雙豐收。

   整個文革期間，毛主席不只一次講，對走資派這類犯政治路線錯誤的，“大部不抓，一個不殺”；據我所知，文革期間所有中央領導、包括中央文革成員，都沒有超出這個原則的講話和文件。1967年，7月，毛主席說：“前一段時間報刊點名打倒成風。我就要王力限制報紙點名。我讓他搞了個單子，列出已經被中央和各地報紙點名的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央各部委”。據《毛澤東大傳》一書，文革點名批判的，原僅20多人，後來為40多人。可見，即便點名批判的，數量也不大。關於兩派群眾組織，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強調“要文斗、不要武鬥”，這方面不僅有中央領導不少講話、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強調“要文斗、不要武鬥”；毛主席還專門給周總理親筆寫信，現抄錄如下：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

    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這裡我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鬥，因為武鬥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應該分析，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

    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文革期被批判的幹部，沒有一個判了刑的，更沒有被殺的。大多都安排在醫院等地養了起來。薪金沒少拿一分錢，服務員照有，仍過着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鄧小平還照樣打牌、抱孫子；有的還照樣荒淫無度……。他們最大損失就是少當了幾天官，一段時間不能橫行霸道欺壓人民群眾。對此，他們篡權後，就大訴“文革苦”，什麼“關牛棚”、“殘酷迫害”……，更有一些反動文痞，大搞“傷痕文學”，算文革的賬。但我說：按某些人說幾年後全民達“小康”，到那時，可能一般人民群眾還享受不到前述走資派訴苦的“牛棚生活”和“傷痕文學”醜化的走資派的生活水平。如若不信，我們走着瞧。

    4、鄧小平攻擊文革把“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個問題，我在發表的《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一書，用文革大事記把每年的主要成就都抄錄了，在此不重複。

    文革期間工業產值翻了一翻多，農業翻一翻弱一點。1974年12月17日，鄧小平對毛主席說“工業十年來增加了1.9倍，每年遞增11.9%，這個數目還可以。”（參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第1709頁）他在全國農業學大寨大會上對解決了中國十億人吃飯問題，給予了高度評價。這對那些復辟派們“崩潰論”是有力的回擊。

    鄧小平在大肆製造“崩潰論”的同時，卻把600噸黃金運往美國；花巨額軍費出兵赿南，替美國在中國抗美援越戰爭中的失敗撈回點面子；並連續幾次大幅度增加工資，收買人心。把毛澤東時代高積累、低消費，高速發展“四個現代化”的經費消耗一空，然後誣衊毛主席搞文革“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用王震同志的話說：只有狗娘養的才如此反毛主席。

    中國衛生部《中國衛生發展簡報》稱：“1949—1978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這是當時發展中國家難得的成就。到2008年中國人均壽命增加到72歲”。從這組數據可見：前29年，人均壽命增加了33歲，平均每年增加1.138歲。這個數字，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史上都是奇蹟。這個奇蹟，唯有在高舉偉大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創造的奇蹟。人均年壽命的增長，我認為是最集中反映國力增長的綜合指標。而“改革開放”的30年，人均壽命由68 歲增加到72歲，共增加4歲，平均每年增加0.133歲，還低於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人年均增長壽命，這才是對歌頌“改革開放”的“春天”、“第二次解放” 最有力的諷刺！而且，“改革開放”，造成了糧食由自給自足，到十八大前約折合8億畝土地生產的糧食靠從美國等進口轉基因糧，合缺兩億多人口糧；上千萬工人和大學畢業生失業，人民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有5000多萬中青年喪失生育能力，僅聞名全國的魚米之鄉無錫市就有10萬人喪失生育能力；僅西安市就有30多所高校大學生體力不支長跑運動，誰能站出來說這同吃進口轉基因糧無關？而我這位被誣陷為“吃不飽、餓肚子”從“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毛澤東時代大學畢業過來的80多歲的老朽，至今仍能每周輕鬆爬1至2次香山。世界就如此有“特色”！

    5、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為什麼仇恨文革

    死不改悔的一小撮走資派及一夥社會垃圾，出於反動階級本性，以百倍瘋狂反對、造謠誣陷文革，證明他們是一夥投機革命的假革命。他們叛黨篡權復辟資本主義30 多的歷史充分說明：他們正是文革決定5.16通知所說，他們是混進黨內、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由於文革嚴重阻礙了他們進城後要做李自成、欺壓人民而作威作福、特別嚴重影響他們搜刮錢財暴富和荒淫腐敗。2010年10月（總第5期）香港岀版的《外參》雜誌，首頁用大字標題“中共新元老：安排好自己的子女”：“ 過去是‘龍生龍，鳳生鳳’，元老當高官，兒子也當高官，元老當將軍，兒子也當將軍。現在則‘廣開就業門路’；除了繼續保持黨和國家領導人每家可安排一個子女擔任省部級官員’的不成文的光榮傳統，其他子女可以是跨國企業總裁，可以主持私募基金，可以倒賣地皮、房地產，可以在通訊、能源、交通、信息等行業當龍頭老大………”。本文中一小標題為“中國人的‘元老包袱’有多重？”：“據前述2005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老幹部局那份資料顯示：2004 年，12名亨受最高級離休特權待遇的高幹公費開支，共3億2600萬元，平均每人2725萬元；而退休政治局委員這一級105人，公費開支6億7100萬元，平均每人630萬元。”（註：以上均為人民幣）。

    全國官員三費（吃喝費、車馬費、旅遊費）消耗民脂民膏9000多億元（比五年計劃投入水利建設的總投資多2000億元）。所以，一大幫精通貓論的“公務員”都蛻變為體大肥粗的碩鼠。一個“村官”竟有人捨得化千萬元賄選；報導稱許宗衡化巨款到北京買個深圳市長“官銜”，他的油水即暴利該多大？不僅如此，歷來的清水衙門中科院，在改革開放中煉就了一天吃掉40萬元的過硬本領，顯示了知識殿堂的硬功夫，換來了中國科技落後西方50 年。與此相對應，最近接連看到報導，大多地方政府債台高築，據報導稱絕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是大虧債戶，有稱：有的縣政府的債務，按其現財政收入，400年還不清的債。改革開放30年，創造了400年還不清債的“人民政府”。但賣國政府富得流油，而慷慨激昂宣稱“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一掏就是上萬億美元以買美國債券為名，實際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前段時間境內外互聯網披露：軍委某前領導人腐敗的情況更觸目驚心，創了人類史之“最”。最近報導中央電視台腐敗，都是空前的。陳香梅更是一針見血指出，中國腐敗帶頭人就是鄧小平。

    可以回想一下文革期間鄧小平等等敢明目張胆瘋狂復辟、腐敗嗎？這就是他們拼命反文革、仇恨文革的主要原因。大家只要查查反文革餘孽，基本上就是這伙民族敗類。

    四、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文革最大的歷史意義是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如何防止反革命復辟，找到了一條靠人民群眾用大民主監督各級幹部最有效的辦法。“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農民參加管理，有效防止了幹部脫離人民群眾，做官當老爺和腐敗。特別是毛主席不僅繼承了馬列關於社會主義階段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論述，更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特別強調防止中央出反革命修正主義。從蘇聯赫魯曉夫篡權變修，和中國當時的實際，提出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重要性，特別指出當時的八級工資制等，同舊社會差不多，復辟資本主義很容易。並強調全民斗私、批修，意義非常深遠。僅就這些，對照一下這30多年飛船上天而紅旗落地、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現實，就會更深刻理解文革的偉大意義。毛主席無愧地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把馬列主義推上了新的頂峰！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作岀了最偉大的貢獻！

    毛主席人民戰爭的思想，在文革中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真正的“銅牆鐵壁”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文革期毛主席提出了培養千百萬革命事業接班人，並極力主張在 “三大革命”實踐的大風大浪中培養。從根本上區別於中國千年一律的“十年寒窗”閉門造車的封閉式培養方式。這不僅為文革期間各條戰線創了不少人間奇蹟，而且中國走資派叛徒集團復辟資本主義，就沒有像蘇聯竟沒有一個共產黨人反對赫魯曉夫復辟資本主義那麼容易，而是遭到了大量不怕坐牢、掉腦袋的捍衛社會主義的英雄們的堅決抵制。在走資派叛徒集團法西斯統治下，據公布的統計數據：“2013年新浪網對毛澤東投票：全面肯定毛澤東，並擁護回歸毛時代的大政方針的，占72.67%；全面肯定毛澤東，宜採納毛時代部分大政方針的合理成分的，占6.65%；大部分肯定毛澤東，宜採納毛時代部分大政方針的合理成分的，占 2.87%；這三項加起來占82.19%。總之擁護毛澤東占82.19%，反對占17.81%”；“2013年鳳凰網百萬人（929844人）投票：支持文革：788984票，占84.8%，反對文革：139166票，占15%，保持中立：1694票，占0.2%”。可是占統計數15%的反文革派，多年來矢口辱罵占統計數84.8%的文革派為“文革餘孽”，這樣的國際笑話鬧了30多年。現在文革派應當理直氣壯地把顛倒的歷史倒過來，公開宣布一小撮反文革派，才是合格的反文革餘孽。

    文革推動了群眾性學習馬列毛著作，並引起了世界性的學習馬列毛著作熱潮。以《毛主席語錄》為例，《毛主席語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編輯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間風靡全國乃至世界的毛澤東主席名言警句選編本。發行量達50億冊，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聖經》）。據有關部門統計，僅總政版《毛主席語錄》從1964年到1976年，全國共出版漢文版4種，少數民族文字（8種文字）版8種，盲文版1種，外文版（37種文字）和漢英對照共38種，總印數10億多冊。據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統計，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國以65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853種，其中有20個國家的20種文字翻譯出版《毛主席語錄》，共有35種版本。可見，假設每本語錄僅一個人看，則中國和世界各國就有50億人看了《毛主席語錄》。還不包括《毛澤東選集》以及一些文章的單行本。如此廣泛的群眾性學習馬列毛著作，對人們思想意識的改造和提高，促成社會進步產生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我沒有注意查看當今世界上成立了多少毛澤東主義共產黨。但可以預料，從馬克思關於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原理，這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推動將非常巨大。可以這麼說，我們這代人，所以能建樹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兩彈一星”的創業精神這一精神財富，同讀馬列毛著作、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是分不開的。

    大家只要看“改革開放”的30多年，有報導稱中國當前是世界上平均每人看書最少的國家之一，外國人形象地說中國現在隨處見一些人拿一個手機撥拉，很少見在看書的。

    2013年8月10日，《京華時報》發表了一篇標題為“‘官場風水學’是面照妖鏡”的文章，文章說：“日前，新華社記者在一些地方調查發現，不少機關單位，存在‘獅子’成群、‘轉運石’成林、‘風水球’扎堆的怪現象，所謂的‘官場風水學’很是盛行”；“石獅鎮宅、瑞獸辟邪，奇石轉運，一些官員不惜代價弄這些玩意兒，並不是在追求什麼建築藝術，而是一種心裡寄託。他們相信風水之中自有某種神秘力量，可以讓自己逢凶化吉，錦上添花，官運亨通……”。文中還介紹了不惜花幾萬、幾十萬民脂民膏搞這些玩藝，並從中套取回扣。

    2008年11月28日《文化藝術報》報導“紅牆裡的閱讀”一文報導了鄧小平讀什麼書？“鬼書武俠愛好者，鄧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2009年2月 24日《文化藝術報》報導“一些縣官現在讀的什麼書”一文，報導現在一些官員讀的是“《官經》、《厚黑學》、《中國歷代君臣權謀大觀》、《曾國藩用人識人術》、《古代帝皇馭人術》、《蔣介石的權術》、《孔子為官之道》、《官場文化與潛規則》、《教你如何聰明工作往上爬》、《陰陽風水學》、《八字與官運》、《辦公室風水學》、《八卦透解財官運》、《官運桃花》……。有46%的幹部一年裡不讀書。”可見這伙“共產黨”官員從上到下不信馬列毛而信鬼神、風水學。真是千奇百怪，群魔亂舞。所以，就難怪錢學森同志質問他們：為什麼這些年培養不出人才來？十八大前，有互聯網報導：（改革開放）30年，我國科技落後西方50年。我估算了一下，每“改開”一年，同西方的差距就拉大一年多。而把共產黨折騰成了分產黨、賣產黨、賣國黨，腐敗不堪。

    這一比較，可以很形象而生動地讓我們看到精神“食糧”的重大意義。

    僅舉以上幾例，就足以說明文化大革命，較集中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偉大意義。說他把馬列主義推上了新的頂峰，也有人說是馬克思主義第三個里程碑，是當之無愧的。

    五、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

    文革同任何事物一樣，有其不足的一面。對此，同樣應認真總結，對無產階級革命，同樣具有重大意義。

    一夥走資派叛徒集團和反文革餘孽，自毛主席去世以後，以吃奶的力氣在搜尋文革的問題。由於他們反動階級立場決定了他們總結不出文革真正的教訓。他們所謂的 “文革的教訓”，恰恰是毛主席對馬列主義作岀的最大貢獻。例如他們否定黨內有走資派……。可他們這30多年，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黨內確實有走資派。又如，他們利用毛主席總結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葉劍英就說：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2000萬”。就憑這一條，文革就“罪該萬死”。但遺憾的是，文革期“整了一億人，死了2000萬”，如前查明，是包括葉劍英本人在內的走資派叛徒集團，反文革餘孽，為了破壞文革、敗壞黨的威信而干的，他們表演了一場賊喊捉賊的鬼把戲，無損毛主席和文革半根毫毛。這類西洋鏡一穿幫，反教育了人們，擁護文革的人急劇上升。這也讓人們更認識到反面教員的作用。

   我在出版的《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一書中，總結了四條重要教訓：

    1、關於接班人的問題

    很多同志都能熟背：路線決定以後，幹部是決定因素。毛主席關於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問題，不僅有許多精闢的論述，而且花了不少精力解決這個問題。恕我直言，毛主席關於這方面的理論，既完整又深刻，但實踐操作上基本上是失敗的。但是毛主席發動的紅衛兵運動、強調幹部參加勞動、尤其是鞍鋼憲法等等培養接班人的措施是非常英明、成功的。我這裡指的失敗僅是對毛主席晚年一再擔心中央出修正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說基本是失敗的，符合事實。為什麼失敗？很值得總結。因為這個問題的失敗，同毛主席去世屍骨未寒，叛徒集團武裝右派政變，篡奪了政權，而高速復辟變修，密切相關。我認為從中應吸取的教訓是：

    1）把接班人看作是選一個人的問題

  不管是劉少奇、林彪還是華國鋒，在人們心目中，所謂接班人，就是選一個人，等毛主席百年後當主席。看看這三個人，無一例外，當上接班人後，都背叛了無產階級、都結黨營私、積極搞非組織搶班奪權反黨陰謀活動。另外，選這三個人，除林彪外，其餘兩位被選為接班人，大多平民百姓都感到驚訝，用土話說：“半夜出了個陳妖精”。另外，為樹這些接班人，還都無例外地打擊了一些對接班人持異議或反對態度的老同志。結果是三個接班人都走上邪路而垮了，但為此被打擊的老同志，有不少並沒有真正平反，甚至沒有平反。

    在此，順便談談對王洪文的看法。“文革”期，林彪岀了問題以後，王洪文一下成了接班人。我認為選這個人接班有些太倉促。當然，也有同志說不如鄧選的好。這不好比，我們講的接班人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他選的修正主義接班人，沒有可比性。王洪文在被捕後的被招安的投降表現，足以證明他不是個馬列主義者。江青在同這個世界臨別時對王洪文在獄中的評價也說他下跪求降了。關於華國鋒，從目前所有見到的資料，沒有見到毛主席把他定為接班人。

    沒有把接班人的問題，看作是中央一個完整的領導班子統盤解決，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2）關於老幹部終身制

    沒有這30年沉痛教訓，對老幹部終身制問題還認識不了有多大問題。我發現和注意觀察研究這個問題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的。四屆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每天僅開兩小時會，原因就是老同志太多，精力夠不上。當時最突出是朱老總，不僅幾個人用輪椅把他抬上主席台，幾個健壯人把他抬到座位上；尤其當周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宣讀到最後一段時，總理想提高嗓門講下去，結果不僅沒有提高，反聲音低了下去，明鮮力不從心了。這時朱老總竟宣布：現在宣布散……。坐在一旁的吳德同志反映特快，要緊把朱老總扶着坐好，才把那個“散”字後面的“會”字沒有講出來，沒有造成打斷總理作報告。現在很清楚，當時總理己病重在身，朱老總、毛主席都不例外。這三個國家三方面的一把手，都病到了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正是這種狀況下，為幾個野心家積極地從事篡黨奪權陰謀活動，大大創造了有孔可占的有利條件。

    尤其是葉劍英、聶榮臻等幾個80歲左右的軍隊“老革命”，依仗終身制，以老賣老，大搞非組織陰謀篡黨奪權活動，最終造成右派武裝政變，使無產階級幾十年革命建成的社會主義江山，毀於一旦。人們普遍驚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如果不搞終身制，毛主席、周總理都健在時，就建立一個完整的中央集體領導班子，並有嚴格的互相監督的制度和體制，放手讓他們干。毛主席、周總理等兼個名義職務，在重大方針問題上指點指點，起個傳幫帶的作用。因為不搞終身制，葉劍英、聶榮臻等幾個野心家手中無權了，他們篡黨奪權就很難得逞。

    2、軍權旁落

    毛主席總結的“槍桿子出政權”；我看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都要抓槍桿子。“文革”期間，只要毛主席健在，槍桿子絕對能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文革”中不管遇到什麼亂子，就因為槍桿子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所以不管是青海問題、還是武漢問題、尤其是林立果搞武裝政變等等，翻不出大浪，都能很快平息。但是林彪問題以後，不久毛主席的健康每況日下，自然法則已使他再不能指揮自如，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而這十分關鍵的時刻，毛主席把軍權交給了自始至終反對“文革”的葉劍英。另外，林彪事件中起了異心的汪東興，毛主席不僅沒有對汪東興採取任何措施，還讓他仍掌握着中央警衛師的大權。毛主席從病危到去世，葉、汪的合夥，說白了，在北京城裡，就沒有他們幹不成的事。從前面介紹葉劍英自己說在毛主席病重時就打算綁架江青等，沒有敢動手是：一是怕有風險，尤其在這前1975年的較量，鄧小平也感慨沒想到毛主席病重還有那麼大的力量，而慘敗了；其次葉劍英自述司馬懿知道諸葛亮已病重而不岀兵等諸葛亮死後再說，很形象地勾勒了葉劍英急着等毛主席去世後再篡權，才萬無一失。在戰爭年代，沒見葉劍英有何了不起戰功，但玩權術是有兩下的。有個重大歷史問題很值得研究：長征路上，葉揭露張國燾偷襲毛主席和中央的陰謀問題。據所見公開資料，可以說至今未見有第二個人證明有這回事；當時四方面軍核心成員徐向前同志也從未證實有此事，而明顯有否定這件事的言談。另外，張國濤雖叛逃國外，當他得知毛主席去世時，而感嘆共產黨的前景將不好了。如果葉的揭發是虛構的，則騙取了“大事不糊塗”的讚譽，把軍權交給了葉，其後果就更清晰了。林彪問題以後，毛主席的軍權旁落；尤其是“文革”期間的“三支兩軍”，和各級三結合的革委會，相當數量是軍隊幹部當了一把手。可以說文革後期的主要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軍隊手裡。所以毛主席也說：軍隊支左，實際上把“文革”交給了軍隊，而支的也不都是左派。到毛主席病重時，毛主席終於發現：他死後，幾個老帥要造反，要岀軍中赫魯曉夫。但已晚矣！

    另外，老、中、青三結合的各級領導機構，從實而言，極大部分的領導班子，上從中央政治局，下到一個生產大隊、工廠車間。中、年青幹部基本上是擺式，有職無權。大家拜讀一下陳永貴同志晚年的回憶，這個問題就看得清清楚楚。

    處於這種局面，走資派武裝政變就很容易。而且借用人民解放軍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善玩權術的陰謀家，隨便編幾段謠言，都能把你騙得跟了團團轉。所以，中國的走資派武裝政變後，能欺騙那麼多共產黨員、人民群眾跟着高呼“英明領袖華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放着鞭炮慶祝資本主義復辟，就不難理解。

    3、正確對待左派的問題

    “文革”中最奇特的現象是：喊了幾年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尤其在“文革”期，許多中央文件、中央領導講話和批示等等，都反覆強調這個問題。但“文革”從始至終，沒有定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但當作走資派批鬥的人可不少。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鄧小平的問題，批了十來年的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而1975年四屆人大會議傳達的第一個文件就是：（鄧小平）人才難得。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怎麼一下變成了“人才難得”？沒有人解釋這個問題。到1975年底，又成了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資派還在走。可見，“文革” 期，對走資派又批又戀戀不捨。從良好的角度理解：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但從這30年走資派篡權復辟造成黨變修、國變色的後果，應當說“文革”中對走資派的處理，心慈手軟，犯了右傾錯誤。我們從中應吸取的教訓是：大部分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是可以教育好，但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要他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思想教育能改造人，但不是萬能。我在“文革”前不了解鄧小平，但他篡權後，除認識他不學習、理論水平很低，很霸道，真認識不了他有什麼“人才難得”。

    同樣“文革”期間，從中央主席到各級幹部，都異口同聲要支持左派。但“文革”期間大凡被稱為左派的，相當的數量是反覆被整的對象。而且整起來毫不手軟。全國最有名的是寫了篇揪軍內一小撮的王力同志，可能被整得不輕（他這些年發表的某些文章觀點本人不認同）。但後來毛主席自己也一再擔心出軍內赫魯曉夫。何況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還有林彪、葉劍英。又如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同志，未見任何證據，就被說成“5.16”後台，也整下去了。關於楊成武同志，打倒他的理由：當時傳達林彪的講話說因為楊成武是少數，……。誰聽了也不好理解，少數就該打倒？回過頭來看由左派組成的中央文革，一再進行清洗，到最後幾乎成了“光杆司令”了。至於“文革”期間一些左派“小官”、群眾組織的左派頭頭的遭遇就更不用說了。右派武裝政變成功後，左派更成了走資派恨之入骨的反攻倒算的重點，所謂清查“三種人”，實質是一次全國性支一派鎮壓一派的大迫害、大清洗左派的資產階級復辟運動，左派從各級領導班子被一掃而光，不少左派同志為“文革”甚至獻出了生命。

    對走資派寬大處理，而左派遭一而再的從嚴處理；甚至是無故被處理，其後果就可想而知。但其中少數人因蒙冤而轉不過彎，反成了反毛、反“文革”的成員。對這少數人，是不是左派？值得研究。這少數人的出現，讓我們從實踐中認識了毛主席提出研究《水滸傳》的重大意義。對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來說，即便蒙冤，也不能動搖自己的信仰和革命意志。誰還比毛主席蒙的冤更多嗎？

  4、關於黨的建設問題

    黨的建設涉及面很廣，在此僅談組織建設，組織建設也僅談發展新黨員。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訓。我看到的材料中，看到毛主席談了發展黨員問題，解放後不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入了黨。但最近花精力找這段話，怎麼也沒找到，我也忘了在哪本書中看到的了。

    解放後，共產黨掌握了政權，發展新黨員的問題比戰爭年代遇到的問題複雜多了。即便在戰爭年代，雖然入黨要冒生命危險，但照樣有投機分子入了黨，一夥走資派就是活標本。解放後，問題就更複雜。黨員成分的複雜化，也是右派篡權、復辟變修，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你只要對當前某些掌權人作些分析，他們都是長在紅旗下的，也曾是“革命”熱血青年，甚至喊萬歲比誰都響亮，也曾舉着手高喊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入黨誓言，……，並被培養他們“成才”的母校一再引以為榮。但為什麼其中有的也成了反馬列毛、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叛徒、賣國、走資泒、反動官僚、腐敗分子？而讓人民群眾稱謂：100個當官的，抓他99個，還有一個可能是漏網的。儘管這句話講過了點頭，但腐敗官員很普遍，這是事實。為什麼紅旗下出來的，有這麼多黨員腐敗官僚？雖主要是叛徒集團篡權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選拔、培養的產物。但其中確實有一部分是毛主席在世時入黨的，這就不能不認真總結一下解放後黨的建設存在的問題。而決不應學叛徒集團文過飾非。

    中國千年的封建社會崇揚孔老二“學而優則仕”的讀書做官論，許多舊小說、戲劇等等赤裸裸宣揚“十年寒窗”，升官報私仇。解放後，這些封建流毒沒有肅清，又加上劉少奇的“入黨做官論”的毒害，以及解放後過多宣揚黨員光榮，而宣揚黨員為人民服務不夠。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下社會，有些人就是為了光榮、做官而入黨的。講句諷刺話，這樣的人要求入黨時，你讓他圍了黨員或黨員領導轉、甚至讓他在黨員褲襠下鑽他都干，一旦入了黨就盛氣凌人，這就是常說的這夥人有韜光養晦的 “天才”。你只要看看那些変了質的解放牌“黨員”，而成了共產黨叛徒、走資泒、反動官僚、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賣國賊的，是不是這樣。而且其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多數。其中又以老子是不願改造的走資派和四類分子不願改造的子女占不小的比例。讓這夥人混進了黨內，一旦他們掌了權，不反黨、反馬列毛、反社會主義才是怪事。這就是舊戲劇等宣傳的當官報仇論。

    但應當肯定，不管是老黨員還是解放牌黨員，其中多數是合格的共產黨員。另外，雖然領導集團變修了、叛變了。但廣大黨員是好的、比較好的。但有些老同志，只想到自己沒變修，而否定黨變修的現實。其實，這些同志對毛主席一再擔心中央出修正主義沒有真正的認識。蘇聯赫魯曉夫叛徒集團篡權後，蘇共變修了，開頭絕大部分黨的幹部和黨員也沒有變修，但決定着黨的命運的領導集團變修了，制定的政策、路線也就變修了，成了修正主義黨、法西斯黨。隨着進一步變修，黨員的成分等等都隨着修正主義路線急劇變修。不承認這些事實，決不是馬列主義者。

    至於近30年靠走路子、掏錢買了入黨的，這類問題就只能說腐敗透了。就更不是共產黨了。

    補充講一點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對親者嚴，對疏者寬”的優良作風，值得我們認真學習。但確實又存在嚴過了頭和寬過了頭的問題。僅舉兩例：例一是，1974年批林批孔時，葉劍英向毛主席表面是作“檢討”實為告黑狀，說江青批評他走後門。毛主席不分青紅皂白批評江青同志：批林批孔又夾着批走後門，“三箭齊發”；前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好人，後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壞人……。這一批示，發至全黨。大張了葉劍英的威風，滅了江青同志的志氣，從此走後門合法化，搞得群眾有意見也不敢講。例二是批評江青同志不能團結人。主要指葉、聶幾個元帥。但事實己證明，那幾個老帥能同江青團結嗎？毛主席甚至不惜作了最大的謙讓，現在事實證明，那兩個老帥除鄧小平能同他們合污外，他們同誰也團結不了。這些問題看似很小，但造成的後果嚴重。另外，文革初期把群眾組織分為“造反派”和“保皇派”，但在實踐中最後改為“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

    上述關於文革存在的四點教訓，在互聯網和《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一書公開發表兩年多以來，無一人提出非議。

    關於“文革”中一些問題，雖還可以舉出一些。但我認為對全局有影響的，主要是上述四方面的問題。由於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當毛主席一去世，有利走資派能順利武裝政變成功，背叛無產階級而高速復辟了資本主義。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對於無產階級繼續革命，同樣具有重大意義。

    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消極的因素，而看不到光明。我曾講：文革是毛主席提出，並經中央一致贊同通過，毛主席和中央發動和領導，取得了偉大勝利。可以說，只要毛主席健在，將永遠是勝利的，這已被事實證明，推翻不了的結論。所以有人說文革失敗了，不符史實。但毛主席去世後，黨內走資派背叛了馬列毛、背叛了無產階級、背叛了社會主義，這只能看作中國第二次文革的萌芽和前奏。在這個問題上，要用毛主席對立、統一的辯證唯物論加以認識，才不迷失方向。

    由於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第一次試驗，出現一些不足之處是難免的。即便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還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革命的道路從來不是平坦的。只要我們不忘記：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是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繼續。我們就不會對文革中出現的問題，感到大驚小怪。何況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比起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共產黨從成立，到奪取政權取得全國勝利，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經驗和教訓？！只要主義正，最後勝利，一定屬於無產階級！

    最後介紹林一章同志在“大地微微網”發表的《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一文，毛主席是如何一字之改、一詞之改、一句之改、一篇之改？現僅舉其中一例：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1991年版）。

    1952年，“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節獨立成篇，正式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的時候，毛主席作了重要的修改，其中上面引述的那段話是這樣改定的：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毛主席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嚴謹作風，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對我們認真研究文革，同樣有重要指導意義。我們決不能學某些人，輕率地研究和對待馬列毛主義和歷史問題，甚至胡亂提出一些偽科學的口號如“正能量一說”，更不能搞反馬克思主義的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口號，“開國際玩笑”，製造混亂。也不能信口雌黃，胡亂撿一句話就當作行動方針，如當前大吹特吹的“夢”。“夢”在我們江南地區是個貶義詞，例如某人亂說了、或胡說了，旁人就會說是不是在說夢話、或者說還沒睡醒吧？這就說明必須謹慎從事。中國歷來有一種歪風：少數人在領導人面前唯唯諾諾，抬轎子吹喇叭，哪怕領導放個屁，他們也能據典論經地吹成“創新理論”。我常說中國歷來不缺漢奸，更不缺李蓮英式的奴才。同樣，總有一些人官帽一戴，就愛吹不愛批。這股歪風，嚴重阻礙了實事求是研究問題。最後介紹的毛主席修改文章的嚴謹作風，為我們實事求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研究文革，很有現實意義。

    以上對文革的一些看法，難免有錯誤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惲仁祥

                                                   201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