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使得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寧願快樂地留在這裡，不想去其他地方。

金文泰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劉曉波從奧斯陸赴夏威夷，途經香港，接受《解放月報》（後改名《開放》）主編金鐘之採訪。金鐘問：“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劉曉波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1]

「三百年殖民地」之說，是劉曉波有感于香港的自由、鮮活、富足而發出的感歎。劉曉波來自經濟剛剛起步的內地，活力四射的香港帶給他巨大的「文化震撼體驗」。雖然在香港只停留了短短五天，他已然發現：「香港，這個每個毛孔都散發著商品氣息的城市，第一次使我感覺到了商品化的力量，自由競爭的力量，以人的目光平等地面對人類的力量。……在地理上，香港屬於中國；但在自由港這點上，香港屬於世界。但願香港永遠是世界上的自由港。」

英國統治香港以來，短短數十年間，香港從一個貧瘠的小漁村一躍成為經濟繁榮、政治穩定、文化多元的「東方明珠」。同樣是華人社會，為什麼中國與香港的現代化進程宛如天壤之別？答案很簡單，是專制制度扼殺了民眾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專制制度必然帶來貧窮、奴役和停滯。“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讓中共和憤青們給劉曉波戴上“賣國佟钡拿弊樱�但劉曉波始終堅持這個說法。二零零七年，《開放》雜誌創刊二十周年，劉曉波撰文談及十九年前的經歷時說：「第一次踏上殖民統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覺真好！」[2]六四之後，劉曉波出入於監獄之間，中共不予發放護照，他再也未能造訪香港。他在不自由的環境下，一直關心“一國兩制”在香港崩壞的過程，以及香港本土意識和港獨思想的興起。

今天的很多香港人懷念英國統治的時代。最令香港人最懷念的，是曾被中共妖魔化爲“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中港矛盾日益激化之際，彭定康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香港在《中英聯合聲明》下，三十年過去仍未能實現一個公平、合理的選舉制度。他斥責英國政府為了保持與中國的利益往來，未有盡力履行契約一方的責任是“無恥”。彭定康爲港人發聲，不惜嚴厲批評本國政府。港人愛戴港督而厭惡特首，不是無緣無故的。有香港評論人分析說：“彭定康雖然並非港人選出，但委任他的前英國首相馬卓安，是由民主選舉產生，需要向所屬政黨和英國選民負責。反觀委任特首的執政集團，推行「民主集中制」，透過國家機器鏟除異見聲音，不單剝奪普遍中國人的選舉權利，就連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都受到限制，平民即使眼見高層貪污腐敗，都只能敢怒不敢言。掌握軍、政、財、權的執政集團在中國全無約束，更加不用提責任和義務。”[3]顯然，港人親身感受到，民主英國治港成功，獨裁中國治港失敗；英國統治時代人心向上，中國統治時代社會崩壞。

在一百多年間的二十八名香港總督當中，深受港人敬重和喜愛的，除了彭定康，大概就數金文泰（Cecil Clementi）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金文泰接任港督之後一個月，訪問當時還是荒郊野外的新界。新界鄉紳以“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的名義，在大埔墟蓋搭葵棚爲歡迎禮堂。在禮堂前的橫額，用花朵砌成“還我使君”四個大字，歡迎金文泰。所謂“使君”，是中國古代對“奉使之官”的尊稱，三國時劉備便稱“使君”，曹操對劉備說，“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金文泰的職務相當於中國古時的州郡長官，並且曾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過，所以鄉紳們尊稱他為“使君”。[4]金文泰在香港擔任港督五年，果然不負“使君”之名，帶領香港度過了那段動盪而幽暗的歲月，並奠定了“具有香港特色”的制度、經濟和文化根基。

緩和省港衝突，抵禦紅潮侵襲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金文泰抵達香港，就任第十七任港督。他是首位從皇后碼頭登岸的港督，自他以後，從該處登岸履新，成為歷任港督的傳統。

等待金文泰的，不僅是那座英印風格的、奢華舒適的總督府，更是前任港督司徒拔留下的棘手的爛攤子：出身主教家庭、畢業於牛津大學的司徒拔，為人尖酸刻薄、飛揚跋扈，不會說華語，而且認為應當對本地人施行最嚴厲的體罰。司徒拔一輩子都相信應該以帝國鐵腕手段治理屬地，他跟當時佔據廣東的國民黨政府及其首腦孫文的關係相當惡劣，就連剛到廣州不久的鮑羅廷都看得一清二楚：“英國人只關心一件事，將孫中山困在廣州，但又不讓他壯大，廣州越弱，香港就越強。……英國在中國沿海利益巨大。幾百條船從事沿海貿易。整個沿海貿易都要通過香港中轉，香港已經成為最大的中心，廣州作為廣東及其鄰省的集散中心和金融中心，其作用日愈減小。”[5]

一九二五年六月，省港大罷工爆發，包括政府的低級公務員都參與罷工，許多罷工工人徒步回到廣州。香港的所有行業都受到波及，這場罷工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煽動，也是香港社會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司徒拔寸步不讓、火上澆油，但他根本無法切斷廣州和香港兩地工人的聯繫，罷工高峰期有二十五萬人離港（佔當時全港華人人口的百分之三十）。

廣州成為中國民族主義邉拥陌l源地，廣東國民黨政府給從香港回來的罷工者發放津貼，幾乎耗盡了該市的財力。[6]在廣州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委員會對香港進行經濟封鎖，導致進入香港的船隻減少百分之六十，洋行商戶破產的不計其數，連生活用品也無法哌M來，香港一度淪為一座死城。[7]

在省港大罷工的壓力下，英國政府撤下司徒拔，換上金文泰。臨危受命的金文泰，在很多方面與司徒拔截然相反：他是在印度服役的英國軍官的兒子，一八七五年出生於印度北部，然後被送回英國接受現代教育，倒是與司徒拔一樣畢業於牛津大學。一八九九年，金文泰被招募爲官學生來港，到廣州學習粵語和書法，因義和團之亂而返回香港。他會講一口流利的中國官話和粵語，熱愛中國古典文化，書法造詣可以跟中國的書法家媲美——位於香港屯門通往青山禪院的路上，自一九二九年豎立了一道“香海名山”牌樓，牌樓上「香海名山」四個大字即為金文泰親筆題寫。

金文泰在香港任職多年，從基層幹起，對這塊土地瞭如指掌，香港是他的第二故鄉。更為重要的是，金文泰思想開明，擺脫種族偏見，對底層民眾深具同情心，是大英帝國知識階層中的新派人物。

此前，金文泰在政府文官考試中成績出色，完全有條件挑選政府的任何部門去工作，例如人人向往的外交部、財政部等。但他偏偏選擇去被視為“才智平庸之輩但避難所”的東方殖民司，並自願到遙遠的香港。金文泰的上司卜力認為：“金文泰是東方司最具才幹者之一，一個學者和思想家，有朝一日必將有所成就。”[8]果然，金文泰以自己的才幹贏得了香港總督的職位，並在這個職位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英國的官僚系統中，殖民地總督傳統上具有宗主國政府賦予的很大的行動自由。重視法治的英國在佔領香港之後即頒佈了《香港憲章》，授予港督組織政府和制定香港法律的權力。[9]若總督是公認的人才，並且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往往會表現出一種不受歡迎的獨立性。金文泰就不時讓殖民部感到擔憂，“他覺得自己作為香港總督，有權掌握中國南部的全部海陸空部隊，決定我們在那裡的政策”。[10]然而，正是這種大開大合、敢為天下先的施政風格，金文泰才得以扭轉香港走向沉淪的局面，既恢復了與廣州國民黨政權的友好關係，又避免了赤色風潮席捲和撕裂香港。

金文泰上任之時，省港大罷工的高潮已經過去，但雙方都騎虎難下，一時難以善後。他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認為廣州和香港向來就親睦如一家人，罷工浪潮讓雙方都深受其害，盼望早日結束對立狀態。[11]他先後派出香港華人西醫杜應坤、律政司金培源和署理輔政司夏理德等前往廣州商討如何解決僵局。他進而邀請廣州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訪問香港。雙方在香港和廣州舉行多次會談。

然而，談判進行得並不順利。廣州方面提出巨额賠償，這筆金錢或許正是國民黨北伐所急需的軍費。金文泰認為，向廣東支付“勒索款”並不能確保香港的永久安寧。他觀察到廣東的“四大勢力”——在東園主導罷工委員會的共產黨、蔣介石主管的黃埔軍校、胡漢民主導的國民黨右派以及汪精衛和廖仲愷領導的國民黨左派——之間即將陷入惡鬥。他堅拒廣州政府的賠款要求，決定靜觀其變。[12]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金文泰召開行政局會議決定，“香港目前惟一可能的途徑就是維持現狀，直到廣東現政府被中國某一敵對將領所推翻”。[13]

果然，廣東的局勢發生了一波接一波的劇變。雖然廣東國民政府沒有如金文泰所預料的那樣被其他軍閥推翻，其內部卻無可挽回地走向分裂。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艦事件之後，掌握軍權的蔣介石解除了罷工工人的武裝力量，大肆搜查罷工委員會總部。[14]蔣介石發現，要擺脫蘇俄的控制、清除中共的勢力，就必須尋求英美的支持，他不可能兩面作戰。六月，蔣介石準備興師北伐，對外發表八點宣言，其中承諾停止對香港的抵制。這就使得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出現了轉機。

金文泰敏銳地抓住這個轉機。他讓華人政務司夏理德與蔣介石的代表會晤。香港政府嚴正拒絕國民黨方面提出的向罷工工人賠償的要求，但承諾資助廣東工業發展，包括協助興建連接九廣鐵路和粵漢鐵路的環市鐵路。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中英雙方在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舉行為期八天的談判，仍無果而終。

九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爲全力支持北伐，決議在香港政府不讓步的情況下，主動取消封鎖港澳政策，恢復粵港交通，准許人民自由往來。工人可以回港工作，也可以在內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罷工委員會繼續供給生活費。至十月十日，廣東國民政府正式解除對香港的封鎖，並且解散罷工委員會，由此結束了這場持續十六個月、讓香港貿易損失數億英鎊的省港大罷工。[15]香港之罷工既因中國方面之煽動而起，亦因中國政局之改變而結束。

可悲的是，香港罷工工人淪為中國政治勢力的棋子，訴求無一得以實現。罷工領袖在香港無法容身，惟有到中國投靠共產黨。但蔣介石隨即暴力清黨，這些香港罷工領袖大多淪為白色恐怖下的犧牲品。罷工領袖爲激進中國民族主義所煽動，但所謂的祖國視之為芻狗，這種始亂終棄的故事，還將多次在香港和中國的現代史上重演。[16]

在反對共產黨這一點上，港英政府與蔣介石政權取得了相當的共識。一九二七年春，蔣介石在各地清共，香港政府隨即通過《非法罷工與停業法令》，嚴禁威脅政府的罷工行為，還規定不得用工會經費支持香港之外的政治活動、本地工會不得成為中國任何工會的分部或支部。同時，香港政府又將共產黨掌控的海員工會、全港工團聯合會等組織封禁並解散。及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國民黨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廣州公社暴動，大規模鏟除激進工會，香港的工吒�是孤掌難鳴了。[17]

一九二八年三月，金文泰代表英國政府，到廣州展開官式訪問，期間正式承認了國民政府政權，使兩地外交關係得以修復。他改變了此前對國民政府的看法，承認「要維繫香港的安寧，就有必要和國民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他結交國民政府最高統治者蔣介石，還與廣東實權派人物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等人維持合作關係。[18]

金文泰深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禍害之烈，他從香港政府的財政中撥出一筆款項，發放給華人領袖羅旭龢等人，資助他們發行反共的報紙。《工商日報》和《華僑日報》等報紙連篇累牘地批評共產黨迷惑無知熱血青年，並將繁榮安定的香港與赤化動盪的中國二元對立起來，形成了某種港中有別、視香港爲福地的本土意識，堪稱港人身份自我認同的開端。[19]

當然，金文泰更知道，要阻擊共產黨的思想和勢力滲透香港，必須提升香港的民生狀況。他對勞工與工廠法例作出相當程度的改善，限制童工的聘用。他也主持了重新規劃市區的貧民區，積極改善貧民的生活水平。

經過不懈的努力，香港逐漸恢復了生機和活力。一九二六年秋，香港當時最時尚和昂貴的卡佛百貨公司在商品目錄中炫燿說：“本公司不斷有大批款式迷人的新晚裝叩剑�全部都是由本公司代表親往倫敦與巴黎精挑細選的。”[20]隨著轉口貿易的恢復，香港一九二七年出口船隻之總噸位數，已直逼一九二四年罷工發生前的水平，而且還在不斷上升。政府的年收入屢創新高，每年收益大約維持在兩千萬港元以上。相比之下，在十九世紀末一度比香港更繁榮的廣州，卻因為深陷於暴動、政變和戰爭之中而黯然失色。

吸納華人從政，扶持本土精英

在一九二零年代的香港，有四千五百名英國人，他們周圍生活著七十二萬五千名華人。在金文泰來香港之前，華人一直是香港史上被動的觀察者，在訪客及史家眼中，華人等同於模糊的背景，沒有清晰的面孔，也沒有名字。香港史書上很少出現華人的名字，只有極少數華人在香港發展史上扮演了公共角色，如孫文革命的贊助者、香港富商何啓。香港的華人大眾大部分都不參與公共事務，一心一意只顧稚�。他們大多數都是從廣東省來的鄉下農民，突然一頭栽進先進西方都市令人困惑的壓力之中。

香港所有的現代化設施都只是爲照顧洋人而設計，而不是爲了華人。香港廣播節目委員會電臺的廣播只偶爾有個華語節目，電影院也只有一家有華語“解畫佬”——這人坐在銀幕旁邊跟著電影情節翻譯內容。根據一份一九二四年的記載，荷李活道有個不露面的業主，把他名下的一棟出租建筑轉租給二房東，二房東再將之分隔成很多戶分租出去，那些三房東又再把每戶寓所分隔成小隔間分租給別人——一戶寓所往往住了二十五個人，而且經常不止此數。[21]

由於香港長期以來缺少一個界定清晰、威望卓著的本地華人群體，英國人的雙重管治設想很快演化成一種體制上集中、操作上卻自我克制的治理。殖民政府將幾近獨裁的權力保留在港督手裡；華人居民承受著粗糙的高壓手段，比如宵禁、繁複的登記手續以及其他的監視及管制措施。[22]然而，對於遷居香港的華人來說，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雖有種族歧視的一面，卻遠比清帝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各個時期的統治更爲優越。

香港開埠以來，長期實施一種比美國早期或南非更爲隱蔽的種族隔離制度，對洋人和華人的居住區域有不同的劃分。一九一八年，立法局通過“山頂居住條例”，規定所有居住在山頂的人士，其申請須得到行政局批准。論者認為這是變相將山頂保留爲西人居住區，把華人摒棄於外的做法。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只有一個華人獲准居住在山頂，她就是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23]

另一個居住在山頂的華人是混血的何東家族，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的首富。何東花園於一九二七年建成，批准何東搬上山頂的港督正是金文泰。何東獲准在山頂興建花園這一事件的背後，反映出香港政府對待本土精英的政策有了微妙的轉變。早在一九零八年，何東有意租入首席按察司白吉特在山頂頂端比港督別墅位置更高的住所，此舉卻被當時的港督盧吉否決，當時英國統治者無意賦予何東太過特殊的社會地位。到了一九二零年代，世界局勢大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倡導殖民地人民民族自決。英國的殖民管治政策不得不作出調整，金文泰在此背景下被任命爲港督，一上任就大力拉攏本土精英。在省港大罷工期間，何東四出奔走調停，更私下承諾支付工人罷工期間的一半工資， 對平息罷工居功至偉。港英政府對何東感激不盡，批准其在山頂蓋一所豪宅自然不在話下。一九零八年，盧吉拒絕何東搬到山頂的說法是：「此宅高踞總督的山頂別墅，當然很具權威，若任其租賃，無知華人反而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金文泰的新政策自然不是說自此華人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而是乾脆把何東也吸納進「英皇陛下的代表」之列。何東花園的建成，表明金文泰治理香港的方式是以懷柔取代高壓。

金文泰是第一個勇於批判種族偏見的港督，他公然聲稱在香港實行華洋隔離是“造成這個殖民地社會、士氣、智能甚至是商業和物質進步開倒車之舉”。[24]在一九二零年代說這些話是很危險的，因為在那時期的香港確實有很多地方嚴禁華人居民涉足，香港的洋人商店助理也不會夢想要去跟華人握手。金文泰卻言行合一，身體力行，一些華人精英經常是總督府的座上客——總督府的舞會大廳、彈子房、牌局廳和吸煙室中，時常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金文泰還一度建議廢除被稱為“聖地中的聖地”的、只有白人精英才能加入的“香港會”，希望另外設立一個向不同族裔開放的聯誼會。

鑒於華洋隔離的制度是省港大罷工的誘因，而在罷工期間華人紳商大力支持港府，為了舒緩華人的反英情緒，激勵士氣，爭取華人精英的效忠，金文泰決定改變歷來行政局不許華人參與的傳統，首次委任華人周壽臣爲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金文泰的這一做法，受到保守的殖民地大臣艾默里和外交大臣張伯倫的反對，他們認為華人在保密方面不可信任。經過金文泰的一再要求，英國政府才同意了這一任命。[25]

在立法局方面，金文泰逐步加強其代表性，在一九二九年委任布力架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使葡籍人士首度在立法局有了代表議席。他又委任華人律師曹善允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使局內首次有九龍居民。一九二九年，立法局的官守議員人數增加了兩名，非官守議員人數則由六名增至八名。八席非官守議席當中，華人議員佔三席，分別是周壽臣、羅旭龢與曹善允。

身兼行政局和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雙重身份的周壽臣，在中國和香港的近代史上地位顯赫。周壽臣於一八六一年生於香港，被容閎選為第三批大清留美幼童之一，同時被選中的還有唐紹儀、詹天佑等人。一八七四年，周壽臣等人抵達美國，進入溫斯第小學唸書，次年入讀菲立斯學院。回到中國以後，這批西化的留學生並未受到重用。後來，周壽臣輾轉到負責朝鮮事務的袁世凱的麾下，在朝鮮十五年間，由翻譯員晉升成為署理仁川領事。

義和團暴亂之後，走投無路的清廷終於開啓新政。一九零三年，周壽臣終於出任位高權重的“關內外鐵路總辦”之職，官至二品。他也協助籌辦鐵路學堂，以培訓國內鐵路專才。一九零九年，周壽臣調任「奉迳胶ｊP兵備道兼山海關監督」，直至清朝覆亡。

入民國後，袁世凱成為權勢堪比帝王的總統。作為袁的舊部，周壽臣本可大有作為，卻婉拒袁讓他入閣的邀請，南下回到闊別多年的香港。大概他已經預感到民國政局的敗壞，而對英國統治的香港頗有信心。回港後不久，周壽臣獲香港政府贈予“太平紳士”之名銜。省港大罷工期間，金文泰請周壽臣出面，穿梭兩地、調停紛爭。一九二六年，周壽臣與金文泰一起被英皇喬治五世冊封為爵士，是繼何啟、韋玉、何東之後的第四名華人爵士。

二十年代後期，大英帝國“最好的時光”晃晃悠悠地過去了，舊式的殖民統治體系搖搖欲墜。生活在香港的洋人們，那時未必感受到變局將至，他們沉溺在紙醉金迷的生活中，正如英國作家吉卜林在《漂洋過海》一書中所說：“天下烏鴉一般黑，但如果有人想品嘗墮落的滋味，就去香港好了。”但金文泰的確代表了大英帝國處在變動中：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洋人支配中國的日子就跟在印度的一樣，已經到了尾聲。到了一九二零年代末期，英國放棄了中國沿海的三處租界，並原則上同意逐步放棄其他在中國的額外領地的特權。但上述這些承諾並沒有把香港這塊割地算進去，恐怕連金文泰也無法想像香港有一天會歸還給中國——“我無法相信大英帝國有朝一日會默許交還香港。”[26]

融合港島新界，塑造東方明珠

一八九八年，英國強迫清帝國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獲得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地區及兩百三十五個島嶼的九十九年租借權。

一八九九年，一些新界居民由於其前途未被考慮，表示要抵制英國的佔領。數百年來，這裡的居民就是不願服從滿清統治的“化外之民”。非常活躍的三合會是聲稱“反清復明”的祕密會社的一個分支，直到今天的香港，它還是最危險的犯罪組織。滿清當局從未有效地治理這片區域，這裡的居民也從未享受過皇朝雨露的滋潤。然而，當這塊土地租借給英國之後，滿清的官僚們悄悄地縱容乃至支持居民反對外國佔領的抗爭活動。

一八九九年四月十六日，三個連的英國正規軍和民兵在“名譽”號砲艦的支援下進入新界，英國國旗升起來。次日，發生了一場混戰，英國人輕而易舉地擊潰三千名中國人的數次進攻。中國人的抵抗並不激烈，也沒有持續多久。[27]中國的地方官員們見勢不妙，轉而安撫和勸說當地居民接受英國統治的事實。

英國佔領新界初期，鑒於新界居民一向在這片土地上聚族而居，世代相傳，其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均與市區大不相同，便採取不干涉政策，港督卜力承諾：“你們的商業和土地權益，必獲得保障；風俗和習慣絕不會受到干涉。”[28]

然而，後來香港政府並未遵守這些承諾。香港政府制訂“田土法庭”條例，規定新界土地均屬政府財產；又制訂“收回官地”條例，授權政府可徵收土地作為公用。一九二二年，港府修訂“收回官地”條例，增加民眾建房的賦稅負擔，引發居民不滿。一九二四年，新界各區村民齊集大埔文武廟召開大會，決定向政府交涉。後來，新界居民成立了「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涵蓋大埔、上水、沙頭角、沙田、荃灣、坳頭、新田、西貢及屏山九區的代表。

金文泰放下身段，與「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展開對話。當時，共產黨在中國成立農會，掀起殺戮地主、富農的血雨腥風，金文泰因「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名稱與共產黨主導的農會、工會接近，建議改為“新界鄉議局”。改名之後，意想不到地產生了一項“制度創新”：自此，關注地方慈善公益、地方利益興革、地方風化及代雪沉冤爲任務的鄉議局，成為新界民間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致力於溝通新界官民、協調新界資源之開發，特別是監察政府的土地政策，維護原居民的利益。一九五九年，鄉議局被納入港府官方的諮詢機構。[29]

金文泰同意廢除被新界鄉民批評為不合理的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得到新界民眾的真心愛戴。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新界鄉紳罕有地為金文泰五十一嵗的生日祝壽。民眾除了在大埔舉行盛大壽宴外，還特意呈上《金文泰制軍五一賀壽序文》，以為紀念。香港歷任港督中，能夠獲得民間團體自發爲其祝壽，而且對其家庭成員也相當友善，大概只有金文泰一人。金文泰離任之後，香港有多處地景以之命名，如金文泰道、金督馳馬徑、金文泰中學、金夫人徑等。[30]

金文泰任職期間，香港的經濟和建設都得到長足發展。啟德機場、城門水塘、海底輸水管道、廣播電臺、九龍半島酒店等相繼建成。一九二七年，香港出現了第一家手電筒製造廠；一九二九年，華商總會設立了圖書館。雖然英國選擇新加坡而不是香港作為其在亞洲的軍事基地，但香港經濟貿易的發展領先於新加坡，逐漸成為當之無愧的“東方之珠”。

金文泰極有遠見，他在改善華人地位的同時，強烈建議英國永久佔領新界。一九二七年，他在一份給英國政府的電報中指出，鑒於中國各地都有人煽動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現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盡快使得新界永久化。“萬一英國最終不得不對中國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話，可以把割讓新界作為事實上交還威海衛的補償。”

然而，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藍浦生擔心金文泰的建議只會激化中國人的反殖民主義情緒，甚至讓英國受到列強的杯葛。藍浦生竭力反對金文泰的建議。英國外交部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英國政府只是授權金文泰發表了一份語義模糊的聲明：“當內戰的戰火不幸在中國燃燒之際，英王陛下政府全力保護香港及其大陸部分，絕對不會交出香港，不會以任何方式在英國統治的大陸的任何部分放棄或削弱其權利或權力，英王陛下政府保有它們符合它的最高利益。”[31]

倘若金文泰的永久擁有新界的主張得以實現，香港是否可以免遭專制暴政的中共政權的接收？那麽，今天的香港，或者繼續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或者成為新加坡那樣的獨立國家，那是大部分對中國“一國兩制”的謊言失去信心的香港人夢寐以求的未來。金文泰離開香港六十年之後，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並未聽取港人的意見，從某種意義上說，港人遭到了出賣。歷史無法假設，錯誤令人扼腕，今天的香港人再也得不到英國的保護，必須直接面對北京政權，只能孤獨地展開一場牧童大衛面對巨人歌利亞的戰鬥。

重視中文教育，延續文化馨香

在歷代港督中，金文泰是最富於學者氣質的一位，他崇尚古典文學和藝術，精通多種語言，勤於著述。他曾將清代文學家招子庸所著的《解心粵謳》翻譯成英文《Cantonese Love Songs》（《嶺南情歌》），首次將《粵謳》介紹到英語世界。他還著有《英屬圭亞那華人》、《英屬圭亞那憲制史》等著作。一九二八年，著名印度詩人泰戈爾訪問香港，曾評價金文泰是「我在東方遇過最有修養的歐洲人」。

早在十多年前，當時的港督盧吉爵士就認為金文泰才華洋溢，一度打算在香港大學成立時提名其出任創校校長。事實上，金文泰曾大力支持設立香港大學，一九一一年四月署任香港大學創校官守校董。當香港大學於一九一二年正式成立時，他更為大學撰寫拉丁文校歌、捐贈大批重要的中國典籍，並為大學的中英文化關係研究籌款。香港大學校方為表答謝，曾在一九一六年建議向金文泰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可是由於當時金文泰身在外地，結果要遲至十年之後的一九二六年，港大才向已貴為港督的金文泰頒發這一榮譽學位。

金文泰任內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蹟，是他對中文教育之突出貢獻。在他的提倡下，香港大學於一九二七年增設中文系，聘請前清遺老賴際熙與區大典等教授中國經典。金文泰又響應周壽臣、羅旭龢等知名華人紳商的倡議，在一九二七年成立香港首間官立漢文中學，即爲金文泰中學之前身。一九二八年，金文泰進一步頒布《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香港的中文學校與國民政府採用相同的「六三三」學制，讓中文學校學生能銜接到內地的學校課程。

辛亥革命之後，有一批前清遺民移居香港，逃避他們認為混亂不堪的民國的統治，延續古人生活方式，並成立教授傳統經典的學校。他們認為，香港非民國領土，故能在此繼承儒家道統。他們考證出九龍城有南宋末代皇帝躲藏過的宋皇臺，常往此處憑弔唱和，以南宋遺臣的事跡肯定自己拒事民國的情操。省港大罷工以及中國赤潮泛濫，讓金文泰和羅旭龢等人意識到，復興儒家傳統文化或許可以抗衡激進左派意識形態，便以官方和民間的力量支持國學研究者。

一九一九年之後，五四邉又屑みM一翼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國共兩黨互相廝殺，卻都以此作爲意識形態的來源。反之，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得以保留並發揚光大，過去兩千年來處於中原文化邊緣地帶的香港，意想不到地成為一處比中原更“中華”的地方。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陰差陽錯地成為除了國民政府奠都之前的南京之外的最重要的文化保守主義基地。

金文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鍾愛和倡導，具有“雙重吊詭”的性質。第一重吊詭是：香港乃是英國從中國搶奪的殖民地，金文泰是英國政府任命的香港總督，是純種的白人。但是，二零年代卻由金文泰領頭在香港推行在中國本土已風雨飄零的傳統文化。金文泰在香港推動教育和學術朝向古典中國，成為五四新文化邉拥哪媪鳌６�在北國的故都北京，地位如同古代國子監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偏偏成為新文化邉拥膿u籃、共產主義學說發酵的基地，“比左”成為“比賽正義”的代名詞。這種文化立場的尖銳對立，讓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爲宗旨而設立的港大中文系，受到新文化邉拥拇�表人物魯迅等人的大力抨擊。此後歷史的演進證明，儒家文化早已喪失生命力，無力抵禦激進左翼學說的擴張。但是，金文泰及香港一批傳統文士的堅持並非毫無價值，一九四九年之後，以錢穆爲代表的“新儒家”群體移居香港，再次讓香港成為中國古典文史之學的重鎮。

第二重吊詭是，金文泰跟前任港督、持“白人優越論”的帝國主義者司徒拔不同，他真心實意地熱愛和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卻在無意之間催生了香港本土意識、“脫北”意識之萌芽。正如史家所說，省港大罷工的衝擊，以及金文泰對“香港例外”的宣揚，使得港人有意與“深圳河以北的中國人”區隔開來，本土主義透過教育與傳媒，從精英流向基層，從而有力地形塑了“何為香港人”之身份認同，“如是者，幾代人接受同樣的教育，有著同樣的人生歷程，便會形成新生的國族。只待香港政府進行促進公民權的改革，再把港中邊界稍為封閉，香港就會成為一個實質上的國族國家”。[32]當連香港的中學生都認同香港而拒斥中國的時候，金文泰無比熱愛的“文化中國”成了一個被解構的對象，這大概是作為“業餘漢學家”的金文泰始料不及的情形吧？

金文泰希望香港大學比北京大學更多地承傳中國的傳統文化，但近一個多世紀之後香港大學的學生們，在“香港”和“中國”發生衝突時，毅然選擇忠侦肚罢摺Ｗ钤绾妥钔暾�的香港獨立論述，就出現在香港大學學生會主辦的《學苑》雜誌上。年輕一代的香港學子提出了並非以血緣爲紐帶，而是以邊界、歷史、文化，加上逃離極權、追求自由來的經歷來共同界定的“公民民族主義”。他們最終目標乃是香港獨立建國，“追求獨立是因為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在自由民主的時代，國家主權當在人民身上，而港人亦理應擁有自己國家的權力，與世界其他各國平起平坐，這是理所當然的”。[33]港大成為港獨思想的大本營，也成為北京政權的眼中釘——北京恨不得將這所香港的第一學府關閉。港大不是金文泰故意在香港埋下的“定時炸彈”——若金文泰讀到《學苑》雜誌上的文字，應該嘆息自己當年的作為乃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