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五千年的奴隶制” |
| 送交者: 樊斤品 2017年04月08日01:06:44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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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说：“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人殉，人牲，在早期的希腊史籍中还有记载，中国有更多记载”（《顾准文集》289、291页，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既然中国的人殉更多，中国的奴隶制就可能更深更广更隐蔽而不自知。
一，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
综合人类史上有关奴隶社会的史料挖掘，可以得出，奴隶社会具备如下十个基本特征：
1、奴隶主对奴隶的生命具有生杀予夺大权，或者奴隶主杀死奴隶与奴隶杀死奴隶主，有着完全不同且差异显着的刑罚标准；
2、奴隶主对奴隶的产出具有无偿占有的权利，但不承担任何义务；
3、有一整套制度和礼仪保证奴隶社会的阶级差别；
4、有完整的户籍和工籍制度，并且一般不可以转籍，奴隶主与奴隶等级固化，没有改籍空间；
5、除了赋税之外，奴隶必须无偿承担徭役；
6、奴隶不能逃跑，不能擅自离开所在地域，有户籍限制；
7、奴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不动资产；
8、奴隶不得反抗奴隶主，不得表现出对奴隶主的不尊重乃至嘲讽，更不能批评；
9、奴隶不具有自主的婚育繁衍权，奴隶会承受肉刑；
10：奴隶没有包括决定其自身权利的参政议政权。
从上述十个标准来进行比较，中国传统社会的确具备了奴隶制社会的绝大多数特征，唯一差别只在于程度的深浅有所不同。造成这种深浅差异的，则在于朱熹《论差役利害状》中所言的“祖宗成法”。这种“祖宗成法”不存在于法典之中，而是一种社会基本认可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规定了官吏驭民的主要职责在于“优抚”而不是强迫、派遣徭役应当支付一定的费用、决讼还应当照顾社会舆论和情感、土地所有权虽在官方（皇帝）但仍允许有限的民间买卖，但必须取得官家承认等等。
纵观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凡是“祖宗成法”执行的比较好的时期，基本上都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祖宗成法”被破坏甚至被抛弃的时期，则人民大多处于一种“连奴隶都坐不稳”的时代（鲁迅语）。
二，中国奴隶制的根源
在雅典，最贫穷的公民一般没有奴隶，占有大批奴隶的富人极少。普通小康人家的奴隶并不是取代主人的劳动，而是与主人并肩劳动。雅典的一些宏伟建筑就是自由人与奴隶共同建造的，他们同样干活，领同样工资。顾准说：古希腊整个雅典城邦因为政务繁忙，常任吏员不可缺少，这些吏员就由国家奴隶充当。这些奴隶每人每天领取的“给养”相当于出席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公民所领的津贴，也可以自行觅取住房等……法律还规定主人不得任意殴打和杀死奴隶，如果奴隶受到奴隶主虐待和生命威胁，他可以跑到神庙去请求法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甚至不得进入神庙加以干涉。奴隶可以申诉，如果如果奴隶主认罪，奴隶可获得财产和自由。古希腊一些学者如柏拉图和色诺芬在批评雅典自由时，都指责和嘲笑雅典过分放纵奴隶的做法：奴隶与主人一样自由，不允许殴打奴隶，奴隶不给公民让路，奴隶的穿着不逊于自由人，在大街上凭外貌和服饰打扮分辨不出奴隶和自由人等。这种批评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崇尚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主人对待奴隶较为宽厚的事实。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K波普甚至认为“雅典把奴隶看作人，”“雅典民主已非常接近于奴隶制的废除”。
古希腊刑罚施行原则是：对奴隶处罚肉体，对自由民主要是处罚财产或者剥夺权利。希腊的奴隶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注定终身为奴。而罗马有奴隶解放制度。这是一种或用存下的钱赎回自由，或在长年辛劳之后，象退修金一样的被授予自由的制度。而获得自由的奴隶被称为解放奴隶，其子孙可获得罗马公民权。
奴隶制不是来源于法律规定，而是人们心灵的产物；它来自于“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和“称王称霸”的不平等心理结构，来自于我们被传统熏染的那个意识形态。譬如说：儒家的经典书籍里面就有一个奴隶主或奴隶的意识形态在里面。诗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句诗词从人身归属权和生产资料归属权两个方面，准确地描述了中国五千年奴隶制的实质。这就是说一切都是王的，王可以随意地支配“土”和“臣”，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隶主霸权意识！
还有那个“打江山、坐江山”的理论，就是把“土”和“臣”当作被俘获的“鹿”，这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隶主霸权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必然采取是奴隶制，绑下了全体的民众，迫使全体民众成为了皇家政权下的奴隶。刘邦打下天下后，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臣觐见跪拜之礼，本质上也是依据人身与经济归属权这一核心价值观念所制定的，并且将这一官礼推广到民间，形成层级递进的拜官制度，到清帝逊位方绝。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自由民的社会，那么这种显然带有奴隶制特征的，象征人身与经济归属权仪式的跪拜礼，必然不应该存在。而存在这种跪拜礼的社会，必然应该属于奴隶社会。
无论是盛世繁荣，还是民族危亡，国人民众永远是绞肉机里被绞榨的物，国家兴、百姓苦，国家衰、百姓苦。中国人就这样过了几千年，但是唯有这六十多年，百姓是苦上加苦，在共党统治下的这六十年里，中国人活得惨，活得累，活得提心吊胆，还活得穷，更是活得没有尊严。
中华民族的奴隶社会与其它民族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有一些不同，比如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奴隶主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而在世界范围内其它民族中，奴隶主却可以很多，奴隶主之间形成隐形的竞争和议价机制，促进了奴隶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历史文化中，奴隶制不过是一种以经济为主体的制度（马克思也将奴隶制认定为一种基础的经济制度），而只有在中国，奴隶制发展为一套以政治制度为主体的、以层级结构为特征的、覆盖整个社会的制度，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层级结构金字塔型奴隶制”。这种层级结构的奴隶制，奴隶主只有一个，奴隶基数足够庞大，每一个奴隶相对所承担的奴隶义务较少，因此这种奴隶制度可以长时间的延续。而世界其他大多数民族，因为没有形成这种层级化结构，而是一种“多中心分封式奴隶制”，奴隶主之间为了经济效益的竞争，最终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只有中国成功的将经济学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进化成为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没有完成这一转化。中国将原本分封的奴隶主，同样纳入了奴隶等级管理架构之中，通过剥夺其自卫权，进而剥夺了他们的议价权，成为单一奴隶主（皇帝）治下的高等级奴隶。
三，中国皇权奴隶主专制天下第一
1．西方的王权受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譬如：斯巴达设有国王两人，权力平等。平时只拥有宗教和司法上的权力，战时由一名国王任军事统帅，指挥对外战争；两个国王受到了广泛的监督。许多国家的国王都是有任期的：瑞典国王任期为九年，古希腊国王任期为八年，巴比仑国王任期为一年，日本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天皇轮流执政的政治奇观，每位天皇的执政期限只有一个月……似乎国王这一行当比其他任何行当更须要及时更换新鲜血液。西方中世纪有如下特点：
①古典时代确立的制度通过基督教的维持仍有一定的影响，教权和王权之间相互竞争而抑制了王权。在西方，近代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最初是在宗教的庇护下得以孕育形成并发育成熟的。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以对君权进行任何有效的制约与均衡。
②法律限制王权。日耳曼部落习惯法中限制王权的因素还在，他们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陪审员制度为欧洲少数国家所继承。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
③封建领主相对独立于王权，国王和贵族之间通过契约互相制约。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颠覆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④人民制约王权。公民大会继续在某些国家存在；即使在西欧君主制时期，还存着制约君权的国会，存在着合法的反对舞台，甚至由议会来选（废）国王的。
⑤城市自治。商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形成了行会，城市土地逐渐从封建领主手中落入城市人手中，富裕工商市民发展成为上层人物。当市民各阶级联合的力量变得足够强大时，他们发动革命，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
2．中国皇权无任何制约
中国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君主，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中国的君主从来就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一人说了算，谁也不能约束和监督他。秦始皇规定：严禁评价君主，议论人君者死罪，皇帝称一世、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而无需褒贬。皇权神授，皇权无限，皇权完美无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中国皇权专制文化规定的不可质疑的仵值观。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层，地位更低下。唯一可令皇帝俯首的就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秦始皇时期的中国就出现了第一个标准的专制政治。所谓标准，就是百官不对人民负责，只层层向上级负责，最后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一人负责。后世几千年莫不以此为榜样。这种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中国是“以皇帝为本”的。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人所垄断；不但政治权力，而且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皆集中于皇帝。社会的所有方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曾经有许多人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不满而被斩首，也有人因为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而被千刀万剐。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悬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血海尸山……
欧洲大封建主仅把国王看作“平等的第一员”。等级君主制建立后，王权受到等级代议机关的一定限制。找不出一个欧洲的封建帝国可以与秦制帝国相比拟。秦始皇“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以自奉”，二千万人口的国家，居然能调用140万劳力为自己修宫、造陵。公元2世纪时，偌大的罗马帝国，中央政府官员不过150人，而明世宗锦衣卫的特务竟达15.6万人。威震全欧的拿破仑，终身两次娶妻，第一位还是比他年长几岁的寡妇。他难以想像中国帝王竟能“后宫万人”，“粉黛三千”。欧洲著名的专制名言是“朕即国家”，比之我国“富有四海，臣妾兆亿”算得了什么？中国社会曾发生十次以上人口死亡过半的毁灭性灾难，起码有四次是由于帝王暴虐、倒行逆施造成的。在欧洲，这是不可能的。
“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为了夺取皇位，几千年中国烽火不息。孙中山说过：“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为了保住皇位，历代中国帝王不得不绞尽脑汁，展开了巩固统治的漫长接力。他们防范权臣、防范外戚、防范太监，直至防范自己的妻子兄弟；他们发明了“保甲制”、“连坐制”、“科举制”、“文字狱”，从控制人民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民的头脑，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式专制监狱。
中国的专制皇权，是世界上最完备、最极端、最不受监督制衡的绝对权力。君临天下的地位，奸谀群小拥簇的环境，以及中国人长期遭受专权统治形成的对权力无条件的屈从，认同、崇拜的社会氛围；尤其是叔孙通定朝仪制定的一系列程式化的语言、音乐以及五体投地，完全臣服的程式化肢体动作；无不有助于形成一种为树立绝对权力服务的宗教化的心理定式。除了皇帝外，下面各个层次的官吏，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这样也就确立了各个层次的绝对权力。这种高度垄断的绝对王权长期存在就说明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极端腐朽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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