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經歷了近一千年的黑暗時代，教廷獨裁，想像力和創意窒息，一切停滯，膽敢獨立思考的人送進宗教裁判所和押上火刑架。直到十六世紀初，一群勇敢的牧師向教廷抗議，馬丁路德在教堂大門張貼抗議書，要求打破梵蒂岡的聖經解釋壟斷。這群歐洲的抗議者冒起時，剛好英國的亨利八世因離婚與教廷決裂，英國也反教廷。於是「抗議者」（Protestants）在史上成為宗教改革、催生人性復甦和文藝復興的統稱，成為歐洲和英國一股時勢匯聚的「新教」。
從此三百年，英國和歐洲雖然經歷了血腥瑪麗的反動、法國革命的紅色恐怖，所幸都只是在進步和變革期間短暫的嘔吐。牛頓之後，工業革命，整個十九世紀，第一流的人才輩出，整體是豐盛而美好。左右兩方的爭論和制衡，直到二十世紀初失控，衍生為列寧共產和希特拉納粹兩大病毒，其中之一，遺禍至今。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之崩，「明天會更好」一度幾成永久的事實。但是西方文明此時耽於歡欣，盲目樂觀，低估了人性的陰暗和邪惡的反撲力。九十年代的英美，克林頓總統和貝理雅首相均為戰後的嬰兒潮代，適坐享了電腦科技的革命之利，少讀了一點歷史，還記得「真的戀愛了」（Love Actually）這部英語世界左翼政治宣傳電影嗎？滋生了盲目的樂觀，加上大選四五年一任的短視，西方文明在自戀和自大的泡沫裏，自我製造了「政治正確」的細菌。一瞬間伊斯蘭國的病毒原來已經登陸，這時才知道，明天不但不太好，而且西方正在下一個黑暗時代的門檻上。
土耳其修憲公投結果，全面倒退。西方之可能失去土耳其（To lose Turkey），三十年後回顧，其災難後果可與一九四九年杜魯門、馬歇爾之「失去中國」（Lost China）比擬。西方未能及時制止本來可靠地橫亙於歐亞之間和愛琴海海岸的這個準同盟向原教旨主義的黑淵滑落，本來可以抓一把，現在拽不住了，土耳其開始滑落了。
既然因懶惰而錯過了時機，要避免西方文明之終結，事至如今，你要帶頭倒退：減削福利、停止吸服大麻、婦女和同性戀的權益要促進支持，不過是在中東。用一個強人，以武制武，以毒攻毒。對不起，像國際歌唱的：這是最後的時刻，是不得已拿起武器的時候。暖風薰得遊人醉，便把杭州當汴州，敵人兵臨城下，自己死到臨頭，一味的詛咒川普是希特拉，只會加速西方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