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工作日的黎明之前，非洲西南海岸的沙漠附近都會發生一場晨間遷徙。5點30分，在斯瓦科普蒙德——納米比亞的一塊飛地，這裡的歷經上百年風霜的古老建築，依然帶有德國殖民者留下的印記——身穿卡其布制服、形單影隻的男人們從一些房屋和公寓樓里冒出來，快步走在黑暗中，褲子上的白色反光條紋閃閃發亮。他們不是非洲人，而是中國人。當這些男人匯聚至利伯蒂納·阿馬蒂拉大道(Libertina Amathila Avenue)的一所小房子的時候，大西洋海岸這座城鎮的其他人尚未甦醒，利伯蒂納·阿馬蒂拉大道是唯一一個燈光閃爍的地方。

迪蘭·鄧(Dylan Teng)是最後抵達的人之一。現年29歲的他是一名工程師，留着平頭，戴着一副金屬框架的眼鏡，看上去有些孩子氣。他加入其他人的行列，狼吞虎咽地吃下由饅頭和粥組成的早餐——自從在三年半以前抵達納米比亞以來，幾乎每天都是如此。隨後，他拿起由公司的廚師準備的一份打包的午餐，在天空仍有星光閃耀的6點整登上一輛大巴。印在大巴上的“CGN”，是大型國企中國廣核集團英文名稱的首字母縮寫，該公司擁有中國在非洲最大的項目。

一小時後，太陽升起時，大巴穿過一片崎嶇的不毛之地，下到哈薩博鈾礦(Husab Uranium Mine)，它是世界第二大鈾礦，投資高達46億美元。迪蘭·鄧來這裡已經快有一千回了，但他眼中的哈薩博依然像一座海市蜃樓：一座在沙地上綿延7公里的幻城，有着岩石底層上挖出的兩個巨大的露天礦坑，以及一家在2016年最後一個工作日生產出自己的首批“黃餅”的加工廠——以八氧化三鈾為主要成份的“黃餅”，可被用於生產核電（以及製造武器）。“我們那天舉辦了一個很大的慶功會，”迪蘭·鄧說。

迪蘭·鄧出生於中國西南省份四川的一個小村莊，是村上少有的幾個大學生之一。他對哈薩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認識。它不僅是掙扎求存的納米比亞經濟的生命線——據納米比亞估計，當這個鈾礦於明年全面投產時，會讓該國國內生產總值提高5%。它產出的鈾本身——幾乎全都會被運往中國——還將幫助把迪蘭·鄧的祖國變成核能領域的一個世界領導者，減少對煤的依賴。迪蘭·鄧來納米比亞前在北京工作，那裡的天空常常籠罩着源於燃煤污染的灰色霧霾，中國東部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眼下，他正在非洲無垠的鈷藍色天空下為未來而奮鬥——他自己的未來以及他的祖國的未來。“我以前從未想到，”他說，“我會來到半個世界以外的地方。”

如今，全球各個角落都能感覺到中國的吸引力，但鮮有國家能比納米比亞更為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力量。這個多風的國家距離中國首都北京大約8000英里，人口約240萬，僅僅是北京的十分之一。哈薩博鈾礦是近年才被發現的，它所在的那片沙漠過去僅僅因為出產百歲蘭而聞名。百歲蘭是一種低矮、下垂的植物，只有兩片葉子，能活1000多年，是納米比亞的國花。現在，在短短1000多天裡，中國的影響力早已蔓延到了鈾礦之外的地方。

就在斯瓦科普蒙德的北邊，中國的一個遙測站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它的雷達天線指向天空，追蹤衛星和航天任務。在斯瓦科普蒙德以南25英里的沃爾維斯灣，一家中國國有企業正在修建一個人工半島，其面積相當於40個棒球場。這個半島屬於一項龐大的港口擴建工程。附近的其他中國項目還包括多條新公路、一個大型購物中心、一個花崗岩廠和一個投資四億美元的燃油庫。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在這個港口川流不息：裝滿水泥、服裝和機械的海運集裝箱源源不斷地到來，瓷磚和礦產則起航運往中國，有時還會有非法木材和瀕危野生動物。貿易活動如此熱火朝天，以至於中國提議在沃爾維斯灣建立海軍基地的謠言並沒有讓當地人覺得難以置信，雖然中國官員強烈地否認了此事。

這個位於偏遠地區的小小貿易基地讓外界得以一窺這場全球投資與貿易狂潮，它或許是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波浪潮了。在經濟（對資源和新市場的渴求）和政治（對戰略盟友的渴望）的驅動下，中國的公司和工人湧入世界各個角落。2000年，只有五個國家認為中國是它們最大的貿易夥伴。如今，從澳大利亞到美國，已經有100多個國家視中國為最大的貿易夥伴。擬建項目的鼓聲從未停止：中國首個海外軍事行動基地預計在吉布提建立；一條貫穿尼日利亞的高速鐵路預計投資80億美元，；一條近乎神奇的運河橫穿尼加拉瓜，預計耗資500億美元。儘管中國的繁榮放緩，但它仍在加速推進自己最宏大的計劃：在其“一帶一路”——這個名字是指貿易線路——計劃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要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投資1.6萬億美元，用於亞洲、非洲和中東各地的基礎設施和開發。該計劃將讓美國在二戰之後向歐洲提供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也相形見絀。

中國與非洲的關係可追溯至60年代。當時，毛澤東主席倡導與發展中國家，即他所說的“亞非拉”——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一個字組成的簡稱——團結一致。儘管貧窮且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之中，但在1976年，中國通過建成一條1156英里長的鐵路贏得了新盟友。這條鐵路在荒野之中穿行，連通了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中國的援助繼續滲入，但在近30年時間裡沒再出現其他大項目，因為中國遵照領導人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指示，把精力集中在國內經濟建設上。本世紀前十年，這種情況結束了。北京意識到需要利用外國資源和盟友促進經濟增長，於是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

現在，如果從上海乘坐紅眼航班前往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你可能會坐在一群中國工人中間。他們的目的地可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赤道幾內亞的一個建築工地、莫桑比克的一個棉加工廠，或是尼日利亞的一個電信項目。過去20年裡，中國與非洲國家的貿易增加了40倍。這些工人和移民正在實現中國的全球願景，如今他們在非洲隨處可見——有人估計他們的人數高達100萬——以至當我和妻子走進亞的斯一家湖南餐廳，幾個面色紅潤，吃着回鍋肉的工人脫口而出：“啊，老外來了！”指出他們自己也是老外似乎有些無禮。

中國向前推進時，西方似乎正在撤退。冷戰期間，對於相互競爭的超級大國來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充當着它們的代理人角色。冷戰結束後，美國對這些地方的介入就減少了。中國的崛起和中東的戰火也分散了美國的資源與注意力。現在，隨着華盛頓在自由貿易和氣候變化等問題的全球協議方面遭到質疑，北京也有了更多砝碼，可以推動自己的計劃，並彰顯自己的全球領導力。特朗普總統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的不屑，正好令北京的貿易提議變得更加誘人，這些提議都是把美國排除在外的。“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區，特朗普政府相對而言的不關注肯定給中國製造了可以填補的空白，”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項目(China Policy Program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主任、2013年出版的《中國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一書的作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說。但“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一個局部大國——只能向其他國家提供經濟關係”。

但對納米比亞這樣的國家來說，中國的推銷可能無法抗拒。這部分是因為它們有着團結一心的歷史淵源。北京曾支持黑人民族主義運動反抗種族隔離與南非白人統治者的解放鬥爭。60年代初，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簡稱Swapo）領袖山姆·努喬馬(Sam Nujoma)曾訪問北京，尋求武器和資金。當納米比亞最終在1990年初宣布獨立時，中國成為其最早的外交盟友之一，宣布兩國是“全天候的朋友”。（暴力鎮壓1989年的民主運動後，北京也渴望獲得盟友，以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除了把自己的歷史作為擺脫貧困的榜樣外，中國還提供無附帶條件的資金。不同於西方的援助，這些資金不以諸如人權、廉政或財政緊縮這樣的細節為條件。“我們非常歡迎中國，因為它讓我們在西方——不管是南非還是西方世界——主導的議程之外，第一次真正有了其他選擇，”納米比亞財政部長卡勒·施萊特魏因(Calle Schlettwein)對我說。“中國人說，‘我們想讓你們做自己命運的主人，所以告訴我們你們想要什麼。’”但他說，中國人也有自己的條件。“他們想要對一切事務事實上的絕對控制權，因此很難產生一種真正有幫助的形勢。”

中國領導人堅稱它的影響完全是有益的，是在全球實現他們所說的“合作共贏”。中國公司正在這裡修建公路和鐵路、港口和管道、礦井和電信網絡，的確，如果沒有他們，這些項目或許永遠修不起來。哈薩博鈾礦由中國廣核集團的子公司持股90%，納米比亞政府持股10%，中國的投資正在為該國抵禦經濟衰退貢獻力量。“我們幫助納米比亞取得了政治解放，”夏麗麗（音）曾是中國的一名外交官，現在納米比亞首都溫得和克一家中國公司擔任高管，她說。“現在，我們正在幫助它爭取經濟解放。”

然而，對一些納米比亞人來說，中國的大量貸款和投資看上去不太像自由，更像是一種新的殖民主義形式。基礎設施受到歡迎，但是，儘管中國提供的貸款讓相關項目成為可能，它們也讓經濟背上了債務，並且對降低該國接近30%的失業率幾乎沒起到作用。此外，過去幾個月裡一系列涉及中國人的醜聞，包括逃稅、洗錢和偷獵瀕危野生動物，使本地人對這支看上去可能是以榨取資源為主的外國勢力感到失望：他們把鈾、木材、犀牛角和利潤運出納米比亞，卻沒有惠及當地民眾。因為種族隔離的遺留影響，納米比亞是全世界經濟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1月，溫得和克一家報紙在頭版上用一幅插圖刻畫了這種日漸強烈的情緒，畫面上，一條金色的龍正在吞食納米比亞國旗，標題是“用納米比亞餵中國人”(Feeding Namibia to the Chinese)。

中國正在給世界帶來什麼改變？這個問題常常被設定成一個非此即彼的命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救星，是唯一一個投資它們未來的世界強國嗎，抑或當前只是新殖民時代的黎明？然而，這個問題本身就是誤導性的。和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一樣，在納米比亞，這兩種敘事令人不安地同時存在着，不可能理清。“你可以說中國是非洲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最糟糕的事情，”周播節目《中國在非洲播客》(China in Africa Podcast)的主持人之一埃里克·奧蘭德(Eric Olander)說。“美妙之處就在於這其中的錯綜複雜。”

餐廳鮮綠色的水泥外牆上掛着牌子，上面用中文寫着“夜上海”。餐廳裡面，吃午飯的人群已經離去，只有六名中年中國男女圍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其中就有餐廳老闆詹姆斯·沈(James Shen)和他妻子羅絲(Rose)。他們一邊剝蝦，一邊盡情吮吸着蝦殼。沒人說話。牆上的平板電視上播放着中國官方電視台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的一則特別報道。報道激動地描述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實力。當海面上出現兩排爆炸時，羅絲喊了起來，“哇，我們國家這麼強大！”

這對夫婦的餐廳位於沃爾維斯灣，這座港口三面都被納米比沙漠環繞着。有人認為納米比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詹姆斯和羅絲在早期中國移民浪潮中前來。他們在20年前來到非洲，之後再未離開。背井離鄉的華人在世界上最偏遠的一些地區站穩腳跟，然後繁榮發展，這種歷史頗為悠久：從北極的西伯利亞凍原到安第斯山脈深處的礦業城鎮，我在各個地方都碰到過中國商人。在非洲，像詹姆斯和羅絲這樣的企業家發現了一個新邊疆。這裡有很多空間、自由和機會，就像早期移民在美國西部所看到的那樣。“我丈夫來考察生意，他愛上了這裡的廣闊空間，”羅絲告訴我。“但我們首先還是中國人。”

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中國移民一樣，他們先是開了一個小型夫妻店，在貨架上擺滿了用集裝箱從中國運來的廉價服裝、鞋履和箱包。那家名為“詹姆斯和羅絲”(James and Rose)的商店現在依然矗立在沃爾維斯灣中心的一個十字路口處，但他們的生意如今已經擴大到一家酒店、一家餐廳、一個卡拉OK廳、一家按摩院和一個貿易公司。如今，納米比亞幾乎每個鎮都有這種中國人開的店——在整個非洲，這種店鋪數以千計。

溫得和克的中國城位於該市工業區內，一系列長方形倉庫里開着數十家店鋪。前不久的一個周日，納米比亞人拖家帶口地在店鋪之間的過道里溜達，對着各種商品討價還價，從冒牌耐克(Nike)鞋和塑料兒童玩具，到太陽能電池板和二手手機。一名男子對我說，他喜歡這裡低廉的價格，但他也抱怨這些商品質量不好，此外還對本地服裝行業造成傷害。中國房地產企業家吳喬俠（音）是靠北部奧沙卡蒂鎮的一家簡易小店起家的，他對這種指責不屑一顧。“我們來之前，納米比亞很多孩子甚至連鞋都沒有，”吳喬俠說。“這裡的人什麼都需要，是我們廉價賣給他們的。”

黃躍權是納米比亞最有影響力的中國移民之一，他把一個小型紡織企業發展成了一個採礦、房地產和貿易企業集團。待人熱情的他現年49歲，來自距上海西北大約兩小時車程的南通市。近20年前，黃躍權來到納米比亞。從早期，他就從中發揮作用，把毗鄰安哥拉邊境的寧靜小鎮奧希坎戈變成了一個繁榮的中國貿易中心，以他的產業為支柱。因繁榮的石油生產而致富的安哥拉人大量湧入，用美元，有時是鑽石，購買立體音響和SUV這類東西。油價的暴跌把奧希坎戈變成了一座鬼城。但是，通過他的太陽投資集團，黃躍權已經經營了多種利潤豐厚的企業，包括一家礦業公司。該礦企已在哈薩博附近發現了其他鈾礦。

黃躍權的成功，部分來自和納米比亞的政治精英建立關係。自納米比亞獨立以來，前身是游擊隊組織的納米比亞人組黨(Swapo)一直主宰着該國的選舉。這種穩定受到了中國統治者以及希望建立長期關係的企業家們青睞。黃躍權說，納米比亞國父山姆·努喬馬是“我的特別顧問”。2014年競選期間，黃躍權和納米比亞人組黨候選人哈格·根哥布(Hage Geingob)（時任總理，現任總統）出席了一場晚宴。據本地的報道稱，在晚宴上，這名中國商人承諾向根哥布所在的政黨捐款100萬納米比亞元——大約相當於九萬美元。（黃躍權否認了這一報道。）

黃躍權的朋友更願意強調他通過自己創辦的慈善機構“納米比亞華人愛心組織”(Namibia-China Loving Heart Organization)，為東道國做出了多少回報。（我去採訪時，黃躍權不在納米比亞，但他授權兩名副手代表他接受我的採訪。）過去七年裡，黃躍權的慈善機構向納米比亞學生發放了逾200萬美元的獎學金，供他們去中國上醫學院（當然，是在南通）。然而，部分批評人士說，一些接受黃躍權善款的人並不是窮學生，而是統治精英的子女。此外，本地媒體去年曝出，在根哥布2014年當選總統之前，黃躍權控股的一家房地產企業的其他股東是根哥布的家族信託基金和他的前妻。黃躍權和根哥布試圖在媒體上撇清與對方的關係，根哥布也宣稱沒有對該公司的經營控制權。但黃躍權的朋友對他巴結權貴的做法感到擔心。“我一直提醒傑克（Jack，黃躍權的英文名——譯註），”一個偶爾和黃躍權打交道的商人說。“不要離火太近。會引火燒身。”

生活在納米比亞的中國人的具體人數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目前沒有權威的數據，合同工人數的波動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去年秋天，納米比亞內務部稱納米比亞生活着10萬中國人，相當於該國人口的4%，這個數字引起了警覺。根據更保守的估計，中國人的人數在一萬到兩萬人之間。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在納米比亞和所有發展中國家，老一代長期移民正在被中國新移民所超越：這些新移民是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他們去國外是為了獲得經驗，並且賺一小筆錢，之後就會回到中國。“我們屬於最先來的，”羅絲·沈說，“但現在到處都有中國人。”

年輕電信工程師肖恩·郝(Sean Hao)在溫得和克工作，他也是這個移民群體中的一員。他在中國中部省份陝西的一個窯洞裡長大成人，從沒有人想到到他的足跡會踏出村里那片棗園。但肖恩·郝考上了大學，成了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畢業後，他在中國一家大型電信公司從事網絡安裝工作。當時，他租住在月租僅為15美元的房間裡，把500美元月薪的一大半攢下來，但這筆積蓄仍然不足以買下結婚所需的公寓。由於政府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年輕男性遠遠多於女性，一套公寓被視為男人吸引女性與自己結婚、避免成為光棍的先決條件。但對於一個在窯洞裡長大的年輕男子來說，房產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當一名獵頭告訴肖恩·郝，非洲有一個工作機會，月薪超過6000美元的時候，他以為自己遇到了騙局。“我尋思他們肯定是販賣人口的，”他笑着回憶。這個工作邀約是真實的，但工作地點在尼日利亞，他覺得不太安全。於是，肖恩·郝簽了另外一份工作合約——在安哥拉建設電信系統，月薪5000多美元，是他以前工資的十倍還多。在非洲工作了一年以後，肖恩·郝為一套位於中國中部城市西安的公寓交了首付，並讓女友的父母相信，他的財務狀況足夠安全，可以和他們的女兒結婚。肖恩·郝和妻子很快就生了一個女兒，但由於他在非洲工作，女兒長到15個月大的時候，只和他相處過一個月。“她甚至都不認識我了，”他說。他在納米比亞找到新工作以後，妻女來這裡和他團聚，但寂寞的日子只撐過了一年，她們就回國了，留下肖恩·郝一個人，在回國與家人團聚的渴望與留在納米比亞賺錢的機會之間猶豫不決。

3月末，一個溫暖的周六夜晚，肖恩·郝與十幾名中國同事聚集在溫得和克“喬的啤酒屋”(Joe’s Beerhous)的茅草屋頂下。其中兩個男人在短期工作合約到期後即將返回中國，這群人一杯杯地喝着德式啤酒為他們送行。我趕到酒吧的時候，已經有三個男人喝得不省人事，頭伏在桌子上，還有幾個人喝得東倒西歪。被指定當司機的肖恩·郝幾乎滴酒未沾。慶祝同事回國讓他陷入了沉思。“我也想回家，”他說，“但在中國找不到工資水平哪怕是和現在接近的工作。”

（請繼續關注《紐約時報》系列報道《中國式新殖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