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在中国政府高调举办“一带一路”峰会，倡导建立各国互利共赢平台的时刻，一个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群体，却面临着不可知的前景，他们就是中国的农民工。过去30多年里，大量农村移民涌入城市寻找更多机会，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却无法成为所在城市的正式居民，无法享有工作保障、医疗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退休之龄，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中国政府做了哪些努力？农民工群体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说，第一代农民工是悲惨的一代。他们在文革中失去学习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又是最早参与城市建设的一群人，无奈缺少知识和技能，大多只能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等比较低端的产业，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存在在城市里被忽视，农村也回不去了。他们当中有人在城市里安家，却没有获得相对应的福利。就算原本在农村有土地，可能也早已被征用，或因为没有土地产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价暴跌。第一代农民工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很大的贡献，际遇却相当悲惨。
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说，不论是第几代农民工，都面临一样的问题：他们的社会地位所能享受的福利基本是零。只要属于农民工群体，权益都不受国家照顾，经济发展也不会为他们带来利益。的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心态，第一代农民工较能接受这样的现状。
郭铁流说：“年纪很大的这些农民工，因为他们的劳动能力在退化，挣钱的能力在减弱，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因为生病意味着他们难以维生。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得到支持，但由于他们的家庭分散在很多地方打工，家庭实际上是被破坏掉的，无法从家庭得到支持。他们需要正常的生活和保障，实际上都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都存在，我看不到中国政府有拿出实际的办法来想解决这个问题”
胡星斗说，中国过去对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有特殊的安排，但由于农民工的高速流动性 ，加上中国存在‘封建等级’的社保制度，在三六九等中，农民工是社会福利最差的一个等级，种种因素导致农民工到了老年还是领不到养老金。这个问题若要从根本解决，应该让全中国通过法律采取同一种养老医疗福利制度。
郭铁流说，户籍制度从法律和国家管理层面制造了不公平。农民工群体在中国有两亿多人，但他们的维权意识不足，不会去思考自身权益在法理上受到伤害的根源。
胡星斗说，今天农民工的困境其实就是公民权利的困境。他说：“农民工、弱势群体，甚至不止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投票权、监督权、罢免权、新闻权，悲惨的状况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得到揭示；他们没有财政权，财政都是不公开、由官员决定的。人民代表没有权利真正监督财政的走向。农民工没有金融的权利，因为中国的金融高度垄断，农民和弱势群体因此就没有受保权利等等，确实反映了权利的贫困，因此这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中国应当开展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
郭铁流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政府牺牲的群体。他说：“中国政府一贯的统治方式有个特点，他们会把人划分成一个个群体，然后对外宣称要经济发展，就要牺牲某一部分人，但从来不去想牺牲的这部分人同不同意。这也给社会舆论造成影响，比如今天我们牺牲了农民工一些权利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发展会让所有人得到好处。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谎言。他能够牺牲这一部分人，他也可以把社会当中所有人划归於某一个群体。今天你可能变成拆迁户，明天你是上访老兵，后天你是下岗工人。”
胡星斗说：“我曾经使用‘户籍隔离’这个词，它确实和种族隔离是很像的。种族隔离时期，黑人上班经常在大街上遭到盘查，如果没有带赞助证、工作证等就要被拘留，每年有几十万黑人因为所带的身份证件不足被拘留。实际上，中国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也是这种情况。农民工一方面到城市参与建设，另一方面被搜查证件，若没有赞助证，就把他收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