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都被老頭兒騙了！”

汪朗斜靠在一張巴洛克式的椅子上，發出一陣活潑的笑聲。

按照汪朗的父親、現代中國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汪曾祺的說法，汪家人具有的獨特的精神氣質，被精準地濃縮為“隨遇而安”。

“隨遇而安”既可以用來概括汪曾祺的作品，也寫盡了他的人生。

他一生經歷了很多大事，沒完沒了的各種邉印Ｈ欢�這些都沒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跡。

汪曾祺用他的筆創造了一個隨遇而安、恬淡安閒的美好世界，但在汪朗看來，“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寫的總是比實際上的要好”。這個回答多少讓那些對汪曾祺充滿“隨遇而安”想象的人感到失落：“老頭兒有一種固執的觀念，總是把生活中他認為美的一面展現給讀者，而把那些不好的東西自己藏起來。”

但從來沒有什麼是可以完全藏起來卻不露任何蛛絲馬跡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儘管汪曾祺總是竭力將美的一面展現給他的讀者們，但只要細心搜求，仍然可以從中尋出草蛇灰線，讓人略窺端倪。

“我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只有我這裡一點是熱的。”

當汪曾祺寫下這句話時，正是1948年的年底，苦悶和抑鬱在這個北平的暮冬時節圍困了這個28歲的年輕人，一如一路奏凱的解放軍包圍了這座蕭條的故都。此時的汪曾祺，剛剛從失業和貧困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在他的老師沈從文的幫助下，在設於午門的歷史博物館裡值靡粋�館員的差事。

1948年的汪曾祺所面臨的卻是一種強烈的挫敗感。這種挫敗感的來源是這個年輕人曾經滿懷的雄心壯志。作為著名教授沈從文的入門弟子，文壇上的小有名氣讓汪曾祺相信，他完全可以像自己的老師沈從文一樣，憑藉一支筆闖出一個天地。

當這位在西南聯大期間即以天賦才華和文筆而聞名的肄業生，滿懷理想和抱負衝向社會中時，卻被無情的現實擊打得遍體鱗傷，這段尷尬的經歷在他晚年的回憶中幾乎被淡化不提。但在汪曾祺早年的作品，特別是佚散的作品中表露無遺。貧窮是第一個附骨之疽，早在聯大讀書時代，貧窮就已經緊緊地跟定這位消瘦的年輕人。儘管，汪曾祺在四十多年後的回憶文章中，將西南聯大的學生生活描述得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妙趣所在，但汪曾祺的好友楊毓珉，卻記錄下了他親眼目睹汪曾祺的艱困境況：

他（汪曾祺）已搬到從前周大奎住的那間五平方米的小房子裡，真可謂家徒四壁，屋裡只有一張三屜桌，一個方凳，牆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幾本舊書，原來此公白天在桌上寫文章，晚上裹一床舊棉絮，連鋪帶蓋地蜷在這張三屜桌上。看起來能賣的都在夜市上賣了。肯定時不時餓幾餐飯。

汪曾祺在故鄉高郵的家庭乃是一個殷實之家，但這個家庭似乎並沒有在汪曾祺最困窘時對這個大家庭的少爺伸出援手。

“我猜想，我父親和他父親之間的關係也許並不像他寫得那麼好，不然為什麼他那麼困難時家裡都沒給過幫助？”汪朗回憶道，他指的是汪曾祺那篇著名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然而，那種父子怡怡、同樂一堂的情景，也許只發生在汪曾祺的記憶中和想象裡。當汪曾祺走出校園，亟須尋得一份稚�口糧時，他的家人再一次讓他失望。他的老家高郵正處於國共鏖戰的兵燹之禍中，求託的熟人和朋友也都以愛莫能助拒絕了他。從香港到上海，這個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幾乎落魄到極點，在1946年的小品文《風景》中，汪曾祺將自己稱為“全像一根落在泥水裡的雞毛”：

我一定非常醜，我臉上線條零亂蕪雜，我動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說話，我若一開口一定不知所云！我真不知道我怎麼把自己糟蹋到這種地步。是的，我窮，我口袋裡錢少得我要不時摸一摸它，我隨時害怕萬一摔了一跤把人家櫥窗打破了怎麼辦……但我窮的不止是錢，我失去愛的陽光了。

自覺落魄已極的汪曾祺，曾經非常認真地思考過死亡。

他的恩師沈從文承擔了那個拯救者的角色，汪曾祺寄來的那封帶有輕生情緒的信讓沈從文怒不可遏，他用近乎斥責的語氣將汪曾祺從憂鬱的死亡深淵拉了回來，“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裡有一支筆，怕什麼！”——這封寫於1946年的回信以及之後的幾次師生間的談話，幾乎可以成為汪曾祺的轉折點，自殺的念頭再也沒有出現在他的腦海裡。

儘管在晚年的回憶中，汪曾祺將這段並不美好的回憶大大稀釋，藏進了溫情恬淡的文字中，但在那時，落魄、困頓和貧窮真切地佔據著他的生活。

“我願意是個瘋子，可以不感覺自己的痛苦。”

這句話剛剛出現在民間文藝研究會的黑板報上時，並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它連同黑板報上的整篇文章，都不過是1957年全國鋪天蓋地湧現的大量批評文字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筆。即使是它的作者汪曾祺，在寫下這段話時，也對它即將給自己帶來的嚴重後果渾然不覺。

他只是認為和其他像他一樣的知識分子一樣，給領導提些意見，甚至這些意見還是在單位領導的反覆勸說和命令下，才勉為其難提筆寫下的。為了表明自己並無借提意見為名攻擊黨的領導的異心，汪曾祺特意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如此寫道：“我愛我的國家，並且也愛黨，否則，我就會坐到樹下去抽菸，去看天上的白雲。”這篇文章有一個謹小慎微的標題《惶惑》。

從某種意義上講，“惶惑”這兩個字可以作為汪曾祺此時最直觀的感受。比起宏大的時代背景，汪曾祺從來只關注個人的感受，這也是他能夠在一個寒涼的世界裡為自己留住一絲溫暖的原因。

他有自己充實的內心世界，如果不是物質生活的貧苦時時牽動他的憂鬱的神經，那麼他完全可以遁入自我的桃源鄉里。但1949年之後的知識分子則發現，必須拋棄個人的私心雜念，將自己融入到集體的大海之中，成為“人民群眾汪洋中的一滴水”，進行思想改造。

在開始的幾年裡，汪曾祺幾乎中斷了自己的小說寫作，甚至對他參加的政治邉右步^口不提。

直到多年以後，他才模模糊糊地對他的兒子汪朗講起自己參加土改下鄉時的一件軼事，村裡的一個地主在工作組進村後害怕鬥爭自殺了，“那方式很特別，是用一根扎腿的腿帶，拴在竹床的欄杆上，勒住脖子，躺著，死了”，汪曾祺對這件事情毫無經驗，工作組的另一個曾經組織過游擊隊的和尚卻“十分老練”地“左右開弓打了地主兩個大嘴巴，說：‘埋了！’”

這些直面死亡的暴力場景，從未出現在汪曾祺的任何一篇作品裡，他小心翼翼地躲避著政治可能給他帶來的麻煩。靠著緘默與謙虛，汪曾祺在最初的歲月中並沒有遭遇太大的波折，甚至享受了優厚的待遇，但時間卻一直推著他抵達1957年。當那篇代表他內心真實想法的《惶惑》寫在黑板報上時，他的命咧�輪便急速地滑向他的老師昔日的覆轍。

山雨來前是可疑的平靜，但汪曾祺卻對此渾然不覺，在反右邉油吒�雷鳴之際，他甚至享受了一次高幹待遇，乘坐了一次軟臥，品嚐了黃河鯉魚，當他認為自己再一次從政治邉又袃e倖兔脫時，命呦蛩�掀起了可怖的面紗。

1958年夏天，一天，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樓梯，過道里貼滿了圍攻我的大字報。要拔掉編輯部的“白旗”，措辭很激烈，已經出現“右派”的字樣。我頓時傻了。邉樱�都是這樣：突然襲擊。其實背後已經策劃了一些日子，開了幾次會，做了充分的準備，只是本人還矇在鼓裡，什麼也不知道。這可以說是暗算。但願這種暗算以後少來，這實在是很傷人的。如果當時量一量血壓，一定猛然增高。

多年以後，汪曾祺在他那篇確立了自己“隨遇而安”形象的散文《隨遇而安》中，如此描述自己被劃成“右派”的經過。

他回家向妻子轉述自己被劃為右派時領導與他的談話時，“忍不住哭出聲來，當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我的事情我自己負責，與黨無關’。後來又有點後怕，認為這樣的做法還是和黨抗拒。”

 “右派”下放改造的經歷，後來成為汪曾祺80年代小說和散文取之不盡的材料來源，勞改中的汪曾祺都符合他筆下的隨遇而安的形象，恬淡、平靜，似乎還頗為享受這種難得的人生經歷。但箇中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私人交談中提起這段經歷時，汪形容自己戴著右派帽子在農村勞動時“心裡很悽慘”，唯一的樂事就是給六歲的兒子汪朗用拼音寫信。

“他從來沒有細說過自己當年勞動改造受過的苦難，在文章中也只是一筆帶過。”汪朗如此回憶道。在他的印象裡，那個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現的父親是一個“很興奮，總是說個不停，向媽媽彙報他的勞動成績”的人，他隱藏了自己的最深切的苦痛，只把快樂與人分享，只有那些關注細枝末節的人才會發現“右派”經歷給他帶來了何種苦痛的印記。儘管在1960年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仍然被打入另冊。他曾經一度被江青賞識，被宣佈可以“控制使用”，為當時如火如荼的樣板戲創作助力。

“在控制使用的壓力下搞創作，那滋味可想而知”，在《隨遇而安》裡，汪曾祺用一句話帶過自己十年的經歷，似乎這一句平淡無奇的慨嘆足以概述他所遭際的一切苦痛。

經歷了動盪歲月的汪曾祺一度曾想擱置自己手中的筆，他甚至向朋友表示自己“不寫了，沒什麼好寫的！”但最後，他還是將自己的所思所想付諸筆墨，從1980年那篇一鳴驚人的《受戒》開始，一個“淡泊從容”、“寵辱不驚”、隨遇而安的汪曾祺形象，通過他的文字滲進了讀者的心靈，在這個由少年時的江南水鄉和老北京的尋常生活共同構建的世界裡，苦悶、憂鬱和惶惑都化於無形，只有“讓人舒服的溫情和安靜”。

汪曾祺太能體會到人性中隱藏的最殘酷忍鷙的一面，在適當的時機下是完全可以被誘發出來發揮得淋漓盡致的。《虐貓》是汪曾祺最煞費苦心的短篇之一。儘管這則數百字的小說常被讀者忽視，但汪曾祺卻將其選入彙輯自己得意之作的自選集當中。造反派的孩子和被批鬥者的孩子，都加入到虐殺小貓的慘酷遊戲當中，施加在貓咪身上的種種折磨手段，與當年施加在無辜者身上的凌辱毆打如出一轍。在暴戾之氣彌散的環境下，受害者和施害者會沆瀣一氣，將人性之惡發揮到極致。

暴戾會召喚暴戾，只要有一點萌芽，它就有可能復甦。這恰恰是晚年的汪曾祺所憂慮之處。對他來說，講述苦難固然能引發讀者的怵惕之心，但這只是壓抑惡性的滋長，一旦產生穴隙，暴戾之氣仍然可能趁虛而入，誘發出人性之惡。更好的方法或許是找到合適的事物填滿受傷空虛的心靈。因此，汪曾祺選擇找尋人性中至真至善的一面，將其付諸足以打動人心的文字，用溫情和純淨來洗滌暴戾的侵染。

汪朗說，“爸爸總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現給大家，把苦難的東西留在自己心裡，因為他覺得，哪怕是再絕望的時候，他也一定要給一絲絕不會斷絕的希望。”

在拜訪行將結束時，汪朗提議去看一看他工作單位池塘裡的鴨子，“就當是給你緊張的寫稿生活放鬆一下兒”。“最開始時只有兩隻鴨子，公鴨子品德很不好，欺負完母鴨子以後就飛走了”，汪朗俯下身去，望著水池裡成群優哉遊哉的鴨子說：“冬天來的時候，我們都以為它挺不過去，沒想到它還下了許多小鴨子。現在一共有十四隻。你都分不出來哪一隻是原來的，哪一隻是後來的了。”——希望就這樣一代代地傳遞下去。